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以踢足球赛喻写作艰难：时间花费长且可能颗粒无收

“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7月22日下午，当代著名作家余华来到第33届香港书展现场，为读者带来题为“文学自由谈”的讲座。讲座一开始，余华谈起自己40多年的创作经历和期间不同的创作阶段。

南方+记者了解到，因前来参加讲座的读者过多，故而此次讲座分为上下两场，每场容纳3000余名读者。离讲座开场还有2个多小时，已经有数百名读者前来排队候场，大多为年轻人。在候场间隙，有读者谈起自己对余华作品的喜爱；也有人席地而坐，翻开余华的书阅读。

文学的道路也是人生的道路

此前，余华在题为“文学与记忆”的演讲中提及，“作家演讲做多了，‘跑江湖’的习性就会流露出来，题目做得大点，总是比较有利。”这一次的讲座，围绕自己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余华提及多部作品的创作细节。

余华曾称，文学的道路也是他自己人生的道路，而创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则是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我拔了5年牙，技术好得很。”余华在讲座现场说道，话毕，台下笑声连连。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余华曾是名牙医。彼时的他，写小说是“为了不拔牙”，为了进文化馆。

上世纪80年代，20岁的余华有了写作的欲望，恰好读到汪曾祺的《受戒》，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上下册），也读到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后两本作品让他拥有了更强烈的写作欲望，而川端康成对他的影响尤甚，甚至成为其“第一个写作的老师”。

在本届香港书展的讲座中，青年作家陈春成也提及沈从文、汪曾祺对其写作的影响。余华也不例外，无论是川端康成，还是他多次提及的卡夫卡、博尔赫斯，都对其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余华曾称：“像阳光对树木的影响一样，阳光对树木的影响是要树木以树木的方式成长，并不是要它变成阳光的方式去成长，这就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

余华不止一次讲述过自己与卡夫卡的“文学缘”——“1986年，我读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在这之后，他陆续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

 “已发表31年的《活着》仍对我意义重大”

对余华而言，已发表31年的作品《活着》至今仍意义重大，“这部作品是我写作的转型。一开始，我想用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创作，但如果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福贵的命运，可能会发现他除了苦难没有其他的。但如果用第一人称书写，便会发现福贵是用幸福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一生。”

无疑，创作《活着》是余华文学之路的第二个阶段。起初，余华想描写“一个人和其命运的关系”。当时，他思索了许久，久久未动笔创作。直到一天午休睡醒，脑海里浮现“活着”二字，“灵感也就来了。”他说，“灵感是每天都会出现，但要看你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余华演讲时语言风趣、直白，常常引发现场读者欢笑。他称，《活着》的语言是最朴素的，“因为这是用一名农民的口吻来讲述人生故事。”

在《活着》中，余华以“盐”为意象进行描写，这常常引发读者、文学界的讨论——“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余华用“洒满了盐”来比拟月光。他解释道，一方面“盐”和伤口有关，一方面“盐”是福贵作为农民所知道的且是最熟悉的。

余华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是创作了《兄弟》。他在讲座现场回忆，1997年，他开始着手写《兄弟》，一直到2005年左右才完成初稿。“一开始创作故事时，我不会因为悲惨的情节而感到难受。最难受的时候，是在我修改初稿时，读完整段文字的时候。”余华在修改《兄弟》初稿时，抽着纸巾擦眼泪。

余华形容自己的写作像踢足球，时间长，一场下来可能还是“0比0”，他如此打趣地形容自己的作品《文城》“拖”了21年。事实上，在长达4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余华对文学写作有着自己的要求，“不要重复自己，同时自己的长篇小说要达到我其他作品质量的平均线。”

【采写】南方+记者  杨琼 陈彧

【摄影】GDToday记者 秦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