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被骂，王冬龄的“乱书”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近些年来被网友骂得更惨的还有曾翔的“吼书”、张强的“盲书”、邵岩的“射书”……

“现代书法说到底是要表现人的感情。我是坚定的现代书法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王冬龄有一本“黑料”笔记本。本子上记满了网友们“喷”他的话，“王冬龄是吹牛大王”“王冬龄走火入魔了……”王冬龄打开这本笔记，上面既有严肃的批评文章，也有言语粗鄙的谩骂。“将来印一本关于我的资料汇编，这些都可以印上去。”王冬龄笑着说。

2016年11月，王冬龄书法艺术个展在北京太庙艺术馆开幕，他现场挥毫。（视觉中国/图）

王冬龄是一位书法家，但他也很乐于被称为以书法为志业的现代艺术家。比起同行的赞誉，他创造的“乱书”，收获的更多是普通观众的不理解。现代书法被骂，王冬龄的“乱书”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近些年来被网友骂得更惨的还有曾翔的“吼书”、张强的“盲书”、邵岩的“射书”……顾名思义，创作“吼书”的时候，曾翔如醉似癫，狂吼大叫；张强写字的时候，眼睛不看毛笔和书写对象，凭手感涂抹；邵岩则用针管注满了墨水，朝宣纸喷射画字，可谓随物赋形……大众分不清这些五花八门的新“书法”，干脆有人把它们统称为“丑书”。在最新上映的电影《永安镇故事集》里，善于调侃的导演在揶揄电影圈的同时，也不忘讽刺了一把“吼书大师”。

和他们相比，王冬龄至少在创作的“动作”上，还是传统书法的样子——只是人们还是看不清他的“乱书”到底写了什么。打开一幅王冬龄的“乱书”作品，只见满目交叉的线条，如枯枝满地，又像乱剑缠斗，唯独看不出一个清晰独立的汉字来。

王冬龄“李白诗意”书法装置作品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书·非书——2019国际现代书法艺术节”上展出。（视觉中国/图）

在一次应酬性的题字现场，王冬龄黠笑着问主办方，“你们是要我写得乱一点，还是规矩一点？”要题写的字是“艺术为美好生活”，主办方唯唯点头，“规矩一点，规矩一点”，王冬龄拿起毛笔，思考片刻，几个淋漓大字已经落在了纸上。仔细看，这几个字的笔画，确实“规矩”了许多，有黏连，但很少重叠，“我这几个字交叉得不是很厉害，还是有表意性在里面。”王冬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和王冬龄一样，曾翔、邵岩和张强也都可以写很“规矩”的字，大众在讥笑他们的时候，却很少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规矩”的书法，去做这些看起来像是行为艺术的事情？

王冬龄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乱书”形式的，图为2021年浙江美术馆展出的他的作品。（视觉中国/图）

“人都有批评阐述的欲望，我现在作为一个靶子，让人们有这个欲望，我看着很好。”王冬龄说。年近八十，他看起来心态很好，他说自己年轻时候听不得骂，心里会难受，现在早已“耳顺”，翻看那本“黑料”笔记本，有时还会笑出声。

破除“文字障”

王冬龄身材清瘦，头发枯白散乱，有时说话气若游丝，要仔细靠近才听得清，有时却突然声如洪钟，平白里吓人一跳。如果把他的声音比作一幅书法作品，那他的布局章法就是邓石如讲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王冬龄曾以“乱书”和“壁书”的形式呈现中华文化经典。图为他2016年展出的大型镜面壁书《易经》，用白色油漆在不锈钢板面上书写而成，全长32米，高3.5米。（视觉中国/图）

“乱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布白、章法的特别。“章法”“布白”是书法术语，指在整个书写过程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排列、布局和相互间的呼应关系。传统的书法作品，行距大致分明，字与字之间，笔画也不能交叉。即使是晚明的连绵大草，还是会大致遵守这样的规矩。“你看徐渭的这幅《应制咏剑》，有少数地方笔画是有碰触的，也有交叉，但不明显。”王冬龄在手机上放大徐渭的作品，一直放大，直到看不到完整的字形，舞动的线条充满了整个手机屏幕。

小时候，王冬龄观察过他老师家门口的一棵老树，曲折的线条印入他的记忆。后来他也看过美国荒原上的树，发现树的生命力所造就的线条，各个不同，却又和谐地交叉着。

每年冬天，他都要去看西湖上的枯荷，电脑里的枯荷照片，存了两万多张。看枯荷的茎秆，七横八落，看似混乱，却有着混沌中的冥冥秩序。当汉字的表意性被彻底掩盖起来——就像放大了的徐渭让人看不出是什么字，那么映入观者眼帘的，就只剩汉字的线条。

