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的过来者，张元济在晚年所写的《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中称“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对康（有为）梁（启超）推崇备至。

这并非虚誉，康梁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无法绕开的人物。而由于康梁有师徒关系，“康梁”的并称易于让人产生两人思想一直同调的感觉。可是，两人思想实际上经历了从合到分的过程：流亡日本前，梁氏基本在康氏之学笼罩下，尽管梁氏在助其师编纂《新学伪经考》时已对康氏略有微词；流亡后，梁氏自学日语，不断吸纳新知，与康氏的分歧快速扩大，以致分裂。

概略而言，两人的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学术思想上，康氏倡导孔子托古改制，旨在构建其孔教理论，而梁氏则强调独立自由思想，自称“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清代学术概论》），自觉回避康氏的自得之学；在社会政治上，康氏总体持世界主义立场，而梁氏强调国家民族主义。

这些分歧，在梁氏1901年的《南海康先生传》就已有所反映，但由于梁氏一直对康氏执弟子礼，直到张勋复辟，两人才公开决裂。其间，虽然梁氏曾代表保皇派，立足于《新民丛报》与持革命主张的《民报》论战，但其思想底色已非康学所能范围。康梁在流亡日本后的分歧，已很难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所说的“家族类似”来包容在同一学派中。梁氏也直言“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清代学术概论》），自我认定康梁学派的分裂。

因而，从学派角度来看，康梁学派只能涵括流亡前的梁氏。而除了梁氏之外，尽管康门弟子众多，但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力均无法与梁氏比肩，加之篇幅限制，故其他弟子只好在本书中暂时阙如。

康梁学派的灵魂，是康有为。对于康氏的研究，如果从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算起，起步甚早，且一直未曾中断。

在21世纪初，近代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和出版，更是大大推动了康氏研究的进展。尤其是姜义华、张荣华将原本分散的康氏文献资料汇纂为《康有为全集》十二集，于2007年出版，对康氏研究助益甚巨。尽管此全集还未齐全，但刊发的文献量巨大，覆盖康氏的一生，如《大同书》手稿等为首刊，迅速推动了康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近代史研究发展迅疾，康氏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如康氏重宣传，有时因应形势的发展需要会“倒填日月”或修改其原作，经孔祥吉、茅海建等一批学者辛勤耕耘，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康氏史料、史事中的真伪情况。如康氏自署《礼运注》写作时间为1884年，曾引发不少争论，但茅海建发现了康氏的亲笔题记，已定案为写于1901—1902年。这些都为康氏研究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

本书立足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希望以叙述的方式，将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通观康氏著述的基础上，力图把握和呈现其思想发展脉络。

康氏在近代史上的闪亮时刻无疑是在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孔教运动，但这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康氏曾致信沈曾植，称其二十八岁就“学大定，不复有进”（《与沈刑部子培书》），而梁氏则记载康氏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清代学术概论》）。不论是二十八还是三十岁，都属于其早期，反映出康氏对其早期思想重要性及思想具有整体延续性的自我认定。可是，通常认为康氏早中期激进、晚期保守，似乎暗示着其在不同阶有着某种程度的思想断裂。在两者中，哪种说法更为可信？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为此，本书希望借助于目前的研究成果，力图把握和呈现康氏的思想发展脉络。通过通观康氏的著述，可以发现康氏的成长轨迹和传统知识分子差别不大，以成圣自期，但师从朱九江后，自信找到了成圣之路，在静坐中出现了神秘体验，产生了浓烈的“圣人情结”，由自期一转而为自许，立志于济世救人。

对于康氏而言，“圣人情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他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百折不挠的驱动力，敢于挑战固有的权威；另一方面形成独断的做派，如武断解经。同时，由于制度与大众生活直接可感的相关性，自许为圣人的康氏，在治学上偏重制度，这也成为其与宋明理学的最大差别所在。在游历香港、上海之后，他被西人的治理成效震惊，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束缚，大攻西学。尽管康氏不懂外语，但通过阅读中译西书获得了当时士人少有的世界眼光，并在早期即运用其“妙悟”出来的博杂知识，致力于探索一套良好的社会制度。稍后在广州与廖平相晤，受到启发，转宗今文经学，以之为框架重建孔教理论，并积极予以宣传，以抵御西来的基督宗教。康氏选择今文经学，在于其认定孔子之学是人道教，比基督宗教更优越，而且今文经学是传统儒学中最关注制度的学说，符合其济世救人的价值追求。此后，其思想虽有一些调整，但变化不算太大。

从其思想脉络来看，康氏一直致力于从制度入手，探寻全人类的理想社会制度，救中国只是其下手处，并未出现明显的思想断裂。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急剧变化，以此为参照，外人难免看到康氏在不同阶段有着激进与保守的差别，但其自身的思想发展并没有断裂。

第二，立足于康氏的一手文献进行阐述。

关于康氏传记类的著作已非常多，但有一些根据不足的坊间之说。如说康氏是富裕的世家子弟，实际上康家不算典型的世家，只能算中等，其赴京应考，有时都需要寻找他人资助。又如说康氏依陆王心学自修，但《我史》明确记载其将静坐中出现的哭笑无常，自诊为“此《楞严》所谓心魔入心”，后入西樵山“专讲道、佛之书”，对症解决问题。显然，康氏遵循的自修方法，并非纯粹来自于陆王心学，而是混杂了不同的学说，主要应以佛学为主。当然，现存康氏一手文献非常丰富，无法全面介绍，只能择取不同阶段中若干重要的文献来做简要概述。

第三，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努力揭明康氏背后的“真想”。

康氏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学术和政治混一，即以经学来缘饰其政治意图。康氏自许为济世救人的圣人，这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书斋型的学者。而他所尊崇的今文经学，本就将学术与政治混合在一起，追求经世致用。如汉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就以《春秋》来决狱。如以现代学术、政治二分的现代立场来批评康氏，整个今文经学将难以幸免，同时也将窄化传统儒学的经世价值。与其指责康氏的学术与政治不分，不如去揭明其意图。这需要将其思想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以明确其试图救治的对象。这种做法，也可以解释其思想中的不融洽之处。如康氏《康子内外篇》的首篇《阖辟篇》，就赞赏中国君权独尊，鼓吹君主用君权来实现强盛的治理，不惜使用重刑和愚民政策，与后文所倡导的平等等近代价值观念不一致。如结合当时清朝的积弱，不难理解康氏的意图是借助君主专权独断能最高效率地实现国家富强，摆脱当时的困境。这和《教学通义》所表达君主利用政教合一的集权来快速培育人才的想法一致。如用传统儒学的说法，康氏是针对现实而采取的权变，这与后述所说的基本原则不同。因而，不必据此怀疑《康子内外篇》后来有改作。

笔者不揣学识浅陋，试图将上述想法落实到书中。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只能留待读者来评价。如蒙各位方家批评指正，则是笔者之幸！

作者：马永康，广东广州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兼任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经典与解释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整理校注《格致新机 格致新法》（晚清西学丛书之一）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各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