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 Byatt 图/视觉中国
“我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写作就是为了抗拒《冬天的故事》。那种欺骗实在太坏了!把一个女人最富生育力、最需性生活的岁月夺走,把她关在地窖里,然后说如果她归来时变成一座雕塑,那也不错,算是种慰藉。它让我恼火。”
拜厄特曾因“春天没心没肺地到来,而我会老去、死去”感到恐惧,“但我现在到了这样的年龄,如许事实更让我欣慰:即便我死了,春天还会继续到来……只要我们没消灭这个星球,春天就会继续到来;即便我们毁灭了这个星球,也许,春天还会继续出现在别的星球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也许,对于扩张英语小说的疆域,没有哪位小说家做过像她这样重要的贡献。”(菲利普·亨舍尔)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6日,英国作家、学者A.S.拜厄特(A.S. Byatt)在亲人陪伴下于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7岁。
1990年,拜厄特凭借小说《占有》折桂布克奖,轰动文坛。同年,她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1999年被授予女爵士头衔。

“当代英文写作中流行的几近迷狂的研究风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占有》庄重出色、引人入胜的示范,一部档案室的浪漫文学之作;同时,《大闪蝶尤金尼娅》的科学奇幻,已强力证明了它对年轻作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没有人在达尔文的理论和古老的取之不竭的情爱主题两个方面都能写得如此出色。”曾专访过拜厄特的《巴黎评论》记者菲利普·亨舍尔回忆,“鲜少作家有如此旺盛的知性好奇心;除她以外,也许没人能如此决然地视精神生活为一件赏心乐事,且在汲取和释放上一视同仁。”
长达60年的写作生涯中,拜厄特还发表了《天使与昆虫》《孩子们的书》和女性成长四部曲(《花园中的处子》《静物》《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等代表作,以及《夜莺之眼》《马蒂斯故事》等短篇小说集,她的作品被译成38种语言,收获诸多世界级文学奖项。拜厄特自信地在文学、宗教、科学、艺术及理论见解上游刃转换,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和评论家之一”。


2021年,拜厄特最后一本书、短篇小说选集《美杜莎的脚踝》出版。“这些故事迷人又闪亮、令人沉醉而心颤,它们安慰你、也唤醒你。”英国小说名家大卫·米切尔在导言中评价:“如果将《美杜莎的脚踝》比作艺术家的回顾展,美术馆不用导览,也不必在作品旁安置展签——因为,这些故事就这样摆在那里,如此完美又明亮。”