在书法史上，字与字的“重叠”最早可以追溯到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但那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到了徐渭，“我认为他的书法是有意要打破行距的，”王冬龄说，此后的郑板桥，他的章法被叫做“乱石铺街”，“实际上他们都是想要打破章法，打破行距。”

“乱书”就是要将这种“打破”推进到极致。如果观看王冬龄的乱书书写过程，他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合乎草法的（草法，书法术语，指汉字的草书书写规则，每个字的草法都是大致固定、约定俗成的），“它无非是一种重叠”。

当字与字重叠，笔画与笔画交织，观者也就看不清到底写了什么，于是中国人看书法的“文字障”就被破除，进而可以专心地感受线条的流动。

2021年，王冬龄书法艺术60年展览在浙江美术馆举办，图为一名观众停留在王冬龄作品前。（视觉中国/图）

对于中国人来说，看一幅书法，首先当然会想看懂它写了什么，这在王冬龄看来，是“文字障”，这让很多普通人远离了更深一层的书法之美。就像某人听他的母语，听明白了意思，却在无意识中忽略了语音之美，只有完全听不懂这门语言的人，才会在听的时候注意到音值的高低、音色的婉转。

“书法这么几千年发展下来，传统书法已经非常完善，非常成熟，你想突破一点都很难。”王冬龄说，书法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文化属性，它本身就是中国人写的汉字，所以我们天然地想去看懂它，“这没有错”，但是书法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它的艺术属性。如果你承认它是一门艺术，那么它就要有个性，要表达创作者”。

“乱书在古代草书的延长线上。”这是王冬龄自己对乱书的认识，他将自己的创造放进古人滑行的轨道，“当然我的内心不比徐渭狂野，但写草书，必须要有激情。”

懂音乐的，书法学起来更快？

走进王冬龄的工作室，满地是各种稿纸、宣纸、图册，可谓“乱纸铺街”。这间工作室，曾经接待过很多仰慕中国书法的外国人。“王冬龄教授给我上了第一堂书法课。”2015年，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微博上说。当时库克拜访了王冬龄的工作室，王冬龄教他用Apple pencil 在iPad上写了带有书法笔触的“再见”两个字。在这之前，他被邀请去加州苹果总部为iPad的书写性提供来自书法专业的意见。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这条微博无疑带有强烈的营销气质，但是王冬龄并不排斥来自其他文化的邀请。

1989年3月，王冬龄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讲学，随身携带的，是一支大笔，和他反复临摹的《龙藏寺碑》。王冬龄还记得，明尼苏达的冬天，窗外茫茫大雪，他的车深陷雪中，如雪中一笔墨痕。

王冬龄的英语很差，用他自己的话说，刚到美国的时候，26个字母还没有认全。到现在，认得的单词，可能只有两百个。但他却极愿意和外国人交流书法。1981年，王冬龄获得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学位，并留校执教。当时，浙江美院是全国唯一有书法专业的学校，因此文化部将学书法的留学生全部派到浙江美院，王冬龄从那时起就肩负教授留学生书法的任务。

即便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没办法教西方人学习书法，他们不懂古文，汉字学习也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王冬龄的教学实践告诉他，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他们在笔顺、结构上时有失误，甚至会将字写错。但这不是问题。”在王冬龄看来，外国人从一开始就越过了“文字障”。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论断，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与欧洲文化中的音乐形成很好的对应。王冬龄的经验告诉他，那些原先就有音乐修养的学生，学起来会更快。“草书艺术的形式就是张力四溢的、不规律的线条对空间的一种分割，这种经黑白处理后所展示的空间，富有虚实、节奏的变化，是音乐化了的空间。”王冬龄说。

如今也年逾古稀的B站网红“安迪老师”，这几年孜孜不倦地在中文网络上给大众普及西方古典音乐，他的全名叫施安迪（Andreas Stier），德国人，是汉堡国立音乐大学的钢琴教授，他曾经是王冬龄的学生。王冬龄还记得，1980年代，他带着施安迪等几位留学生到陆俨少先生家里做客，陆俨少先生依次看了几位留学生的作品，看到施安迪写的《泰山金刚经》 中的“寂”字，说，“国人写很长时间都写不到这个水平。”

