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股旋风正吹向多国政坛，引人瞩目。

先是被誉为“阿根廷特朗普”的哈维尔·米莱于当地时间11月19日赢得总统大选；其后是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当地时间11月22日举行的荷兰议会众议院选举中胜出，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该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有“荷兰特朗普”之称，有可能组建执政联盟并成为荷兰下一任首相。

米莱和维尔德斯并非个例。

近年来，一批类似特朗普的极右翼政客相继在多国大选中崭露头角。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和意大利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焦尔吉娅·梅洛尼。前者于2022年4月在总统大选中败于马克龙，后者于同年胜选，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

有分析人士指出，瑞典、德国、芬兰、丹麦、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政党支持率均在近年呈现增长之势。在大西洋另一头的美国，极右翼力量也在快速向主流位置进逼。

可以说，这股“特朗普”风，似乎有越吹越盛的势头。

拿社会痛点做文章“取悦于民”

“特朗普”们为何得以“脱颖而出”？极右翼政治主张为什么能够在发展程度不一的多个国家收获广大选民青睐？

我们还是从米莱和维尔德斯说起。

阿根廷中央银行。新华社发

先看阿根廷。据阿根廷央行估计，今年该国通胀率将达到169.3%。曾经，阿根廷的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六，如今却已滑落至第66位，超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戏称为“近代以来唯一发展成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

公共开支浩繁、社会治安恶化、政界裙带作风盛行等现实，均成为阿根廷民众的痛点。

11月16日，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米莱（中）参加竞选集会。新华社发

米莱，精准击中了这些痛点。在竞选时，他提出废除央行和本币，转用美元，意在迎合公众因长期通胀和本币贬值，所积累的对本币和央行的不信任情绪；裁撤国家行政部门的一半以上，并裁掉大部分公务员，则击中了公众对裙带作风和官僚主义的不满情绪，以及希望减少公共开支的强烈愿望。

此次荷兰议会众议院选举中，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异军突起，同样不是偶然事件。

相较以往，此次荷兰的众议院选举大大提前，由吕特所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仅有一年半时间，但因其内部在移民政策上存在分歧，于今年7月宣布集体辞职。

11月15日，荷兰海牙市悬挂着一幅荷兰极右翼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的竞选宣传画。新华社发

一头铂金色长发的维尔德斯曾公开表达自己反移民、退出欧盟与“去伊斯兰化”的观点，宣讲所谓的“荷兰优先”。竞选期间，他将住房短缺归咎于寻求庇护者的涌入，并利用民众对生活成本和医疗体系的担忧制造话题。在胜选演讲中，维尔德斯还表示要结束“庇护和移民海啸”。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君认为，近些年，一些国家经济生活状况趋于恶化的工薪阶层从自身经验出发，抑或受到右翼政客和媒体的影响，简单地将经济全球化和外来者视作问题的根源，“特朗普”们的相关论调自然受到其支持。

难以兑现承诺并切实解决危机

对于大批极右翼政客的出现，以及世界多国“向右转”的浪潮，张君认为，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传统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困境。

张君补充解释道，当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处于急剧变化和深度调整中，传统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不少国家的内部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各群体间的相对剥夺感日益严重，对现行民主政治愈发不满。

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观察，在此背景下，民众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改善现实生活境遇，但一些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回应选民关切，新兴极右翼政党则利用社交媒体等途径迅速与选民拉近关系，通过激进观点和直白语言吸引选民支持。

“当传统主流政党执政未能妥善应对现实危机时，选民情愿给‘特朗普’们一些机会。”董一凡说。

11月22日，选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处投票站投票。新华社发

那么，这些现实危机能得到有效解决吗？恐怕仍要打个问号。

张君表示，虽然相对于注重平衡的政治改革力量和改革方案，极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的竞选主张似乎更具诱惑，其改革方案好像可以直接迅速地解决问题，但这只是一种假象。

事实上，许多极右翼政党在上台后，也并不会完全兑现其竞选承诺。仍以米莱为例，在当选总统后，其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关闭央行毫无商量的余地，但并未提及美元化。有分析指出，米莱似乎放缓了阿根廷全面“美元化”的目标，反而发出顺应市场形势的信号。

董一凡认为，不少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显然无法通过一个新政党的上台就能“药到病除”，“如果极右翼政党上台后，简单粗暴地推动其激进主张，反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特朗普”风不会一直刮下去

米莱和维尔德斯等极右翼政客活跃在政治舞台，是近几年国际极端右翼势力和民粹浪潮持续上涨的缩影，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

“西式民主、西式选举的运作质量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程度紧密相关，其核心是竞争性选举、对抗性政治。”张君认为，当某些国家“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现实危机而发生急剧变化时，利益受损的群体增多，自然会出现比较极端的不满声音，并最终溢出到选举政治中。

美国汽车工人罢工。新华社发

“一旦社会结构层面的分歧乃至分裂政治化，西式民主的运作逻辑便会将这些冲突因素加以利用，由此导致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对抗性愈发激烈。”张君进一步解释，政党是西式民主进程的关键组织者，如果传统主流政党对选民诉求视而不见，就会为其他党派提升其选举竞争力创造机会，这也倒逼前者在制定选举策略时选择回应来自选民的极端声音。

“无论是作为候选人还是正式当选后，政治人物都会作出一定姿态加以回应，其结果就是极右翼声音可能被进一步放大。”张君说。

另一方面，各政党为争取选票，也会倾向于宣示更夸张的竞选口号，用以吸引选民。董一凡表示，在此环境下，当有一个政党带头走向极端，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会掀起相应的极端化风潮，最后必然会导致极端化、民粹化的政党与政客接连出现。

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前举行示威游行。新华社发

“相较传统主流政党，极右翼政党往往以颇具‘个人魅力’的政客为领袖，这也是选民愿意支持该政党的重要原因。”董一凡强调，当之前的政党领袖“过气”，新的政客和政党出现，政治格局也会进一步碎片化，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泥潭。

就此而言，“特朗普”风会一直刮下去吗？

“因社会结构而生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来推动其解决。”在张君看来，政治上的声音不可能永远偏向某一端，“特朗普”风或许是周期性的，但在周期更替的过程中，包括传统经济全球化在内的一些发展模式、关系类型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

“这或许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深刻体现。”张君说。

南方+记者 陈嵘伟 龚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