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讲，（亚运会）参赛的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获得奖牌的比例已经超过80%。”

“结果是重要的，但是结果不能代表一切。”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发自 杭州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87岁是一个早该退休的年龄了，但魏纪中计划工作得再久一些。“新中国最健康的人”马约翰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他：“一个人要为体育事业干50年。”现在，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远远超过了。”

2023年9月22日，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在亚奥理事会与杭州亚组委媒体吹风会上回答记者提问。（视觉中国/图）

1958年，摆在魏纪中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人民文学出版社，这符合外界对一名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毕业生的期待；另一条路通往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这源自一个年轻排球运动员的内心期盼。魏纪中决定遵从内心。他的英语和法语流利，这使他很快参与到新中国体育的外联事务中，是国内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接触最多的人之一。在他六十五年雄心壮志的体育工作中，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所有体育大事件。

1986年起，魏纪中开始担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然后成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魏纪中相信，体育能够向世界展示更“开放”的中国。深谙国际体育事务规则的魏纪中曾在国际排球联合会、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等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人们认为，魏纪中是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为申奥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是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桥梁”。

杭州亚运会期间，魏纪中仍然保持着充沛的精神，他的工作排满行程，要一直待到亚运会闭幕。作为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参与亚组委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回应亚运会举办的相关问题。

2023年9月29日，魏纪中在杭州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希望举办亚运会”

南方周末：杭州亚运会是中国举办的第三次亚运会。三届亚运会的举办背景有什么不同？

魏纪中：1990年我们办北京亚运会，当时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的对外需要。那届亚运会本来应该由日本广岛举办，后来我们通过亚奥理事会与日本广岛组委会协商，让他们把1990年亚运会先让给我们，然后他们再办1994年亚运会，日本广岛组委会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取得了1990年在北京举办亚运会的资格。

2010年广州亚运会，政治背景发生了一些变化。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开始申办亚运会。而杭州举办亚运会，是在整个改革开放取得明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开放，用开放来促进改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又申办了杭州亚运会。

三次举办亚运会，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和世界的大环境都有所区别。所以我说，每一届亚运会的举办，都有它的意义，而且除了体育的意义以外，还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2023年9月，夜幕下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亚运会目前一共举办了十九届，这是你第十一次参加亚运会。在你看来，亚运会越来越难办了吗？

魏纪中：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现在情况来讲，希望举办亚运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下一届在日本名古屋，日本以后还有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接着举办。因此，亚运会越来越难办，和实际情况不符。

另外，从我们办亚运会的意义来说，除了促进体育运动发展，亚运会溢出的正面社会效应越来越大了。2006年，卡塔尔以举办亚运会为契机，使卡塔尔从比较单一的石油输出经济，变成现在比较全面的开放型经济。卡塔尔当时只有一个国际饭店，没有什么高楼，你今天到（卡塔尔首都）多哈去看看，面貌全部改变了。从多哈（亚运会）以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通过办亚运会所溢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促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这一点大家的认识越来越一致。而且亚奥理事会也帮助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办亚运会的同时，使它能够产生比较持续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为了让更多国家拿奖牌

南方周末：1990年北京亚运有27大项308小项（金牌），杭州亚运会设40大项481小项（金牌），亚运项目数量多、类型多、金牌多，亚运会为何会考虑设置如此多的项目，这是否会降低体育的竞技性？

魏纪中：我们为什么增加了这么多项目？目的就是促进亚洲体育运动发展，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体育运动的发展。根据多年摸索，我们发现，（这）主要靠政府的支持和全社会对于体育的认同，这两点通过亚运会能够实现。

我们设立更多项目就是为了使得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能够在亚运会当中取得好的成绩，也就是说，能够拿到奖牌。一个体育现在相对还不太发展的国家，通过运动员在亚运会上的表现，能够拿到金牌或者奖牌，对人民是一个鼓舞，政府也会满意。政府满意了之后，就会对于其他体育运动有更多的支持。因此，我们亚奥委采取了开放的政策，这些开放的政策，就是要让一些体育欠发达国家的运动员有机会来参与亚运大家庭的活动。

奥运会主要是一些精英运动员的比赛，当然也照顾到群众性，但主要是精英运动员的比拼。因此，国际奥委会和组委会负担一切费用。而亚运会是付费参加的，也就是说每个运动员和官员每人每天要交50美元。当然，这50美元是不够（覆盖成本）的，组委会补贴给他们一些。比如，杭州亚运会运动员的餐食标准是500元，这一项就超过了缴纳的费用。政府愿意付费来让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就说明政府对于体育运动的支持。

现在，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越来越多，已经超过奥运会参赛人数，这就说明亚洲体育运动是在发展的。我们设立更多的项目，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传统项目，就是要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能够在运动会上取得成绩。现在来讲，我们参赛的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获得奖牌的比例已经超过80%。这样做确实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运动和发展，社会对于体育运动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南方周末：电竞是杭州亚运会颇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关于电竞入亚，亚奥理事会、国家体育总局和杭州亚组委进行过多次研究讨论。最终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

