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东江

在成都期间拜访“中铁二院”，发现院子里立着一块刻石，凿着文怀沙先生所书“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制造地”的字样。旁有一碑，刻的是魏明伦先生所撰《交子赋》。这倒颇有些意外，交子制造地居然发现了原址。魏赋云，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市民献策，学者钩沉”的结果。

交子，宋代出现也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初由民间发行，仁宗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府发行，今年恰为其问世1000周年。浏览相关材料可知他们厘定原址的依据。学者钩沉出费著《楮币谱》，其中说道：“（楮币）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交子用纸原料为楮树皮，亦因称楮币。在“市民献策”方面，大抵是早已不存的净众寺，在元明清已易名万佛寺，而市民回忆万佛寺毁于20世纪50年代，寺址正在中铁二院。不过，且不论民间发行之私交子始于何时，即1023年发行官交子到1163年，也已经过去了140年，刻石之“世界第一张纸币”还能成立否？

《宋史·食货志下三》载：“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文献通考·钱币考二》亦载：“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又，“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飞钱，相当于汇票，唐朝的一种异地汇兑方式。《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建立在飞钱基础上的交子，初具货币流通职能。“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分为利”，就是说，交子兑现时，每贯要扣下30文作为利钱。

从形制上看，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面值按收入现钱贯数，临时书填。至于交子名称，彭信威先生认为：“大概是四川的方言，特别说‘子’字代表方言的成分。晚唐咸通年间，西川称刻印的书为印子，以别于抄本，也带方言的味道。‘交’字是交合的意思，指合券取钱。”而纸币产生于四川，并非偶然，“四川的币制，几乎自公孙述铸铁钱、刘备铸直百钱以后，即同外面有隔离的形势。南北朝以来，特别明显。对外贸易受有统制，物价也和外省不是同一水平……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的阻碍”。铁钱之重，显然不利于流通和交换。《宋史·食货志下二》载，太宗淳化二年（991），“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合130斤重。这种背景之下，交子可谓应运而生。

私交子的发行以那十六家富商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然如《文献通考·钱币考二》所云，“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问题就来了，“争讼数起”。所以，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而“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仁宗“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交子务，即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机关。官交子被赋予法定货币的地位，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从此诞生。

初期的益州交子务执行两个规范制度，一个是现金准备，再一个是发行限额。就现金准备而言，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每次用36万缗。就发行限额而言，规定每三年为一界，“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每界换新币。这样，既为交子发行上了保险，又通过及时兑换以防止纸币破损，进而预防通货膨胀。但交子带来的弊端是，铜铁钱因为自身具有价值，私造者尚要付出相当成本，而伪造交子只需造一块钞版，纸墨等没那么值钱，况且无需像铜铁钱那样一枚一枚地造，而是可以成贯成贯地来。因而发行纸币与打击造价几乎如影随形。《宋史》记载了若干法令，如“神宗熙宁初，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又如“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效川峡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有臣僚指出：“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他主张抓住核心，在纸币的质量上下功夫，造假用纸不是一个突破口吗？“抄撩之际，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认为这是上策；而“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关于“纸币之父”，大抵都认为真宗时的张咏。彭信威先生指出，此说始见于神宗时的《湘山野录》，“公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云云，而《宋史》张咏本传，以及记载交子最详细的《宋朝事实》和《楮币谱》，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最早的纸币，真有研究不尽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