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的地位，来源于它作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互动的桥头堡。自秦以来，广州就是中原王朝获取象牙等珍稀物资的外部贸易渠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贸易全球化兴起后，葡萄牙人从澳门进入中国寻求建立全球贸易链，广州又成为了西方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据点。

事实上，广州最早的定位并不是经济文化中心，而是军事防御中心和海上贸易中心，由于它处在东西向的“肇庆-广州-惠州”和南北向的“广州-澳门”两条轴线的交会点上，逐步演变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后来，澳门的角色被香港逐步取代，但广州依然处于“T字形”发展格局的核心，中心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直到从全球贸易时代进入到全球生产体系时代，这种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加入WTO后，全球生产体系是通过香港到深圳进行产业分工，再把珠三角通过产业分工纳入全球体系；香港和广州之间成为贸易关系，通过交易会下订单，把广州的生产纳入到全球市场体系。

过去，香港一头对接广州、一头对接深圳，成为区域新的中心，大量的经济活动、金融服务都被香港所占据，深圳又分掉了很大一部分的生产组织功能，这就导致广州中心地位和周边辐射能力的减弱。

进入到大湾区多中心时代，广州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首先，广州要抓住多边贸易分化的时代机遇，重视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过去，香港属于欧美贸易体系，连接着中国企业和全球市场，如今这种情况在新的多边贸易格局下有所改变。广州要把握好自己面向东南亚的天然地理优势，加强和以新加坡、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联动，把它作为中国和外部沟通的独特渠道，借此把南沙联通东南亚、走向世界的港口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广州要借助区域的力量来推动中心城市建设。大湾区现在已经形成了多个中心，不再是简单的“中心-边缘”关系，每个区域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了解各个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重新审视城市当前的产业需求、空间需求、人口增长的趋势等，明确发展的重点。比如，2000年的“南拓”战略，更大的意义是为了解决城市功能不够，将黄埔港功能外移，强化广州面向海洋的港口优势，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将城区向南拓展。

最后，广州要在创新时代发挥本地高校的创新能力。过去，中国许多城市只是作为全球生产体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慢慢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借助香港的中介渠道，得以获取到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了创新主导。

广州要抓住创新浪潮的机遇，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本地高校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在城市规划中考虑到高校科研成果外溢承接的需求，比如，在城中村旧改中预留一些土地，打造属于广州本地高校的“中关村”，龙头企业、大企业也可以作为中介，吸纳本地高校、研究机构创新人才，把高校的创新能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升城市整体的创新能力。

（作者系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