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兄带我们正在编纂一套《潮学集成》，刚才他演讲时也提到了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要做的这个重要项目。我这个发言是基于《潮学集成》（我和暨南大学陈晓锦教授主编）的方言卷来谈的。因为可供编选的成果太多，我们只能把时间上限定为从20世纪开始，也即1900年开始。本来想到2000年为止，但是有些成果还是超过了。所以，只能再加上一个“作者60岁以上”的附加条件。年轻人的成果暂时不收，不是我们看不起年轻人，年轻人现在比我们厉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我们实在没办法，《潮学集成》编辑体例限定，每卷不能超过30万字，最多也只能收20多篇论文（还包括第一篇《综述》）。不管作者多著名，也只能收录一篇论文。年轻人的成果，只能等后面的人来继续编，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嘛。

在真正的汉语方言学或者现代语言学出现之前，已经有了潮汕方言的成果了。但是那不能叫方言学或者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只能算是传统的语文学或者小学。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小学”，就是文字、音韵之学，具体体现为字典、韵书之类。这类成果，潮汕方言很早就有了。

韵书类的字典，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1913年就出版了。1935年，又出版了江夏懋亭氏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又名《积木知音》），后来陆陆续续又出版、印行了很多种。《潮声十五音》这一类书的发行量都是数万、数十万之多。

1935年，按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陈凌千的《潮汕字典》出版，它是模仿《康熙字典》的编写方法来编的，然后加上潮州话的注音，基本上是用同音字来注音的，找不到同音字的用反切。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华重等的《北京语音潮州方音新字典》；1981年，出版了李新魁教授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这三种字典的印行量都很大，据不完全统计，每种都在四五十万左右。

第二个部分，我们谈谈20世纪现代语言学进入中国之后的潮汕方言研究。但在20世纪前的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一些方言学的成果，我们不得不先在这里介绍一下，虽然《潮学集成·方言卷》不收录这些成果。

西方传教士关于潮汕方言研究的成果，有的编成教材，有的编成词典。例如威廉·耶士摩（Rev. William Ashmore D.D）的《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讲名词，讲动词，讲代词等等，全是用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懂的语法来编写的，而且是用英语解释，用罗马字注潮州音。要看懂西方传教士的这些书较难：一要懂英语，二要懂罗马字，三要懂潮州话。威廉·耶士摩牧师的书名写的是汕头话语法（Swatow Grammar），不过其实那个时候真正独立的汕头话并未形成（参阅施其生《从口音的年龄差异看汕头音系及其形成》），只是因为传教士在汕头登陆以后，他们的教会组织在汕头办公，知道那个地方叫汕头，就把当地方言叫“汕头方言”（Swatow Dialect）了。他们其实也不是在汕头调查、采集的方言，他们都是先从暹罗曼谷等地先学会了潮州话，然后到汕头来后继续调查、编撰著作。还有个女传教士叫菲尔德（A.M. Fielde）的，教民都亲切地叫她“菲姑娘”。称她“姑娘”不是因为年龄，而是老一辈的潮州话以“姑娘”为尊称。菲姑娘主编过一部大部头的《汕头话音义词典》，还编过一本教材《汕头方言初阶》。大家不要以为教材是用来教我们潮州人的，其实这是他们传教士自己内部教学用的。他们为了传道，自己先学当地方言。他们自己编写教材、词典，还把《圣经》旧约和新约翻译为潮州话，然后用潮州话来教给教民。

西方传教士的这些成果，在我们潮州人自己开始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我前面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以为潮州话8个声调及其例字，是《潮声十五音》最早创造出来的，其实非也，在菲姑娘等牧师的著作里面，就已经使用了现代语音学的五度标调（调值）法和四角标调（调类）法，后面还带有例字。

潮州方言在很早的时候，就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的关注。1924年，刘复（半农）的汉语《四声实验录》，对12个汉语方言点做了调研录音，潮州话就是12个录音点之一，发音人是潮州人詹显哲。