我不喜欢精神导师
“我写的很多东西,都跟对孤独的需要、恐惧和渴望有关。”
A.S.拜厄特原名安东妮娅·苏珊·德拉布尔(Antonia Susan Drabble),1936年生于英格兰谢菲尔德,父亲是一位法官,母亲教授维多利亚诗歌。拜厄特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1972年起在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英语文学,1983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同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
拜厄特是家中长女,她的父母和3个弟妹也都是剑桥毕业生。“我在剑桥是幸运的,大学英文学位往往让人对写作望而却步,攻克学位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的写作欲望,让我深感困窘,但同时,它又极大地强化了我的写作欲望。”
小说《占有》发表前,拜厄特的名声曾一度笼罩在同为作家的妹妹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光环之下,拜厄特曾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坦言,“不妨直说:我最初几本书的反响全被搞混了……没人关注我在做什么……她写了很多,写得又快。从长远看,这对我产生了积极影响,我没有多数作家对反响的焦虑,我只有这种简单的恐惧:怕被当作某个人的姐姐。”
在1967年出版的小说《游戏》中,拜厄特讲述了一对互相竞争的姐妹花(就在两年前,德拉布尔也发表过类似主题的小说)。拜厄特解释,《游戏》的灵感源自她朋友的妹妹常用想象碎片玩一种棋盘游戏,“很像亨利·詹姆斯提到的爬楼梯寻索信息碎片的游戏”,这部小说也是对勃朗特姐妹创作生活的逼真描绘,“我发现勃朗特姐妹的接龙想象可怕至极。”《游戏》也指向人在童年的创造力,据拜厄特回忆,她少时写过乔装打扮的男子溜进女校的冒险故事,但那些习作“多数在我离开寄宿学校前就烧了”。
1958年,拜厄特与英国经济学家伊恩·拜厄特(第一任丈夫,1969年离婚)结婚,两人在英格兰东北部城市达勒姆生活,“那是一个中世纪遗风犹存的地方。那个年代,如果你是女人,他们会因结婚拿走给你的待遇,如果是男的,反而会增加。所以,在那里我没了待遇,从某种隐蔽的意义而言,我倒为此偷着乐,因为我其实更想当个作家,而不是学者。”
拜厄特婚后生下两个孩子,其间,她将最初放进抽屉的《太阳的影子》手稿拿了出来,“以某种缓慢又不痛快的方式反复重写……同时把一个或另一个宝宝放在书桌小椅子里,一只手轻轻摇晃着。”
1964年,拜厄特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的影子》,用她自己的话说,“一部关于一所大学的一个年轻女子想写一部小说的小说”,在这部处女作中,拜厄特写了一个女孩试图逃离充满控制欲的父亲,紧张的家庭关系、女性的独立成长此后成为她诸多作品的重要议题。
“我不想从属于任何团体……我不喜欢精神导师,那种要求你追随或膜拜他的人。我喜欢那种让你去独立思考的人。”
是他“占有”她,还是她“占有”他
“《占有》我构思了15年之久。放弃伦敦大学学院11年教职后,我花了两个月就将它写成。这是我唯一一部总体上一气呵成的小说,其间没人生病,没发生灾难,没有获奖之事,没被图书宣传推着团团转。它有种可怕的能量,从开始写第一句话持续到最后一句话,整本书都在我的头脑中。”
提及拜厄特,“早期创作”便意味着《占有》之前的作品。1990年,当这部作品畅销于世、折桂布克奖后,拜厄特终于在文坛“占有”了重要席位。
“《占有》的创作是从书名开始的。我坐在大英博物馆的老式圆桌阅览室,看着研究柯勒律治的伟大学者凯瑟琳·科本在圆形目录区走来走去,一圈又一圈。我突然意识到,她这一生都献给了这位死去的诗人。心想:是他‘占有’她,还是她‘占有’他?然后我想,这应该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占有’关系。这会是一个被附身般令人着迷的故事。”
《占有》围绕两位当代学者的研究展开: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学究,一位矜持内敛的女权主义者,两人在追踪维多利亚诗人往来书信时发掘出那个年代的一段秘密情事,同时他们也在“打捞”历史谜案的过程中坠入爱河……
“‘占有’这个词也有非常直接的利益层面可以探讨:谁‘占有’死去作家的手稿?而且,‘占有’也适用于性关系。当时,我正在研究布朗宁和他妻子的书信,想到两对恋人,一对是现代人,另一对是古代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让他们在这些意义上体现‘占有’。”
《占有》(全标题《占有:一部罗曼史》)的发表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拜厄特”浮出水面,她极具叙事天赋,小说不乏对学术圈的幽默讽刺,又像充满悬念的侦探故事,还是一部动人的(正如它副标题所示)浪漫传奇。“我最初计划写一部实验小说,关于文学理论和颇具野心的传记文字……改变这一切的,是我对艾柯《玫瑰的名字》的阅读经验和它具有讽刺意味的中世纪侦探故事……我在当中发现的祕诀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可以放进任何你需要放进去的内容。”
在《占有》的文本中,拜厄特还大胆置入她自己模仿维多利亚诗风创作的诗歌。“这本小说在形式上需要真正的诗,但我不写诗。当时我的编辑就说:别开玩笑了,你自己来写!于是,我回家写了首和蜘蛛有关的维多利亚诗歌……我一直为丁尼生和布朗宁的诗着迷。儿时就读过,因为我母亲是布朗宁专家。它们的韵律在我脑海中吟唱,在我的小说段落里,那些维多利亚风格的诗歌就这样突然冒了出来。”
拜厄特完成《占有》时,大西洋两岸的出版商都深感困扰,几乎都抱持怀疑态度。“他们央求我删减那些诗歌和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书写,唯一勇敢接受它的美国出版商还不忘提醒我:‘你这些累赘文字,毁了所有的悬疑趣味。’一大清早,我哭了。后来,这部小说赢得了布克奖,让所有人都很惊讶(包括我本人),它成了畅销书,还有人用我想象出来的诗人来写论文。《占有》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我欠艾柯很大的人情。”

