“明刑弼教”最早出自《尚书·大禹谟》，该篇中记载，禹帝对皋陶说道：“你掌管着国家的刑狱之事，以五刑作为辅助，教化民众懂得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伦理道德，这才是治理国家之道。”后世将这句话归纳为“明刑弼教”。古代的“刑”不仅指刑罚，也指法律，因此“明刑弼教”的意思是以法律晓谕民众，辅助教化。

“明刑弼教”的司法理念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广受认同，常常用于裁判文书的说理。《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宋代时，有一个名叫邹应龙的人因扭断兄长的手臂、打落兄长的牙齿而被状告。后来，其兄长担心母亲难过，想要撤回诉讼。负责裁判的司法官员认为，尽管原告不打算再追究，官府仍应当对邹应龙的行为予以处罚，以示惩戒，并在裁判文书中写道：“家庭内部恩情重于道义，这是兄弟间至深的情感使然；但官府应当以刑罚来辅助教化，这是朝廷制定的国法。两者都不可以偏废。”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政法机关要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同时要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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