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日,沈阳,第十六次全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术会议现场。本次会议为一类学术年会,与会代表五千余人参加大会。图文无关。(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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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在媒体问答中表态,规范开展的学术会议和正常医学活动是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的。
曾参与丹麦一家知名跨国药企审计工作的一位审计师称,该公司每年在华赞助开展的学术会议达数十场,不少是在五星级酒店举行。审计师会向酒店逐一核实,是否真的开会了?花了多少钱?
国内医生需要每年完成不低于25个学分的继续教育,学分与职称考评挂钩,每个地区规定不同。I类学分主要通过参会,一个会议多的话有三四个学分,低一点两个学分,这也给全国各地的学术会议提供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听众群。
文|南方周末记者 海阳
责任编辑|曹海东
原本热闹的医疗学术会议,遇冷了。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原定于2023年7-9月举办的数十场医疗学术会议、学习班、培训班纷纷以“受客观因素影响”,宣布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这与近期的紧张气氛密切相关。2023年5月,国家卫健委联合13个部门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要求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其中明确提出,重点监管各级各类行业组织或学(协)会以“捐赠”、学术会议等名义变相输送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
不能对学术会议“一刀切”禁绝,这是医学界及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共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孙宁玲教授8月10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学术会议是医生们医疗信息交流、新知识传播、疑难医学问题商讨的平台,是促进医生技能提高的重要一部分。
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在媒体问答中表态,规范开展的学术会议和正常医学活动是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的。
北京大健康法商团队负责人邓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认定医生是否借学术会议受贿的重要标准在于“是否以职权利益作为交换”。由于医生的职业行为的自由度更高,判断这一点是较为困难的。“如果多次收受且产生了实际影响竞争效果的,应当根据在之后发生的影响公平竞争的情况,追究先前存在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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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会议正自查有无流程违规
LED大屏环绕的舞台上,演讲者在聚光灯下宣读着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酒店会议厅座无虚席,听众则是年轻医生、政府官员、药企人员……这幅景象如何与医疗腐败联系在一起,是年逾七旬的心内科医生黄荣梅所不能理解的。
真实学术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黄荣梅从医生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是药企举办的学术会议让她跟上了外国研究者的步伐。黄荣梅表示,即使在信息便捷的现在,三、四线城市的医生依然与大城市的医生存在知识差距。如今她参加的许多学术会议是向同一医联体内的二级医院医生传授规范的医学知识,强化基层诊疗能力。
国家卫健委在8月15日的媒体问答中称,需要整治的是那些无中生有、编造虚假学术会议的名头,进行违法违规利益输送,或者违规将学术会议赞助费私分的不法行为。
一位江苏某知名药企的医药代表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典型的虚假会议的开办流程。医药代表发起一个腾讯会议,邀请医生们上线,然后将众人的头像截屏。接下来,他会以讲课费的名义给医生500至3000元的红包。2023年7月以后,这一做法也暂停了。
江苏某药企市场部总监刘虎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此类会议的主办方往往是一些线上会务公司。这些公司向当地卫健委申请备案后便召开线上学术会议,背后出资方实则是药械企业。
邓勇表示,判断医药企业赞助学术会议是否构成商业贿赂需从四点出发:赞助是否实际上影响了参会者的专业判断?赞助的目的在于介绍、推销本企业的产品还是交流用药理念、药品的研究发展和新药的治疗领域和功效?会议当中有没有诸如不正当的款项往来、安排旅游项目等行为?会议本身是否真实,或其他往来有失公允?
