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修坟造墓以念先人，也为数以万计的随葬珍品构建了一个免于战火纷争与朝代更迭的地下空间，使得它们可以以更完整的姿态重现于世。

如今流离于天下各方、散落在层层黄土之中的古代遗物被放置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被纳入展线逻辑，为人们缝缀出千年前的历史图景。

而它们在被制造的最初，又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我们将从不同于展览叙事的另一层语境出发，从墓葬空间的视角重新审视它们诞生的意义与所意味的历史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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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形制

在千百年的历史中，西域涌现了许多显赫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家族坟院以修筑墓垣和聚族而葬为特点，反映了拥兵自保和强烈的宗族观念。这些家族墓地绵延了几个世纪，能清晰地体现出长时间内西域与中原交往的动态变化。近代许多学者对西域地区家族墓葬茔区的营建变迁和墓葬顺序位次进行梳理，发现这些家族墓葬受到中原的影响，也遵循着严格的宗族礼法制度。

以阿斯塔纳墓群中麴氏高昌豪门张雄家族茔院为例，这里的张雄祖墓居于最后一排，其父母墓居第二排 ，张雄夫妇墓在第三排，张雄长子张定和、次子张怀寂由右及左居于第四排，由此类推。

有趣的是，张雄与其妻麴氏虽合葬在一起，但二人的墓葬形制却大不相同。张雄的墓是采用高昌当地传统的斜坡墓道洞室墓，而妻子的墓能看出明显的改制和增筑。

张雄死于唐贞观七年（高昌延寿十年，633），其妻麴氏死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这就意味着两人是相隔55年后被葬在一墓。张雄死时，唐朝未直接控制这里，但妻子死时，唐朝已在高昌地区经营已久。张雄的长子张定和及次子张怀寂都在担任唐朝政府官吏，熟知唐朝制度，为其母亲举办丧事自然依唐制而行。

除此外，西域墓葬还体现了其他多元文化的身影，如康氏家族茔院中出现骨灰罐拊葬这一粟特人固有的丧葬习俗。又比如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一的铁勒在控制高昌国的时间内，张氏家族茔院中的张容子墓（609年）的墓葬形制便采用类似北方游牧民族毡帐的圆形墓。

同一茔院竟有多种不同的墓葬形制，可见西域墓葬与多地文化传统都有着复杂渊源。

随葬品

通过古代典籍、铜器铭文，许多学者对随葬品“物质性”进行研究，认为古代墓葬的随葬品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称为祭器、明（冥）器和生器。

祭器 

（对兽铜环，公元前5-前3世纪，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祭器是祭拜使用的礼器。

古代礼仪有“吉礼”与“凶礼”之分，吉礼在城中的宗庙里进行，敬献给生者群体所供奉的祖先神明。后者则发生在墓地，与之相连的是死亡和悲伤。逝者生前在其宗庙中使用过的祭器会被一同放入墓穴中，因此祭器也是尊贵地位的象征。

 明器

明器是为葬礼特别制造、徒有其貌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器。

荀子认为，在丧礼中陈放这些器具是为了“饰哀”“饰终”和“明死生之义”。它们的存在是为亡者建构一个理想的来世生活环境，比如最常见的墓俑便是其中一个大宗。

墓俑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为墓主人外出安排的仪仗俑，第二类是为墓主人室内生活安排的如童仆俑，一些高级贵族官僚墓中还有家臣和文官俑、伎舞俑、牵驼胡俑，第三类是与厨房有关的劳作俑，第四类是为墓主人守护坟墓的如镇墓兽、十二时等。

仿人形墓俑的出现逐渐代替了以生人殉葬的习俗，那么墓俑要在多大程度上拟人？是否要与真人同等大小？

其实古代思想家对墓俑象形的程度开展过激烈的讨论。荀子认为，陪葬物中的明器都必须制作和陈放成不可以真正使用的样子，以突出它们“送死”的象征意义。

又比如孔子提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便是在批评对拟人墓俑的使用。孔子反对用俑是因为俑模仿人形，意味着在丧礼中使用人殉。然而他的反对没能阻挡墓俑这一艺术传统的发生和发展，这些墓俑不仅取代了人殉，同时实现了人殉被期望的功能。

在公元六世纪前后，墓人俑在西域经过了繁盛到衰落的转变，到了麴氏高昌国晚期，泥人俑也只是偶然可见，且造型原始，甚至还出现了无四肢的人俑。是什么原因削弱了人们对墓葬人俑的信仰和使用呢？

