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第十七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开讲。

活动海报。

主讲人徐晋如，是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当代著名诗人、词人、古文家，也是岭南文史名宿陈永正教授的关门弟子。这一天，他以“因不忍而求大同”为题，为听众讲述康有为的政治哲学与思想轨迹。

徐晋如表示，提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曾发起“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康有为。世人皆知他是重要的政治家，但其实他还是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尽管名气很大，但康有为身上又有很多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非常值得探讨。

徐晋如与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周刊》前执行总编周可展开对谈。

徐晋如详细阐释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变法派仓促裁撤旧衙门，遭到整个官僚群体的抵制。康有为和维新党人触动了本来支持变法的慈禧太后的底线，导致变法最终失败。

究其根本，康有为在变法前从未进入权力核心，缺乏政治智慧。有一则记载说，康有为曾表示“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这则记载无论真假，都体现了康有为和维新党人的过分激进。”此外，康有为和维新党人把西方文明看得过于崇高，认为只要全盘西化就可以富强。他们只接触到现代西学，却对其源头——古典西学缺乏认知。

换言之，康有为对于怎样建设一个新的体制，并没有清晰的想法。“这种‘进行中的思想’，对于思想家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但一旦付诸实践，又是很危险的。任何制度设计如果脱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失败就是必然的。学者朱一新写信对康有为说，‘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就是这个道理。”徐晋如表示。

康有为照片。

不为人知的是，在戊戌变法之时，康有为曾对西式民主有所犹豫。1898年的《答人论议院书》便可视为康有为思想的转折点。康有为认为，从国势、民情、地利诸方面，议院制民主皆不适于中国。为此，他不但被守旧派仇视，也遭到维新派的责难。“其实，康有为从对国运民生的哀矜悲悯出发，忠于本心，不逢迎他人，不惜两面受过，这正体现了思想家的风范。”徐晋如说。

“因众生之苦，而思以学术政事拯民救世，更进而创教自立。”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康有为痛定思痛，留下了以《大同书》为代表的思想巨著，“因不忍而求大同”，是康有为一以贯之的“道”。

万木草堂。

1898年，康有为开启了流亡生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康有为游历三十一国，深入了解东西方各国的民情、政治，使得他的思想最终成型。

徐晋如分析，康有为的考察，自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他会去看每个地方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访问当地的图书馆，跟当地的重要人物、老百姓深入交往，并且带着问题去访谈他们。他从不作走马观花之泛览，而是事先做足功课了解该国之历史，再对照该国的民情、文化、政体，形成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时时不忘以他国之历史文化、政事民情与中国做比较。“他终于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制度自有其优越性。由此他更坚定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徐晋如说。

“很多人以世俗的道德标准看待康有为，其实是不太公道的。”在徐晋如看来，康有为常以圣人自居，招来了很多调侃和诟病：“其实‘圣’并非指道德完备，‘圣’的本意是‘通’。而康有为恰恰就是一位‘通人’，在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因此我们很难用今天的‘学者’‘专家’的概念去定义他。”

【采写】南方+见习记者 戴雪晴

【通讯员】吴启东

【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