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广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经济、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同时,作为省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以及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正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扛起领头羊、火车头使命任务,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面向2049,广州谋划了“两洋南拓、两江东进、老城提质、极点示范”的城市空间发展布局;全面落实省委“1310”的具体部署和市委“1312”的思路举措,广州提出了建设出新出彩的中心型世界城市的总体愿景。
蓝图已经绘就,广州如何从具体层面发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心型世界城市?
近日,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主办,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中心、《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57期“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召开,邀请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分析广州建设中心型世界城市的策略与展望。
统筹陆海,打造综合枢纽
在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文琦看来,立足广州优势与定位,志存高远建设中心性世界城市,广州要把“面向世界”这篇文章做实做好,强化战略创新、把握战略先机,创造性推动落实《南沙方案》,下大力气建设国际交往中心、商贸中心、科创中心、金融创新中心与综合交通枢纽。
说到国际综合交通枢纽,不能忽视海洋在广州的地位。从千年前海丝起点,到百年前一口通商,海洋是广州作为枢纽城市的重要优势,承载着广州向海而兴的希望。
对广州而言,经略海洋的目标已经明确:全力建设海洋创新发展之都,在打造海上新广东上走在前列、当好示范。
王文琦认为,广州要提升能级,首先应该激发全球领先的枢纽活力。在城市综合功能的培育和强化中,抓住“枢纽活力”这一牛鼻子,立足湾区、面向世界提升集聚辐射服务功能,在主动承接实施国家战略中强化对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战略性通道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持续增强广州作为枢纽型门户城市的能级量级。
具体而言,广州要如何统筹陆海关系,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体雁认为,广州首先要处理好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演变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
沈体雁指出,在世界领先海事城市排名中,广州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港口和物流方面,但在金融、法律、海事科技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广州的制造业强,有领先的造船厂,未来可以根据全球海运物流发展趋势,创造性地生产新型的集装箱和运输装备,继续降低运输成本,这会使整个欧美的制造业进一步向粤港澳大湾区转移。”沈体雁认为,打造以中国东南沿海为核心的世界制造体系,可以让广州的优势地位更为稳固。
此外,沈体雁指出,广州还要处理好与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内部的港深、澳珠板块之间的关系,以及广州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与广州城市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在统筹陆海关系、打造全球陆海运筹枢纽方面,沈体雁认为,航运中心的建立会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世界级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进一步发展新消费中心和陆海统筹的生活圈,通过将广州打造成为世界新经济核心区的核心城市,建设以广州为枢纽的东南五省市水陆空交通体系,拓展以广州为核心的南部海洋经济圈,广州在国家海洋建设中的中心型地位将更加凸显。
活化创新,焕发老城新活力
广州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在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过程中,城市更新是激发城市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
“当下城市从外延扩张进入存量发展阶段,转向内涵提质增效是尊重超大城市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在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市人大代表骆建云看来,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不仅要持续解决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问题,还要注重解决城市发展本身累积和新生的问题。
对于城中村的改造,骆建云认为,这关系到公平、效率和利益博弈的矛盾,因此,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聚焦“人”“地”“钱”等关键环节,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城乡要素融合互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要提出包容性更新的理念,探索提供低租金的住房保障体系。
在新型互联网经济下,广州传统商贸产业面临冲击和挑战。这关系到旧厂房的改造与商贸的重构,骆建云建议,要审慎实施产业搬迁,谨防产业链条断裂,同时要注重与城市创新功能的联动,从自发生长到推动链条化、公司化,也要为低成本制造业和创新孵化预留空间载体。
对于旧城改造,骆建云以越秀区旧南海县社区为例,探析了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文化治理创新模式。即保留原居民和原日常生活,以“历史文化+现代艺术”为载体,吸引青年回归发掘社区资源、引导居民主动加入,通过改问题、改需求、改业态,实现旧城的改造。
更新也意味着更好的传承,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相辅相成。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福分析了广州在城市更新中对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路径。
王世福介绍,2022年,广州全市新增认定传统风貌建筑264处,认定公布第七批13处历史建筑,形成378条传统街巷保护名录成果。目前,无论是从规划编制,还是纲领性文件方面,广州在文化保护方面都已经相对健全和完善,同时也积极探索数据赋能的精细化管理。当下,恩宁路永庆坊、新河浦保护利用、沙面和北京路保护利用项目等都入选了选国际范例,贡献广州价值。“广州文化遗产的地方实践和国际共识几乎是同步和与时俱进的,在广州,我们期待历史记忆与当下生活能够实现创新性的延续,其中的关键是活化创新。”王世福说。
机制建设,激发科创新动能
当前,世界正在迎来颠覆性技术发展浪潮,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立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区域竞合趋势日趋明显。
对此,王文琦认为要充分激发广州的创新活力与制度活力。广州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强化科技创新策源,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推动知识大市向创新强市转变。同时,用改革引领驱动制度创新,用好用足规划纲要赋予的制度创新空间,塑造制度竞争新优势,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
从科创的大环境角度出发,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逊分析了广州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广州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如何构建高效的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对接渠道面临挑战;同时,广州自主创新和原创技术积累不强,亟须提升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竞争力;跨界域的科创项目合作和成果转化体系不健全,区域联动与协同创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此,吴逊强调了产学研机制创新对于广州打造科创中心的重要性。他认为,首先要搭建产学研联合体。具体而言,科学院所和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共建平台或联合体的形式进行创新。同时,要推动科创平台治理与运营优化。据吴逊的观察,政府目前在做更多的网站,使企业与研发实现更好的交流,“但现在很多工作还是停留在网站维护的程度,怎样用平台运营的意识将科创端与产业端结合,需要有团队、专业人员等资源配置,政府需要建设这样的科创平台,华南技术转化中心平台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此外,吴逊认为,还要进行关键性技术项目管理的模式创新。对此,他提出了“赛马式”资助管理,在这一方式下,政府可以支持多个不同思路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通过项目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项目团队尽快取得进展,尽早实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这种方式可以及时淘汰落后项目,注入新思路,同时积累技术储备,应对技术突变。
“港科大广州校区受益于广州市政府的投资,有很多先进的科研装置,这些装置怎么更好为整个社会的科创项目所用,而不只是服务于某几个机构。”基于这样的思考,吴逊建议推进科研装置开放共享平台建设,同时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研机制创新能够做到优化科创战略规划、盘活现有创新资源、做大优质创新资源投入、实现产学研全过程协同发展,为广州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发挥作用。”吴逊说。
南方+记者 王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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