这与高昌佛教的兴盛密切相关。

北凉王族带来了一批河西的高僧，他们在高昌弘扬佛法、造寺立碑、译经写经，推动高昌佛教快步发展。在佛教的生死观中，人死后可以轮回转世、获得再生。而墓葬人俑代表的观念是“事死如生”，它们仅为死者在阴间的生活服务。相比之下，佛教的再生观念显然要更有吸引力。

随葬衣物疏所蕴含的功能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转变。随葬衣物疏其实是一份死者随葬品的名录，在高昌佛教兴起前，它的功能是强调死者对随葬品的唯一所有权。佛教兴起后，随葬衣物疏便逐渐变成了“佛教轮回通行证”，就连死者的名字也常以佛家弟子的身份出现在衣物疏中，疏文也由寺院撰写，目的是让死者顺利通过轮回。

（重光元年汜法剂随葬衣物疏，

隋代，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佛教生死观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批著名的文物——伏羲女娲图上。

为何在西域这个地方，佛教的兴起反而让人们追捧起象征伏羲、女娲这样的中原意象呢？

学者认为，伏羲女娲交尾所蕴含的宇宙观与古代的再生意识息息相关，包含着天界众生平等的思想。高昌人受佛教再生思想的启发，有意寻找着汉文化中具有类似意义的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伏羲女娲图被选中了，成为西域墓葬文化中一颗象征文化交融的璀璨明珠。

（彩绘伏羲女娲绢画，唐代，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三足金乌、蟾蜍、星月等用来彰显时间观的中原意象也出现在了西域彩棺上。

（彩棺，汉晋，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除了伏羲女娲绢画，西域墓葬也出现了其他主题的画作用以装饰墓穴，主要是反映日常生活的如牧马、弈棋、乐舞、仕女等画面。

（唐彩绘侍女双人图，唐代，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如阿斯塔纳出土的《弈棋图》，画作工笔重彩，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绘画艺术的特点。也为围棋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下图《唐彩绘侍女双人图》便是它的一部分。屏风画的出现，也体现西域社会生活以及居家布局已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在墓葬文化中，人们在平台后面的墙上画出或设置一个帷帐或屏风，用以暗示不可见的受祭对象。

 生器

生器指的是随葬品中原属于死者生前的私人物件。但按《仪礼·既夕礼》一书的分法，死者生前物品其实也属于“明器”的一部分。荀子首先提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因此在他看来，送葬如同为亲人搬家。

彩绘陶器是西域的本土特色之一。

以阿斯塔纳墓地所在地的古高昌为例，延昌年间与延和年间，高昌并未与中原建立直接的官方往来，正是大力发展自身特色的时候，受佛教文化影响，莲纹成为占有绝对优势的纹路。麴氏高昌晚期到初唐时期，高昌开启了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圆点纹逐渐成为这一时期陶器的主要纹路。

（彩绘陶罐，麴氏高昌时期，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文献书简也常被作为随葬品放入墓中。

学者认为，墓葬出土的文献或有宗教意义，或为墓主遗愿，又或者是填棺以防出殡、埋葬时尸体移动。

（苻养寺葡萄园得酒帐，唐代，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开元四年《论语》郑氏注，

唐代，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天宝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申十三载郡坊贴马漫食交河等作九至十二月马料帐，唐代，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前凉王宗上太守啓，东晋，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除此以外，西域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出现了大量的织物、眼罩、钱币等。

从这些物品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中原、西域、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交融。

（联珠对鸟文锦，唐代，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蓝色如意鞋，唐代，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五铢钱，北朝，

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复制品，

汉代，现展于广州海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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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多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寄托了生者哀思的亡者世界，并非象征结束与陨落，而是在描绘永恒。

遥远而神秘的西域墓穴，更揭示着中原与西域间信息与物质的流动与交融，成为蕴含历史发展线索的地下丝绸之路。

“西出阳关——新疆文物精品展”

正于广州海事博物馆向公共开放

若想深度了解

古代西域神秘的墓葬文化

那就快来一探究竟吧！

参考文献：

1.公元5~８世纪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初探，高伟

2.西安、吐鲁番唐墓葬制葬俗比较，陈安利

3.新疆晋唐墓葬研究述略，祁梅香、杜梦

4.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倪润安

5.《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论文集（第四辑）》，巫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