据黄荣梅了解,不少延期的会议正在自查有无流程违规。“比如说所有的赞助费用都要打到学会,所有专家的讲课费都要由学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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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办会“江湖”
据刘虎介绍,学术会议的主办方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药企、协会与医院。其中协会是最主要的一方。
在民政部官网的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南方周末记者以“医药”一词搜索,可查到1355家状态正常的协会、学会、研究会。理论上,这些社会组织都能主办学术活动。
北京某三甲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彭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一些医生来说,参与协会的好处之一在于增加头衔。“每年要进行全国医院的评审排名,如果医院里担任协会主委和副主委的医生数量多是可以加分的。”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0版)》发现,“医院承担培养医学人才的工作成效”一项指标中,涉及继续医学教育专职管理人员数。这一数字越大,该指标得分越高。
成立完学会,接下来就要开会。按照惯常做法,会议主办方先确定主题、地点、时间、规模,如果主办方是全国大型组织的分会,还需要在协会内部立项。随后会务人员向相熟的医药领域企业发布招商函,用展台、讲座等内容吸引赞助。刘虎透露称,一些大型组织的赞助费会从总会走账。
“学术会议确实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但也有很多主委为了谋私利,这次到你的城市办会,下次你再请我。这次我给你5000元,下次你给我8000元。”彭光明表示,“就是个江湖。”
刘虎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表示,如果是中华医学会这样的组织,每个分会、学组都会有专门的行政人员负责会议的财务工作。主委虽然地位很高,但一般无法左右会议的操办和会务费的分配。
目前,药企一般不会以主办方身份召开学术会议,尤其是以商业推广为目的之时。如果药企在演讲内容中介绍自家产品的优点,可能会触犯药品管理法第九十条——不得利用国家机关、科研单位、学术机构、行业协会或者专家、学者、医师、药师、患者等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一种相对安全的会议形式是非推广形式的专家咨询会议。黄荣梅回忆,自己参加过药企学术部门召开的小范围讨论会,用以收集医生们的反馈意见。药企向医生了解药物的安全风险或者临床操作遇到的问题,接着再根据反馈改进产品。
至于医院组织办会,根据规定药企不能直接付钱给医院。2020年12月生效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中也禁止医药代表未经备案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同时,也禁止其对医疗机构内设部门和个人直接提供捐赠、资助、赞助。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之间往往会组成学术联盟来作为办会主体,再通过基金会等第三方形式收取赞助费。由于医院之间的协作性较差,此类会议的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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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怎么赞助会议?
在彭光明的记忆里,从2010年前后开始,协会主办的医疗会议开始占据大头。药企不再直接办会,只能以赞助商或协办方的身份参与。
对于学术会议主办方的嬗变,相关法律规定已无从考据。邓勇表示,“任何会议的会务支出都应该由会议主办方承担”通常作为默认的原则,目的在于保证会议主办方是真实承担“主办”职责一方,避免“学术会议挂靠”“挂牌收费”等现象。
药企采取赞助协会开展学术会议,更确切地说是药企参与学术会议的招商。从传单、展台到卫星会,学术会议上的各种商业曝光机会都能得到公开定价。作为学术会议经费的主要募集方式,这一机制是放在阳光下进行的。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将于2023年9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就在其官方网页上开放了卫星会与冠名论坛的申请,每场时长一小时,根据时段的不同,报价在15万至25万元之间。所谓卫星会,指的是穿插在主会场议程之间,以产品推广为目的的小规模演讲。
刘虎表示,卫星会也有标准和要求,“比如不能产品露出,必须要基于临床实际要求进行学术化、专业化的讲述,否则过不了科学评审的环节”。许多正规的学术会议会设立学术评审委员会,对包括卫星会在内的会议内容、赞助行为做出审查。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工作委员会(RDPAC)2022年发布的《RDPAC行业行为准则》中也要求,对于由会员公司组织或赞助的医学互动交流活动,无论其性质是否属于推广,均应在合法前提下通过日程、条幅、海报或其他方式明示由某会员公司组织或赞助。会员公司不得对其学术活动作任何形式的隐藏或掩饰。
RDPAC是一个由45家具备研究开发能力的跨国制药企业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99年。2013年以来,RDPAC的工作重心开始向推广药企伦理准则倾斜,转折点即为当年的葛兰素史克(GSK)在华商业贿赂案。据新华社报道,GSK人员就是以举办会议的名义,从公司内套取费用,再以讲课费的形式支付给医生专家,达到为产品开拓销路的目的。最终GSK被中国政府罚款约30亿元。
彭光明表示,虚构学术会议向医生行贿的做法至今依然存在,但一些上市药企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曾参与丹麦一家知名跨国药企审计工作的一位审计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该公司每年在华赞助开展的学术会议达数十场,不少是在五星级酒店举行。审计师会向酒店逐一核实,是否真的开会了?花了多少钱?