大家都知道跟刘半农合作创作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赵元任吧，赵元任先生对我们潮州话也很关注的。赵元任先生很厉害，他在一地调查一个星期的方言，到调查完了以后，他基本上就可以用当地的方言跟当地人交流。但是潮州话比较难，1929年元月下旬他在汕头和潮州做了一番调查之后，想在潮州火车站潮州话买回汕头的火车票。结果，售票员听不懂了，给错了票。当时傅斯年跟赵元任主编出版全国语言区域图，“潮汕方言”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全国的地图集中。后来陈凌千出版《潮汕字典》、翁辉东出版词语考释著作《潮汕方言》，也是受此影响而称“潮汕”的。

瑞典科学院院士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就在他的《中国语言学研究》（贺昌群译本，1934）中讲了一句话：“汕头音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老、最特殊的。”他就看了一个字，感到不可思议——熊猫的“熊”字，潮州音是[him55]，这个韵母的尾巴居然是闭口的。他一查，这个字保留的大概是上古汉语（先秦时期）的读音。

民国早期，我们潮汕人自己也开始了对潮汕方言的研究。1926年留京潮州学会的年刊就发表了刘声绎很专业的《潮州方音之研究》。后来，还有翁辉东、吴珏等人的研究（详见下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家教老师1958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了《潮州方音概说》，那年他被兰州大学请去教了一年多的书。黄家教老师是学贯中西、文理兼善的著名学者黄际遇先生的公子、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中山大学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的首届本科生加首届硕士生。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在座的詹伯慧老师1959年发表的《潮州方言》，刊于最权威的刊物《方言和普通话丛刊》。1959年，还有另外一本《潮州方言》出版，是揭西人李永明先生的著作。这两本书，至今还是潮州方言研究的代表作，是做闽南方言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

在词汇研究方面，最早对潮汕方言词语做比较深入考释的，是翁辉东先生出版于1943年的《潮汕方言》。我跟李新魁老师也做了一本《潮汕方言词考释》，199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手抄影印出版。还有一本大家都不容易看到的，是蔡俊明先生的《潮州方言词汇》。我挑了这三本著作来做介绍：一本是翁辉东的，写的主要是潮州话；我跟李新魁老师这本，主要还是写汕头话；蔡俊明老师那本，则主要是揭阳话，虽然书名叫《潮州方言词汇》。还有其他学者的著作，篇幅和时间所限，这里难以一一介绍。

语法研究方面，很早的时候（1958年起）李新魁老师就写了好几篇关于潮州话语法的文章。但是要说专门研究语法这方面的，还得数中山大学的施其生老师，他发表了好多汕头方言语法研究的论文，如《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等。研究潮汕方言语法的，还有詹伯慧教授的高足张晓山博士，他也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如《潮汕话的否定词“未”》等。

方言的历史比较方面，得提到黄家教老师的父亲黄际遇教授。黄家教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他们兄弟好几个，大哥是学数学的，他自己学语言学的，还有一个学体育的，等等，然后几个人合起来还不如他爸爸一个人厉害。黄际遇先生在山东大学的前身青岛大学当理学院院长，因为他在日本和美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数学。但当时文学院的院长闻一多先生辞职以后，校长跟他说你把那个文学院院长也干起来吧。后来，黄际遇先生觉得当两个学院的院长太忙了，就建议学校合并为文理学院。于是，他就当上了中国第一个文理学院的院长了。后来在中山大学的时候，他是数学天文系的教授，但还在中文系讲诗词和骈文，在历史系讲魏晋南北朝史，他还有十本关于象棋的专著，他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在日本留学生参加大学生击剑比赛获过奖。他还是美食家，到哪里都必须吃潮州菜，在青岛大学任职时，就从家乡澄海带来厨师。梁实秋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经常与黄际遇先生饮酒酬唱，后来写了一篇美文，叫做《酒中八仙》，专门讲他们怎么喝酒、吃潮州菜的。后来他到台湾一直想学做潮州菜吃，就愣是没做过一次像青岛时期那么好吃的。