魏纪中：电子竞技是从电子游戏发展产生的，和传统体育类似。传统体育的一些项目，包括像足球、篮球、排球，也是从一些民众娱乐项目过渡到正式比赛项目。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有一个很大的而且涉及面很广的群体，职业选手来自这个群体，他们传统体育的天赋可能不那么高，却在电子竞技方面可能有更大的发展。既然有这么一个群体存在，我们就不能忽视。

对于电子竞技，我们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电子竞技是体育，这个有争议，因为电子竞技与辞典里对体育的定义不符，但是从运动的观点来讲，电子竞技的竞技性一面与运动的定义有一定相符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把体育和运动区分开来，这两者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我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电子竞技是一个运动项目，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创意项目。

我们和国际奥委会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沟通，电子竞技也不断改善，国际奥委会逐渐承认了电子竞技在不少方面和传统体育有共同之处。因此，国际奥委会首先提出来奥林匹克运动的虚拟化，现在又成立了电子竞技委员会。这就是说，我们传统体育的认识和电子竞技的认识是相向而行，开始融合，目的就是要使更多年轻人或者爱好者能够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对于电子竞技如何进入这个综合性的运动会，现在大家正在探讨。杭州亚运会把它作为一个与传统体育并列的项目。其他综合性运动会，比如英联邦运动会、南美运动会或者非洲运动会等，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电竞作为一个业态和传统体育业态并列起来，一个大的运动会的范围之内，有两种业态的情形。如何更好地融合也在探讨之中。

“举国体制还是适用”

南方周末：一直有一种声音，尽管我们举办了亚运会和奥运会，在大部分体育赛事中具有金牌竞争力，但是似乎大众体育或者说群众对体育的热情仍然不够，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魏纪中：关注金牌是很重要的，但是过度关注金牌就会引发我们过去所谓的“锦标主义”。如果陷入锦标主义，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不择手段地去取得锦标。结果是重要的，但是结果不能代表一切。

我们不能忽视群众体育。通过办亚运会、办奥运会，群众对于体育运动的认识，不断地提升。比方说，我们在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就提出几亿人参与冬季运动的倡议，而且在冬季奥运会举办以前基本上实现了。这说明人民对于体育运动的认识不断提高，因此参与热情也是高的。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是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是互通的。我们贯彻这样一个方面，竞技体育那些专业运动员，是从群众体系中产生的；专业体育的提高，必然又会给群众体育指导。所以我觉得，普及和提高，变成互动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有一个观点，举国体制仍然是我们在竞技体育中的优势所在。现在一些大球类项目的发展遇到一些困境，你认为现有环境下，职业化的路径在何处？

魏纪中：举国体制对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适用。实际上，这种举国体制、集中训练精英的方法，在其他国家也是有的。这是一种专业性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从业余性逐渐过渡到专业性，以及最后接受一定程度的职业性。

基本的路径就是群众性、专业性和职业性。从专业性到职业性，这里有商业化的问题，关于商业化的问题，我始终记得萨马兰奇主席生前告诉我的一句话：体育绝对不能被商业所控制，但是体育可以利用商业。因此，现在我们有些项目的发展是走市场化道路，但是还要有政府很好的支撑。举国体制还是适用，问题是，怎样来体现举国体制？方式方法可能要改革或者改进。

“我决定不了，而且我也不参与决定”

南方周末：你为中国体坛做了许多建设性工作，外界现在有一些争议，比如插手中国女排教练和中国乒乓球教练的任命等，你怎么回应这些争议性问题？

魏纪中：我从事体育工作六十多年了，但是从我来讲，始终是一个执行者，我不是什么体育运动的领导者。过去网上有一些误会，认为我可以决定一切。不，我决定不了，而且我也不参与决定。整个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问题都是由专业人员和政府体育领导机构决定的，我只不过根据给到我的任务，或者接受上级的指示去执行，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也澄清一下，我决定不了排球的教练人选，也不会插手乒乓球运动。

我没有那么大能力，也没有这么多权力，说我决定这一切、我干预这些决策，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不太了解（情况）。当然我有一些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我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我绝对不能够决定什么。

南方周末：从1958年大学毕业至今，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体育一线，仍未退休。你对体育的激情来自何处？

魏纪中：体育主要是我的兴趣和爱好，虽然我87岁了，但是在杭州亚运会，我还是要从早晨7点工作到晚上10点。虽然我退休了，还是应当在需要的时候发挥一些余热。不是说我一定还要做什么，但是一旦国家或者某些国际体育组织有这样的需要，那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还是尽量去做，因为体育事业是关系到民众健康、民族精神和群众关注度的一个公益事业。

南方周末：这两年，国内的体育项目、人员管理日趋收紧，你观察到，国内整个体育环境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怎么对待这些变化？

魏纪中：现在处在一个新老交替阶段。在这种新老交替的时间里，需要有一定的磨合期。

我觉得现在从（体育）管理层来讲，可能是处在一个磨合期，在磨合期里面发生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自然的。正是因为在磨合期，所以群众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这也是很自然的。群众的这些意见，可能有的是比较准确的，有的因为信息差的原因不那么准确。

运动员的交替，教练员的交替，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磨合，需要逐渐完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量缩短这个过程；另外我们也要承认有这样一个过程，从管理层到群众，我们共同出力或者献策，使得这个过程的磨合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