即使是公开招商得到的赞助费用,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学术组织如果毫无节制,依然会有不当牟利之嫌。2014年,时任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二届人大第九次会议上披露,中华医学会在2012年至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至100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共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该报告中称,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进行不当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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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费有规定,难在界定“感情投资”
彭光明称,虚假学术会议每次支付给医生的费用为一两千元,这与一位正高级专家收取的正常讲课费相当——《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规定,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讲课费每半天不超过2000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税后讲课费每学时不超过1000元,每半天不超过4000元。该规定被许多协会和药企作为参考标准。
黄荣梅则表示,拥有正高职称的她一般每场能拿1000元。“为了这点钱,专家要花上一周时间做PPT、备课,听众收获的是知识。”想到网络上对学术会议的非议,她感到很委屈。
特殊情况是院士参加的会议。彭光明称,院士的莅临会大大提升会议的影响力,因此只有达到这一等级的专家才有机会获得8000元至上万元的讲课费用。当然他也见过有院士四处走穴,“一天能跑三个会,没有少于一万(讲课费)的”。
刘虎坦言,院士的地位较高,按照规定给付的讲课费不一定能争取到对方出场。因此分配讲课费时会多给一些,但额度不会太高,依然在常理范围之内。
除了讲课费,医生在会议中产生的差旅、食宿费用该由谁支付,这仍是行业内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2023年2月,深交所发布《关于深市医药公司商业贿赂相关问题监管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到,部分医药公司假借学术会议的名义,为参会医生安排旅游、休闲活动,报销各类费用,向医生输送不当利益。
严格来看,原工商行政总局在1996年出台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将“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定义为商业贿赂。2019年初,广西卫健委又印发相关规定,严禁医务人员参加由药商、医疗设备供应商赞助差旅费的不当学术活动。
《RDPAC行业行为准则》则建议企业限制食宿标准,避免奢侈化的不必要消费。准则提出,会员公司应避免选择名胜或铺张奢侈的地点举办医学互动交流活动。尽量减少参会者的旅行,并避免造成铺张奢侈的公众形象,避免选择与奢侈的娱乐活动相关联的场所,如SPA、温泉、度假酒店、滑雪、高尔夫、赌博、邮轮等。
比起真金白银的暗通款曲,看不见的“感情投资”更难界定,也更难查处。“人家都赞助我去开会了,那我回来是不是多开开他们家生产的胰岛素?这是人之常情,医生一定会在做某些决断的时候有倾向。”彭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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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挣学分:线下跑会
一个鲜为人知的制度是,国内医生需要每年完成不低于25个学分的继续教育,在医学研究的道路上终身耕耘。依据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医生们每年需要获得5~10个I类学分,15~20个II类学分。获得学分与职称考评挂钩,每个地区规定不同。
II类学分的获取途径包括自学、发表论文、科研立项等,I类学分获得则主要通过参会。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I类学分的获得需通过国家级或省级的继续教育项目,文件特别提及中华医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这六家单位。上述单位召开的学术会议因为能产出I类学分,且地位更高,拥趸者众。
彭光明表示,一个会议多的话有三四个学分,低一点两个学分。虽然医生也能通过网络学习获得学分,但一些上岁数的医生不擅长用电脑,而且国家对远程学习获得的学分有上限规定,线下跑会成为最主要的挣学分方式。这也给全国各地的学术会议提供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医生听众群。
刘虎表示,常理而言,医生参会应当用手头科研项目的资金,或由所在医院资助,有时会议方也会对医生的注册费进行减免。但在实践中,医生也可能受药企资助参会,其中是否涉及贿赂,很难界定。“我们也见过想跟医生共同成长的企业,出于良性目的赞助这些医生参会。这一块确实是比较模糊的地带。”
“与其他类型的学分获取方式相比,参加学术会议本身并不需要医生投入太多的精力,因此会有诸多医生选择大量参加学术会议以获取学分。这种客观存在的需求为协会主办方提供了参会流量,而这种流量本身又会吸引药企投入正当或不正当的销售成本。”邓勇指出,“我们可以说学分制度导致药企多了一条投入销售成本的渠道,但具体是否合规,还需要在具体的个案当中去判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彭光明、黄荣梅、刘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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