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器即“冥中所用之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多为陶器、瓷器、木器、金属器等。建筑模型明器是缩小比例制作的模拟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的陪葬器物，如居住的建筑、储粮用的仓（囷）。广州出土的汉代建筑模型明器，多为陶质，是汉代广州都市繁华的重要见证、浓郁烟火气息的生动缩影。

为更好地了解汉时广州先民的社会生活，9月14日下午，广州海事博物馆联合黄埔区魏峻工作室邀请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陈馨担任主讲嘉宾，在广州海事博物馆负一层报告厅开展了以《从建筑类模型明器看广州汉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讲座。

讲座回顾

讲座伊始，陈馨引用了《札记·檀弓下》的“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以及《荀子·礼论》 的“具生器以适墓，象徒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超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徒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讲述了明器是中国古代墓葬中专门用于陪葬的器物，不具备使用功能，是各种模拟与生活生产有关的物品；也是沟通生死，表现“事死如事生”丧葬思想的媒介。

明器的质地是以陶、瓷、竹、木为主，也有金属、纸质者。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常见仿青铜礼器的陶质明器；秦汉时期，明器的种类和数量增多，陶质明器更为流行；三国以后出现青瓷器；唐代出现三彩明器，同时对明器的使用按死者的官阶高低和身份作了规定。北宋时期纸制明器逐渐流行，其他质地的明器日益减少。

秦始皇兵马俑、1986年河南巩义康店镇唐墓出土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的唐三彩、广东大埔县湖寮镇明吴六奇墓出土陶室内生活模型（广东省博物馆藏）以及广州海事博物馆正在热展的《西出阳关——新疆文物精品站》中的人身俑都为明器的一种。

“仙人好楼居”。墓葬出土中有一类建筑类模型明器，它是缩小比例制作的模拟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的陪葬器物。汉代时期厚葬之风盛行。陶质建筑模型在“忠孝礼制”“举孝廉”和提倡“薄葬”的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广为流行，以模型器物代替真实场景，既是对地面建筑的墓写，也是对逝去亲人的尊重和追思，更是对地下世界的美好期许。

讲座中特别强调到：从1953年以来的70年，广州考古发现了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汉代建筑模型明器（据不完全统计，陶屋、井、灶、仓、囷等建筑模型类明器超过1800件/套）。这些建筑类模型为我们部分重构汉代番禺先民生活图景提供了丰富、形象而立体的实物材料。可以从人们最关心的“衣食住行”四方面体现到。但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讲座主要介绍广州出土汉代的陶屋与仓囷。

屋

“宅，人所居处”

——《论衡 四讳》

“衣食住行”中，首先要说的是“屋”。历代人们对于住宅都十分讲究，从房屋选址，到建筑形制、内外装饰等都浸透着主人的生活品味和社会地位。这些陶屋模型既是对现实建筑的模仿，又带有许多理想与夸张色彩。

广州出土汉代陶屋结构制作精巧、形式多样、布局巧妙，真实地体现了岭南建筑文化的水平与其独特的地方特征，其造型的变化不仅是制作工艺的进步和审美趣味的反映，更是汉代社会制度和经济面貌的直观表现。

首先，从形制造型来看，富于变化的建筑样式、结构规模，体现了广州汉代人民匠心之巧与富于创造的精神。到了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建筑艺术出现了重大突破，除了原有的干栏式陶屋外新出现了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陶屋。它们大都是在吸收了中原先进的建筑技术基础上由干栏式陶屋演变而来，透露了当时社会生活结构的改变。东汉末，出现筑有四阳角楼的陶坞堡，则是当时岭南先民在庄园经济的发展下政治社会动荡的具体体现。

广州的干栏式(高架)陶屋最早出现在西汉中期，大多出于西汉晚期和东汉初年的墓葬。它适应于岭南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是自新石器时代即已逐渐形成的古越族住屋建筑形式的改良。

从西汉中期2018广州市胸科医院M60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干栏式(高架)陶屋可以观察到其结构，下层用矮墙围绕成一方形基座。上层平面为横长方形，两面坡悬山顶，盖瓦。门开在面墙正中或靠偏侧，大多门侧设菱格式或直式窗。一般屋内一侧设有厕所。从文物摆放的位置可以看到，灶、井、囷的位置靠前，而屋靠后，说明人们对屋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物品。