静止的生命
拜厄特曾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我不是一名偶然写了部小说的学者,事实上,我恰好是一位学术能力还行的小说家。”
拜厄特早期文学创作以乔治·艾略特和艾丽丝·默多克为典范。像前者那样,她视小说为理想的艺术形式,因为“你可以从中汲取整个世界”;受后者影响,她试图刻画被种种理念纠缠并在其中挣扎的人物;同时,效法两位前辈,拜厄特创作文句密集、细节繁复的长篇小说,即便对她那些聪明、耐心的忠粉而言,阅读这些作品仍极具挑战。
“难度在于,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稠密地聚集了各种生僻知识和作者细腻、严谨的主观感受的交织;古典学、神话和艺术领域的专门术语随手拈来……长句中包含着长短相间的分句……熟悉的词语用了早已弃用的含义或僻义,”拜厄特作品的译者杨向荣曾“抱怨”《花园中的处子》译事辛苦,但又叹服,“第二遍再读时,我就渐渐喜欢上了那种复杂又规整理性的语言风格,喜欢对微妙的不懈捕捉,喜欢作家绝不制造简单句子的那种几近写作贵族的克制。”

1978年,《花园中的处子》出版,拜厄特在扉页上题写——“献给我的儿子查尔斯·拜厄特(1961.7.19-1972.7.22)。” “我产生创作《花园中的处子》的想法大约在1961年,那年我儿子出生。我忽然意识到我经历过某段历史。”
拜厄特将《花园中的处子》背景定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的1953年,在一部历史剧从排练、上演到结束的极短时间跨度中,波特家3个孩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女儿斯蒂芬妮结婚生子,18岁的二女儿弗雷德丽卡失去童贞,小儿子马库斯被诱骗导致精神失常……他们都经历了险恶的成长。
整部小说的开篇,拜厄特以“国家肖像馆:1968年”拉开序幕,“我经历过50年代初期。我生活在60年代,我不把60年代看作进行一场革命的时代,而是将其视作可以回看我生活过的那段历史的时代……个人的不是政治的,尽管政治的参与者是个人。政治完全不是个人的。”
1972年,拜厄特刚过11岁的儿子查尔斯上学途中突遭车祸而去世,痛失爱子的她经历了人生中的山崩冰裂,她在小说序幕的尾声写到一个儿子在撞击中受到重伤的女人,“那个女人以前是个挺好的教师,现在不是了,以前有很多朋友,现在没有了,以前有个讨人喜欢的身体,现在没有了。她担惊受怕,生气,精疲力竭,片刻都放不下……”

1985年,拜厄特发表《静物》,小说第一章的场景设置在妇产科医院,斯蒂芬妮等待产检时目睹了身旁另一位女士的流产,小生命终结了,“纹丝不动,了无声息”……斯蒂芬妮顺利产子,但当她正憧憬新生活时,却意外触电身亡。小说英文标题“Still Life”(静物)按字面解释——“静止的生命”——即死亡。书中,拜厄特曾借人物之口发出哀叹:“也许,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待静物,所谓静物画,是自然死亡的同义词。”
“我早已构思好了1961年斯蒂芬妮的死亡。我想我要写一部系列小说,我会把那场死亡作为一个核心意识,这样读者就会像你一样对一场真实的死亡感到痛苦,而不是面对一场虚构的死亡。每隔两三个月,我都会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你怎么敢对我这样做。我坐下来,彻夜哭个不停。你知道,你没有权力在小说里像杀害真人那样杀人。那不公平。”
抗拒“冬天的故事”
——撑过去一天,再撑过去另一天,这究竟算什么样的人生。
——很多人的人生。
拜厄特耗时30年完成的“女性成长四部曲”带有某种自传色彩,其中,显而易见的主线是知识女性弗雷德丽卡的成长和觉醒之路,她借这一系列小说探讨了女性一生所面临的几乎所有困惑和议题。“我不想写小女人的东西,而是想写对人的思想有解放意义的小说。”
继《花园中的处子》和《静物》之后,拜厄特在1996年的《巴别塔》中续写了弗雷德丽卡剑桥求学、步入婚姻、成为母亲后的各种挣扎,“人们总是和自己对婚姻的向往结婚”,经历丈夫的数次家暴,弗雷德丽卡决然出走,“我们无比憧憬又极力美化的地方,也许是我们将要逃离的地方。”

