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责任编辑 | 陈斌

众所周知，元代科举虽然停了好多年，但一恢复，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也就是考试专从《四书》里出题，而且只许按照朱熹的解释回答。“复以己意结之”云云，当然不能当真，就像今天看见考卷上写着“说说你的看法”，你竟敢真的撒开来谈，那就多少有点中二病了。

这个规矩一定，就差不多一直延续到科举寿终正寝，中间虽也有过几次折腾，但很快都发现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

对于一般考生来说，这个变化首要的意义，是减负。

现在大家都习惯说“四书五经”，其实《四书》和《五经》是两回事。

《五经》的来头要古老得多，加起来将近60万字，其中还有大量商盘周诰佶屈聱牙不知道在说啥的内容，对一般人来说，通读一遍都是巨大的工程。而《论语》和《孟子》是两册小书，《大学》和《中庸》则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四书加起来才5万字多一点，而且比起《易经》《尚书》《周礼》来，肯定不算难读。朱熹的书虽然号称“集注”，但并不是走的炫示博雅的路线，风格也很简明扼要。

虽然说《五经》也并不是不考了，但重要性大大降低。如乾隆皇帝就曾有上谕说：“国家设科取士，首场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清代还有《秀才秘籥》之类的书，是指导士子如何应考的，就类似今天的教辅。这些书也是绝大部分内容在钻研四书文的写法。虽然不断有人提出，还是要重视五经和策问，但反复有人说，正说明几乎从来没人听。曹南屏先生的《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里，用“损之又损”一词概括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积累，可说极为准确传神。

这种竞争下杀出重围的进士，知识水准并不高，是毫不奇怪的情况。《儒林外史》里写范进有实力中举，却不知道苏轼是谁。各种笔记、小说之类的作品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自己二十二岁就高中进士的王世贞说，不知道这些科举达人都读过些啥书，反正一跟他们聊天，就感觉陷入了雾霾之中，“令人愦愦气塞”。袁枚《随园诗话》里则嘲笑，这批人“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当然这些都算极端案例，但也说明这类案例确实存在。

不过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对“公平”的追求。如果科举考试重视文化素养知识广博，那么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或者江浙这样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优势就会更大，至于和行政事务关系更密切的“策问”，更加是明显有利于官宦子弟。于是很容易出现东汉那种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的局面，对寒门子弟，就很不友好了。

不过知识上减负的另一面，自然是答题技巧上的内卷。

八股是形式主义的极致，一篇八股只有几百字，但要把它的体例、规则解释清楚，不花个几千字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今天的人不学写八股，只需要理解一点：能把八股文写好的人，智力大约是不会低的。

有个流行的说法是，八股文束缚了人的思想与感情，这个也低估了古人在繁琐规则下表达自我的能力。晚清小说《孽海花》里，有个叫曹公坊的说：“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何必一笔抹倒！名家稿子里，尽有说理精粹如周秦诸子，言情悱恻如魏晋小品，何让于汉策、唐诗、宋词、元曲呢！”这个曹公坊的原型，就是小说作者曾朴的父亲。他的八股文，据说确实是达到这种水准的，只不过，科场之上，他却长期是一个失意者，所谓“社友个个飞黄腾达，入鸾掖，占鳌头，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还是个国学生，也算文章憎命了”。

问题其实不在八股，而在应试。把八股文写得这么有内涵，考官就不大好给分了。

所以科举考试的另外一个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书法。进入殿试环节，实际上经常就是书法定高下。哪怕是八股文，思想也未必不会出轨——只要存心挑刺，哪有文章是不能从字缝找出问题来的呢？所以还是论书法，来得更安全。考试标准如此，今天我们还能见到的清代状元的书法，个顶个漂亮得不得了，良有以也。

既减负，又内卷，用虚掷精力抹平人才的方式建构一种“公平”幻境，科举制度倒也不能说不成功。能从这个繁琐的选拔机制里杀出重围的人，智力和韧性大概都足够，承平之世对官员的要求，能如此大概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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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胡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