黄际遇先生小时候就在家里的私塾学习“小学”知识，后来还与章太炎、黄侃先生过从甚密，跟他们学习、讨论文字、音韵之学。他把《广韵》的反切与潮州话的读音逐一做了比较审读辨正，写成文章发表于暨南大学《文史丛刊》1934年第1期。就是在今天看起来，仍是非常专业、规范的论文。

吴珏（双玉）的《潮州音类古源考》，大概写就于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但当时没发表，1990年他的后人才找出来，由人推荐到《韩山师范学院》发表。

林莲仙的博士论文《潮州方言的比较研究》（香港大学，1973），把潮州方言与广韵、厦门方言和其他的汉语方言做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可惜论文是手写影印本，而且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陆学者难得一见，影响了它的传播力。

萧遥天的《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1983年由马来西亚的天风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内容包括“声韵之研究”和“语汇之研究”。萧遥天先生与吴珏先生都是饶宗颐先生主纂《潮州志》时期负责方言卷的编者，都对潮州方言有过比较认真、深入的研究。

当然，潮汕方言在与古音的比较研究方面，李新魁老师是功夫下得最多、做得最好的。他是著名的汉语音韵学家，他很详细、严谨地把潮汕方言中保留的古音成分揭示了出来，把这块古汉语的“活化石”挖掘出来，擦得铮亮。他发表了《从潮汕方言古老的语言特点看其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潮音证古（声母部分）》《潮音证古（韵母部分）》《二百年前的潮州音》等一系列论文，成果突出。作为学生，我也在星桥师（李新魁字星桥）的身后亦步亦趋，发表了《潮汕方言声母与中古音系声类的比较研究》《潮汕方言韵母与中古音韵部的比较研究》《潮汕方言声调与中古音声调的比较研究》《试谈广东诸方言倒序词产生的原因》等论文，算是对星桥师论文的补证。

在海外潮汕方言研究方面，有零星的论文报告某国的汉语方言的生存状况和语音、词汇特点的描写。这些作者有的是国外的，有些则是中国大陆的，如：马来西亚林水壕、苏庆华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语言之嬗变――北马潮语个案研究》、新加坡李子玲、柯彼德的《新加坡潮州方言中的三种正反问句》、王佳雯《槟榔屿潮州话的前景：是转移，还是维护》，中国李永明《新加坡潮州话的外语借词和特殊词语》、潘家懿《柬埔寨潮汕话记略》等。成专书研究、比较客观的成果，则要等到21世纪之后暨南大学的陈晓锦教授关于东南亚汉语方言调研成果的出版，如《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和《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等。

随着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在20世纪后期在中国的兴起，汉语方言学中也出现了研究方言与文化、方言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潮汕方言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甘落后，主要成果有黄家教的《潮汕方言的代表语问题》、《潮汕方言“厚茶”考释》、王笑的《试论方志中的潮汕方言研究》、林伦伦的《潮汕方言与潮剧形成的历史过程》、《潮汕地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和曾宪通《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缀述》等。

由于编选篇目本来就是百里挑一的事情，囿于作者的阅读量和搜索技术，挂一漏万之虞，在所难免。再加上这次的发言时间每人也只有20分钟，有些已经入选《集成》的论文的作者也没有提及，如台湾的董忠司、张屏生，汕尾籍的三位著名语言学家潘家懿、杨必胜、陈建民，福建师范大学的马重奇等先生的大作。

发言带有口语性，不够严谨甚至不妥、不对的毛病可能存在，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林伦伦

（此文根据作者2023年11月25日在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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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二届潮州文化论坛日前在暨南大学举办。《南方日报·潮州观察》“潮州文化视点”栏目第二期对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进行整理并刊登，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