1990年，王冬龄在美国，看各种当代艺术、当代舞蹈。有一次，他看美国中学生的文艺表演，有独舞，也有三个人的合舞，孩子们肆无忌惮地扭动着身体，“他们的肢体语言让我觉得，中国书法再怎么创新，都是应该被允许的。”王冬龄说，涂鸦和舞蹈一样，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汉字的书写带有很强的涂写性质，书法是人类的本能与汉字相结合的精神性的艺术产物。”而在狂草中，人类的本能被尽可能地释放，“狂草受行列的束缚大大减弱，为作者对空间的表现提供了自由天地。在狂草中，书法的书写性、节奏和韵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传统路子、江湖体、现代书法

王冬龄的身材虽然看上去瘦削，但在耗费体力的书法面前，却可以写大尺幅的《千字文》。一幅乱书《千字文》，要写四个小时，用王冬龄自己的话说，确实是即兴书写，却不是“失序的偶发，而是一种经年累月训练后的肌肉记忆”。并且写的时候要时刻关注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的布局。

启功曾经说过，“布局是很难很难的。”布局也成为区分专业书法家和一般被称为“江湖体”的书法爱好者的标准之一。

在王冬龄看来，目前研习书法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一类是走传统的路子，老老实实临帖临碑，写传统标准下“好看”的字，这类人是书法的基石。第二类就是“江湖体”，“现在全民参与的情况下，肯定有一些基本功不好，但又急功近利的人，博人眼球，却没有什么水平，这些人可以叫‘江湖体’。”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想让书法成为有突破性的现代艺术，不仅有像王冬龄这样在书法内部进行突破的，还有人将书法与装置、行为、影像等当代艺术结合。被大众认为的“丑书”，有来自江湖体的，也有很大部分来自这一群体。王冬龄也毫不避讳自己属于第三类，尽管他的日常训练和传统书法家一样，也要每日临帖，“现代书法说到底是要表现人的感情。我是坚定的现代书法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个书法专业的设置，其实也来自现代书法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将书法作为艺术，搞现代书法、前卫书法，还对书法的普及教育极为重视。1960年代初，潘天寿去日本考察书法，深受触动，回到杭州，和沙孟海、陆维钊等在浙江美术学院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

1979年，浙江美院受文化部委托，在全国首招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冬龄成为沙孟海、陆维钊等诸位先生的学生，是新中国第一届五个书法专业硕士之一。1980 年秋天，王冬龄陪着沙孟海先生去北京看故宫博物院的石鼓原件展览。读过韩愈的《石鼓歌》，看过《石鼓文》的原拓，临过吴昌硕的《石鼓文》，但看到石鼓原件时，“即便不看具体的字，石鼓所携带的那种远古的气息，都让人感动不已。这种体会跟看霍去病墓前雕像的感觉相同，很奇妙。”在王冬龄自己的回忆里，这次北京之行给他的艺术观念带来极大的震动，“我感到书法的最高境界，远非点画的工稳与精巧，更重要的是线条能够承载丰盈的生命力，以及历劫不靡的淋漓元气。”

1990年代，王冬龄从美国回来后，开始致力于推动和实践现代书法。从那时起，他就受到来自各界的压力与嘲讽。一开始，是专业书法界的质疑。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倒转，专业书法界对他的评价转为正面，但网络时代的大众则发出了更加刺耳的声音。

王冬龄有一些直观的自我阐释，来向大众解释乱书的创造过程，比如怀素观夏峰多奇云、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舟人划桨，都悟出了新的书法技巧，他则将自己的乱书与残荷做了连接，当被问到这是否一种事后的追认时，他笑笑说，“相互生发”。

他和“吼书大师”曾翔一样，爱写大字，写的时候，围观者众——不过王冬龄基本不吼。写书法，有人围观喝彩，原本也是传统，张旭作草书，便常有人围睹。金圣叹列出人生三十三桩快事，其中一件，就是“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他也希望人们能用“不亦快哉”的心情，来享受书法。

王冬龄支持将书法作为现代艺术而进行创新，但有一个问题，他却显得颇为踌躇，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一些基本功较为薄弱的年轻人，他们的创新会不会流于肤浅？但是如果年轻人按照传统，练到古人所说的‘人书俱老’的境界，再来革新突破，那是不是已经错过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光？这其中是否存在着矛盾？”对于一个年近八十还热心创造的人来说，这也许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王冬龄低回良久，回答道：“创造必须要有良好的基本功，有良好基本功的人应该提倡他们多创造。”

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