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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21日，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第75站暨台山都斛东滘口胜利大营救文化之旅活动在江门台山市都斛镇大纲村、东滘口以及端芬镇海口埠举行，“胜利大营救”重要功臣陈秋帆之子陈京元为赛事鸣锣开赛。

笔者梳理发现，多年来，纪念“胜利大营救”的相关主题活动在台山并不少见。比如近日举行的台山都斛东滘口中国文化名人胜利大营救展览馆揭幕仪式、去年举行的“踏红色足印 做时代先锋”中国文化名人胜利大营救·东滘口登陆地专场文艺演出和“潮涌东滘口 星火耀九州”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胜利80周年展等等。

这场80多年前跨越粤港澳三地、行程两万里、秘密护送800多位名人脱险的营救究竟有多惊险多伟大？这场营救为何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它与台山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为何值得让台山以一场场活动带领观众重回当年？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第75站跑进江门台山。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供图

营救中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花开矣”。

1941年12月8日，日军大本营发出了这封只有3个字的绝密电报。

这封电报是一个事先约定的暗号。日军第23集团军司令官酒井隆接到这封电报之后，立即下达了进攻香港的命令。

此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梁漱溟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因各种原因聚集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半壁江山”。 日军偷袭香港，这批文化人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就在日军发动突袭的1941年12月8日当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马上营救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

周恩来此时正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南方局肩负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的重任，直接领导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党组织。

周恩来向香港党组织接连发了几封紧急电报布置营救工作，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临危受命，承担起大营救的组织工作。

大营救的主要组织者廖承志。资料图片

接到中央的指示，廖承志紧急召集会议。会上，廖承志宣读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的紧急电报，大家仔细研究了营救方案，并做出了详细分工。

大家深知当务之急是先把处于日军炮火威胁下的文化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他们还研究决定，火速通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协助进行抢救工作。

1942年1月开始，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配合下，东江武工队员和交通员与香港文化界人士取得联系，开始分批组织转移。

大营救的东线在香港九龙分为水路和陆路，两路都是以田心村为节点，之后再往惠州、老隆。以老隆为中转站又分成了两路，一路去往桂林、重庆等，另一路去往闽西南等地。

除了水、陆两条营救线路之外，还有一条海路，属西线。

西线的路线分支比东线稍微复杂一些，从香港港岛分为几路。其中较早使用的就是都斛一路，从港岛到长洲岛之后偷渡到澳门，在澳门一路坐船经过南水、北水来到台山都斛，在这里登陆后再向大后方转移。

位于台山市的都斛镇，可以说是大营救西线重镇。

东滘口位置示意图。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台山都斛东滘口

中国人成事讲天时、地利和人和，作为营救行动中粤西海上交通线登陆点的台山都斛东滘口，正具备这三点。

台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东滘口所在的潭滘河自古就是台山的一条重要运河，东滘口距离香港不足80海里、距澳门仅48海里。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华，广州、新会等地相继沦陷，而台山地区尚算安全，故只能开设都斛到澳门的航线，保持航运。该航线也为后来营救行动将都斛纳入路线部署提供了便利。

1935年台山县地图中的潭滘河及东滘口。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在组织基础方面，台山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中共地方组织在活动。1925年12月，温梦熊和李万苍从广州回到台山发动了农民运动，标志着共产党在台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1929年开始，台山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到了1938年，台山籍共产党员梅重清和朱剑虹回到台山，建立了中共台山支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共台山中心支部积极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在都斛莘村等台山各地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939年是台山发展党组织最有成绩的一年，该年年底，台山全县共有党员179人，他们后来也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分子。

台山还有很好的思想基础。在台山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期间，台山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学校和报刊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干之、朱伯濂、林基路、黄日东等人都是其中的精锐骨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延续了这些形式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倡导民族抗日，激发了台山各阶层群众的抗战救国热情，推动了台山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抗战爆发后，台山人民与海内外台山华侨都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群众基础深厚。

为更好地进行营救工作，当时的大营救临时指挥部和秘密汇聚点设在香港大中华酒店中。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台山人陈秋帆在其兄长陈孔图开设的大中华酒店担任总管，以隐蔽身份，并利用斗山陈氏的社会关系，帮助大量文化名人成功撤离。

右一为陈秋帆。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为新中国留存“文脉”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被香港地下党、广东各级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营救脱险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计800多人。这次营救，无一人被敌人截获，无一人死伤，为我国革命事业和文化发展保留了极其宝贵的“星火”，创造了“胜利大营救”的奇迹。

其中，1942年1月，经都斛东滘口回到内地的文化名人共有两批。第一批包括梁漱溟、陆浮、陈此生、范长江、沈谱。他们1月上旬从香港撤离至澳门，1月17日晚离开澳门，换船秘密驶向都斛，1月18日晚到达东滘口顺利登岸。第二批包括蔡楚生、郁风、金仲华、夏衍、张云乔、司徒慧敏、郑安娜、金山、王莹、谢和赓等十余人。他们1月20日离开澳门，途中曾停靠北水，1月22日晚到达东滘口顺利登岸。

经都斛东滘口回到内地的第一批文化名人的营救路线示意图。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经都斛东滘口回到内地的第二批文化名人的营救路线示意图。台山市博物馆供图

这些文化名人的名字，今天我们并不陌生。

范长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战地记者活跃在各个战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将当时的红色声音传遍全国。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记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夏衍是著名的剧作家，也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除了电影和话剧，抗战期间他还主编了《救亡日报》《华商报》等进步报纸，发挥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作用。

江门开平人司徒慧敏，他是以夏衍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成员，曾经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司徒慧敏在革命文艺活动直至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建设中，都堪称突出的代表、卓有贡献的电影界名家。

从中国文化名人胜利大营救这段传奇历史以及这些文化名人的璀璨文艺成果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说出“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的指示。

“这次的抢救行动，充分体现了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同革命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张友渔曾这样评价。夏衍则评价：“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茅盾则将这场行动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营救”。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当前，按照省政府的南粤古驿道工作部署，都斛镇正以东滘渔村为抓手，实施台山都斛“胜利大营救”粤西海上交通线及东滘口登陆旧址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项目，充分发挥“古驿道+”综合效益，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全面提升东滘渔村风貌，提升场地价值，促进“农渔文旅体”多业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撰文】叶芷晴 潘晓晨

部分资料来源台山市博物馆、《国家记忆》节目、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