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顾客对小哥的投诉，平台不问是非曲直，宁屈小哥、不屈顾客，是不对的。小哥与顾客之间为何不能双向给评论？对劣迹斑斑的顾客，平台与小哥完全可以拒绝提供服务。平台“自利性罚款”、对投诉与纠纷“宁屈小哥、不屈顾客”的原则，说到底是平台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对小哥进行服从性规训。

近日，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邢斌长文《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引发关切。高校知识分子隐瞒身份，出力流汗当外卖小哥，反差很大；又善于理论总结与升华，揭示平台的真实，这两大要素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诸多讨论与共鸣，值得分析。

首先，概览作者的主要叙事，看他所列举的数据情况如何。

根据作者的观察，平台把骑手分三个等级，塔尖是专送，职业骑手。朝九晚九，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派送处集中，派送距离短、时间短，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

他认为：专送苦，但众包骑手最苦。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偏远或要爬楼梯。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少，“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作者表示，自己因为有本职工作，干的也是众包，一个月送了2000多单，综合算下来，“平均每单3.5元”。这样反推回去，专送（或可加上乐跑）平均每单应是5元，这与他所说的专送“每单3-4元”有些不符。当然，某些数字并非来自直接经验，在传播中发生了变形；某些数字尽管有直接经验为依凭，但有所侧重。大家也可兼听则明。

在作者看来，外卖小哥工作这么辛苦，顾客“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平台从一单中所得的分成比小哥还要多，显示盈利能力很强，不解平台“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当然，外卖小哥收入与平台抽成之间的关系能够在逻辑上厘清，大致同于网约车司机收入与平台抽成之间的关系。外卖小哥之间是自由竞争的，没有高于市场均衡收入的“经济租金”，平台抽成是高是低，是上升还是下降，不改变外卖小哥的市场均衡收入。

不过，外卖与网约车行业还是有一个显著不同。外卖小哥的准入比网约车要低，正如作者说平台“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买或租一个电瓶车很便宜，骑电瓶车也不需要去驾校学习然后考驾照，网约车自己好歹要买或租一个车、要会开车。故而，逻辑上，外卖小哥的收入总体上要低于网约车司机，竞争也更激烈。

至于平台的抽成，从性质上看，可以视为在顾客与小哥之间撮合成一单送外卖交易所收的中介费，或者也可以这么看：每一个顾客是甲方，向平台下了单子，平台聚合了这些单子，成了一个超级大甲方，再向诸多的小哥发单。所以，顾客认账、聚合能力强的平台，议价能力也就越强，能享受的经济租金（抽成扣除成本）也就越高。最终，平台价值就取决于此。

当然，尽管是个人体验，作者的诸多观察仍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感叹专送小哥“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这背后是，在顾客需求、小哥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平台算法激励三者协同作用之下，外卖小哥违反交规、引发交通事故是高于常人的。这一点，是平台外卖行业难以去除又理应去除的一个痼疾。

又如发现平台对小哥各种罚款，差评罚款，“超时点击送达”会罚款，对平台提起申诉也没有用；也自述很难得到顾客的尊重。显然，这不是简单的顾客素质问题。顾客与小哥应是平等交易的双方，差评也未必是小哥做错什么，为什么一概要罚款？而且，这罚款是拿走小哥的血汗钱给平台自己，这种自利性罚款，相当于裁判对运动员罚钱然后钱归自己。

对待顾客对小哥的投诉，平台不问是非曲直，宁屈小哥、不屈顾客，是不对的。小哥与顾客之间为何不能双向给评论？对劣迹斑斑的顾客，平台与小哥完全可以拒绝提供服务。平台“自利性罚款”、对投诉与纠纷“宁屈小哥、不屈顾客”的原则，说到底是平台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对小哥进行服从性规训。

最后，作者援引国外送外卖的费率：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追问我们的极度内卷源自哪里。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中国只是上中等收入国家，那些是高收入国家。高收入的一大表现就是人工贵。中国的人工怎么贵起来？必须要靠持续市场创新与技术创新，产生诸多高经济租金的产业与企业，然后这些行业的外溢，包括上游的采购与员工的消费，带动低技术行业收入的上升。在发达国家，理发师也可以高收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国外卖小哥的人工要贵起来，只能靠中国的继续发展与改革开放。经济系统就这样彼此牵连，我们与外卖小哥的命运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因为推动这个世界进步的终极力量，是我们的理性与开拓精神，这既会帮到我们自己，也会最终帮到所有人。

陈斌

责任编辑 |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