在四部曲终篇《吹口哨的女人》(2002)中,拜厄特继续讲述自由女性在社会变革旋涡中的人生。20世纪60年代,新兴电视媒体占据大众文化阵地,33岁的单身母亲弗雷德丽卡开始寻觅满足自己智性需求的新途径,在电视这个精巧的盒子里她吹响口哨,成为访谈节目《镜中奇缘》中犀利、渊博的主持人。
生存与革新的意象弥漫于《吹口哨的女人》整部小说,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的剑桥到80年代精神分析思想主导的文化学术圈为主要背景,涉及艰深庞杂的各种学科,在小说的致谢词中,拜厄特记录了与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蜗牛与遗传学、生理学与认知、电视的可能性、鸟类的民族学、宗教文化等。她与其笔下的女主人公携手探寻文学艺术之外的新天地。

“我读过一篇文章,里头发问:‘难道就没人支持理性了吗?’我想我就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不恰当。”拜厄特曾表示自己反感占星,“我觉得黄道十二宫代表了最荒唐和最武断的人类的诗意想象……它们根本就不是——上帝保佑我们——一头公羊或一个处女,它们不过是一系列圆点……我不理解,为什么人类需要这些体系,可他们就是需要。”
在199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大闪蝶尤金尼娅》(与《婚约天使》共同收录于《天使与昆虫》)中,拜厄特讲述了在南美研究蚂蚁、蝴蝶的博物学家威廉回到英国后与乡绅之女尤金尼娅结婚,却发现妻子与同父异母兄长牵扯着可怕的乱伦隐情,最后,威廉与腐朽的贵族生活决裂,重归原始的亚马逊森林……

《大闪蝶尤金尼娅》发表后,评论界的赞誉纷至沓来。有人说,拜厄特通过威廉把真正邪恶的证据碎片拼合起来。上帝与科学、人类与昆虫、亚马逊与英格兰……拜厄特以她的智性和想象力,将一切编织进这部温和诗意的喜剧中。
拜厄特曾回忆,幼子查尔斯死后,她开始重视起喜剧,“当你身处一个孤独和荒芜的世界,那些伟大的喜剧——莎士比亚或简·奥斯丁的喜剧——就奇特地显得愈发重要起来。”
在那次访谈中,她提到莎士比亚晚期喜剧《冬天的故事》中女主人公埃尔米奥娜的遭遇:她被嫉妒成性的丈夫、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怀疑通奸并下令处死,后大难不死,被藏于地窖雕塑中,16年后沉冤得雪,一家人终得团聚。
“我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写作就是为了抗拒《冬天的故事》。那种欺骗实在太坏了!把一个女人最富生育力、最需性生活的岁月夺走,把她关在地窖里,然后说如果她归来时变成一座雕塑,那也不错,算是种慰藉。它让我恼火。”
拜厄特坦言,30岁时,她曾因“春天没心没肺地到来,而我会老去、死去”感到恐惧,“但我现在到了这样的年龄,如许事实更让我欣慰:即便我死了,春天还会继续到来……还有岩石和树木……只要我们没消灭这个星球,春天就会继续到来;即便我们毁灭了这个星球,也许,春天还会继续出现在别的星球上……”
(参考文献:《巴黎评论·作家访谈6》《占有》《天使与昆虫》《花园中的处子》《静物》《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夜莺之眼》《马蒂斯故事》《Medusa's Ankles: Selected Stori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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