到西汉后期开始出现曲尺形干栏式陶屋，在东汉前期较为常见。底部基座仍为方形，上层平面作曲尺形，即在原有的横长方形的基础上，在其后一侧延伸出一长方形的小室，一般用作厕所。这种干栏式陶屋将屋内厕所与起居的堂屋完全隔开，不仅说明居所内的卫生条件有所改善，也突显了堂屋的重要性，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精神空间的营造。

广州汉代曲尺式陶屋出土数量是最多的，很可能是当时民居的普遍形式。从平面布局和立面外观来看，是由曲尺形干栏式陶屋演变而来。其多为单层建筑，是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而成，后侧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形成后院，整座建筑的平面亦呈正方形。

东汉时期出现了三合式陶屋。它是由曲尺式陶屋发展而来，平面呈凹字形。其最大特点是，建筑布局布局上采用了讲求中轴对称的汉式建筑原则，在整个建筑的组合上既有左右均衡，又有高低错落，使结构主次分明。而土著干栏的建筑元素已趋式微。

楼阁式陶屋多出于较大型墓，体现了墓主人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汉人崇高，喜以“壮丽以重威”，上下两层的建筑结构，造型严整而富于变化。其复杂的结构极可能对应了复杂生活对于功能划分的需求以及社会宗法秩序对于空间象征的企望。二层的阁楼也可以称为望楼，为了在高处能看到房屋周边的情况，更好地保卫家园。

2012年广州动物园M4考古遗址现场有一为东汉“中”字形双室砖室墓，被严重盗扰后仍残留61件器物，出土屋1件、仓1件、井盖1件、灶2件、人俑5件、动物俑若干以及车厢1件等，这些模型明器均出土于横前堂。

讲座还提到，在此墓地出土的最重要的陶屋，是一件楼阁式的建筑，它的完整程度高，内容十分丰富。在陶屋的侧面有一个马厩，里面有两人一马，而马在广州汉代考古中是不常见的；陶屋一层正屋内部有若干人俑，手持棒与盾，门口有一人放哨。该场景的特殊性表现在有两人姿势不同于其他人，一人呈向下弯腰状，另一人趴服在其身下。东汉晚期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富有的地主会豢养一些农民，进行劳作以及在必要时保卫庄园，这些人被称之为部曲；陶屋二层的阁楼上，原有三人，现还保存有两人，从其外形特征可以看出，两人的身份地位与屋内众人不同。

坞堡是由围墙、门楼、角楼、楼阁（房屋）组成的。坞堡本来只是用于军事据点，东汉时已为民间富贵之家所采用。连年的社会动乱，使得各地豪强纷纷组织部曲家兵，筑坞自守，故坞堡之筑从汉末到三国魏晋以至南北朝大为兴盛。东汉时期的庄园不仅是经济生产的单位，也具有武装割据的功能，坞堡模型正是汉末政治社会动荡的空间性产物。

其次，从广州出土汉代陶屋的细部结构来看，当时屋顶已有悬山式（不厦两头）、庑殿式（四阿）、四角攒尖等不同形式，而且自如地进行组合，使建筑结构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其中以属于两面坡式的悬山顶有利于防雨，在南方民居更为普遍，体现了简单节制、拙朴温厚的特征。有两个或三个等高的悬山顶组合；也有一高一低或一高两低的正屋与后屋的高低脊组合。

到西汉中期，砖、瓦的传入有效解决了民居潮湿问题，干栏建筑的优势逐渐消失，建筑也开始向平地式发展。在陶屋模型上可见房顶上整齐的瓦垄痕迹；有的在屋檐最前端装饰有表示瓦当的纹样；有的在正脊和垂脊的端头砌成向上翘起的形状，并饰以筒头瓦。

广州汉代陶屋模型中单体建筑很少，有部分单体建筑是坞堡内建筑部件，基本都可见院子。岭南先民喜用墙，一道围墙的隔离，让院墙内的空间变得独立、宁静而自成系统。而院往往面积不大，且多饲养牲畜，因为广州日照时间长，围墙上亦砌瓦顶，可遮蔽烈日又可供人与动物暂时躲雨。

