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介绍了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以及见证其繁荣的部分文物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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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物史迹，见证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今天，继续跟随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闫晓青老师

一览海丝之广州港历史遗产

01

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

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与北京路交界处，地处广州历史城区中心。自1995年以来已发掘出南越国宫苑的大型石构水池、曲流石渠和宫殿区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以及五代南汉国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和池苑等重要遗迹，出土有唐代外国人头像印章和伊斯兰玻璃碗、南汉波斯蓝釉陶罐等包含海外文化因素的遗物。考古发现表明遗址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的都城王宫的所在地，也是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官署所在地。

曲流石渠遗址

作为不同时期广州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和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所在，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见证了广州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历史。特别是在西汉和五代十国时期，在南海海上贸易交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见证。

唐代玻璃碗

宫署遗址出土的唐代外国人头像象牙印章，椭圆形，高3厘米。未刻字，纽为一女性头像。1954年在西安南郊一唐墓出土过黑人陶俑，咸阳一唐墓出土过黑人立像。可见唐代非洲黑人与中国多有往来。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

言语解教秦吉了， 波涛初过郁林洲。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

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张籍《昆仑儿》

唐代，广州每岁常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附近码头“……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集堆如山”（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旧唐书·王方庆传》还记载了一起纠纷：当时的广州都督路元睿包庇下属，对属下勒索胡商案处理不公，引起众昆仑胡商不满，于是有人怀揣利刃在厅堂上当众刺死了广州都督路元睿，最后登舟入海，追之不及。这件事说明当时昆仑人来广州贸易规模大，人数多，力量甚至可以与官府相抗衡。

唐代外国人头像象牙印章

《旧唐书》多处有昆仑国向唐进贡昆仑奴的记载，其他文献也记有昆仑奴的事迹。在唐为奴的昆仑人，他们大多被宫廷和达官贵族养于宫中或府中，有的看家护院，有的和优倡侏儒一样，供人逗笑取乐。

02

唐、南汉时期的佛教遗存

广州市越秀区光孝寺，肇始于三国时期的“制止寺”，被誉为“岭南第一古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敕名“光孝寺”，延续至今。

现存建筑格局及主要建筑基本沿袭明清旧制。光孝寺坐北朝南，总体保持中轴对称和双塔并立的寺院格局，主要建筑包括东、西铁塔、天王殿、大雄宝殿、六祖殿。东侧伽蓝殿、洗钵泉、瘗发塔、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等。

光孝寺

其中，立于唐宝历二年（828）具有密宗标志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幢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经幢实例。立于南汉大宝六年（963）的西塔则是中国现存铸造年代最早的铁塔。佛教初传中国，光孝寺曾是沿海一带中外高僧译经说法的重要场所。

六祖瘗发塔

公元6世纪早期，被汉传佛教尊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Bodhidharma）泛海来此初传禅法。7世纪晚期，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开创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伦理的南宗顿教，实际上开启了佛教的中国化。

菩提树

7世纪初，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受印度密法自海路至此初传密宗，后经数代高僧努力，唐密大兴，远播日本。可见历史上的光孝寺与中国佛教主要宗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对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演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源：考古大家谈

作者：闫晓青

编辑：董俊毅

校对：蒋锦彤

责编：刘思铭

编审：詹苹苹

签发：刘荣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