陶屋模型的表面有刻划出柱、枋等横直线纹，有的则是镂空形式加以着重体现，都表明当时的建筑实为木构。柱子支撑着沉重而庞大的梁架、屋顶，与其他木构架共同构成建筑的“骨骼”，因此中国古典建筑有“墙倒屋不塌”的特征。“人字拱”顾名思义为形如“人”字的斗拱，其“叉手”形支撑的稳定性且整齐连续的排列，充满秩序感。

陶屋的门窗均有采光、通风（门还具有人流、物流）的流通功能，也具有禁闭、防卫、挡风、防寒、隔音的防护功能。陶屋的大门都位于正面，也有正、侧面都辟门的。有的在门周围刻划出门框及装饰图案，在门上装饰有铺首衔环以示尊贵。

窗户通常为菱格式和直棂式窗，也有支摘窗。支摘窗大部分为横长形，从下往外推开后，形成一定坡度，然后用采摘钩或木棒等固定，大大改善了房间的采光条件。

门簪是门框上方用于固定供门转动用的木槽。现实生活中往往成对出现，少则两枚，通常四枚，多为圆形、方形或六边形，兼具装饰效果，后世成为财富象征（是成语“门当户对”的由来）。

在陶屋内，有着若干人俑和动物俑，常见的动物有牛、羊、猪等，与生活场景和谐搭配，其神态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仓与囷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衣食住行”中，“食”也十分重要。囷与仓、廪、窦、窖、篅（chuán）、囤（dùn）等均属古代的储粮器或建筑设施，“圆曰囷，方曰仓。”陶囷这类储粮模型明器出现在墓葬中，主要为了反映墓主人生前对物质的追求和彰显自己的财力。

仓为长方形储藏粮食的建筑，囷是贮存粮食的圆形干栏式建筑。仓和囷作为粮食财富的象征，用于贮藏未舂的谷。陶仓作为粮食存储与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秦国墓葬，西汉中期以后，以陶仓作为明器随葬的习俗遍布全国，反映了汉代广州先民粮食有盈余的基本面貌。东汉时期，广州的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替代罐、瓮等容器，对大型粮食储存设施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强烈，陶质仓、囷的大量出土反映了这一现象。

从陶屋上的刻划纹饰可知，广州汉代的仓应为土木构，仓的屋脊上多有瓦垄，说明已使用中原而来的板瓦，也有少量仍为稻草。囷的屋顶上均有点划篦齿状线纹，显示原来是用稻草编结，并在顶部中间结节，和农家打谷场上的“谷围”近似。囷身多为竹木墙。竹木墙造价低廉，便于修整，多被家庭使用。

在陶仓和囷的底部均可见四至六个圆形漏孔，说明下有柱支撑将其架起；广州汉墓出土陶仓（囷）下有点带有菌形陶支柱，更是起到了防鼠患的功用；仓顶多设小气窗，便于通风；无论仓、囷，门都离台面有一定距离，以适应南方气候炎热、潮湿多雨、虫蛇较多的自然环境。门为栏板式或朝外开，则是为了更多地利用仓内储存粮食的面积。

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仓体更大，有的增加了前廊附属设施，既可防晒挡雨，又可作为堆放工具或晾晒翻转粮食等简单加工劳作的场地；有的大型仓开设两个门，说明粮食盈余、出入库的需求增加，可满足同时搬运。

总结

讲座最后，陈馨主任讲述到建筑明器的使用不是独立的，它往往和墓室、俑、生活用具、生产用具、礼仪用品等组合，再现完整的家居生活场景。

古人把生与死的观念凝聚在微缩的器物中，将对死的一切忧惧和哀伤最终转化为对生的肯定和证明，折射了人们生的理想和死的现实。这些建筑模型，让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如现眼前，既是先民留恋现世生活的写照，也让我们通过它们穿越时空回到汉代岭南人家，共享家园亲情。

*讲座纪要内容经主讲人陈馨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