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二三事

●盛慧

十几年前，我曾参加过一次寻亲大会，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上午，雾气很重，从全国各地到来的寻亲者坐成一排，眼睛四处探望，目光里充满期待，像是等待父母接回家的幼儿园孩子一样。寻亲的人多，认亲的人却不多。其中，有一个瘦骨嶙峋的驼背老太太，一句话也不说，走上前去，翻看她们的衣领，想通过脖子上的胎记找到自己的女儿，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一脸失落地离去了。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鼻子一酸，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也差点被送走，三岁那年，外婆把她带到了上海，准备把她遗弃掉。外婆给她买了一块麻饼，带她上了电车，让她数旁边的楼有多高，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外婆准备悄悄溜下车。就在下车的一瞬间，售票员眼明手疾，一把抓住了外婆，绷着脸质问道：“侬的小人呢？”外婆没办法，只好又把她领回了家。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说起这段陈年往事，她一点也不记恨，语气很平淡地说：“恩娘只不过是想放我一条生路罢了。”

二十岁那年，母亲嫁给了父亲，家里一贫如洗。我珍藏的一份分家协议上清楚地写着他们分到的家产，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长凳，一只小凳，一个热水瓶。母亲不甘心，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她想尽了办法。

母亲偶然听说上海人喜欢吃螃蟹，便想把乡下的野毛蟹贩到上海去卖。凌晨三点，她就走村串户去收螃蟹，赶早上第一班车。去上海没有直达车，要到无锡转车，在无锡车站，有人想把螃蟹全部收购了，母亲算了下账，可以赚五块钱，父亲却嫌价钱太低，不肯卖。到了上海，已是下午时分了，围观的人很多，买的人却很少，到了傍晚，螃蟹已经不生猛了，精明的上海人，便开始砍价，没办法，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卖，其中有一只七两多，只卖了两块钱。第二天，回到家，他们一算账，一分钱都没赚到，等于到上海免费走了一趟。

做生意不行，母亲就改学技术，她进了服装厂，凭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从烫工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了缝制课长，用她微薄的工资，供我和哥哥读书。

好不容易毕业了，找工作又成了头疼的事。我记得那年夏天，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母亲操碎了心，到处托人帮忙，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朋友。一天下午，母亲带着我登门拜访，托人办事，当然不能两手空空，母亲听说那个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便决定带些水果去。初夏时分，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其中价格最贵的是荔枝，一斤要二十多块，母亲狠了狠心，买了五大串。她舍不得坐车，拎着荔枝，带着我，顶着炎炎烈日步行了大半个小时。我从没吃过荔枝，便跟母亲说：“我口渴。”母亲却装作没有听见。后来，找工作的事没有办成，母亲还时常惦念着那些荔枝。她说：“早知道吃一颗尝尝就好了。”原来，母亲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

后来，我到了广东工作，拥有了自己的事业，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大女儿出生那年，父亲和母亲便来佛山帮忙，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当当，每天下班，我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父亲做了一手好菜，他负责炒菜，母亲负责洗碗。去年，父亲旧病复发，为了把自己的手艺全部传给母亲，他搬来一张凳子，忍着痛，坐在厨房里，一遍遍教母亲做菜。那段时间，父亲脾气很不好，母亲总是让着他，从不与他争吵。

去年年底，父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一家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母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经常坐在沙发上发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没想到，她竟然反过来安慰我们，她说：“每个人都要走那条路的，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要开开心心。”

让母亲每天都开开心心，便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怀念

●颜湘茹

我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可是我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天国，虽然人们总是说，她一定在天国安息。我常想，但愿真的有天国，真有另外一个世界，这样母亲就能在那边见到大姐，母女重逢，也许能终于纾解积压在心底的巨恸。

两年，大姐猝然离去仅仅两年，母亲就在几乎同样的时间猝离。我知道母亲的悲痛，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悲痛又茫然，但我不知道，原来母亲早已心碎，这些尖利的碎片凌迟般在她心底无休止地绞缠，700多个日夜之后，她终于力竭。2009年夏夜的一夕安睡，让她终于在梦中没力气再拘束那些汹涌翻腾但始终被牢牢压制在心底的哀痛，也许只是这一刻，她允许自己稍稍放纵一下，忘记自己是一个不能生病不能倒下不能软弱的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知道，母亲其实是一个早早失去了生母的孩子，只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只能感谢上苍让她在艰难境况里却仍然生得一副乐观的心肠，感谢母亲的长姐给了她母亲一般的温暖，感谢母亲的大哥给了她读书的机会，更感谢母亲自己努力向上，成为了一名教师。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读幼师的母亲，天生好嗓子，各种大合唱，领唱的总是母亲。站在台上的她笑容真挚，天真又热情，好像并没有经历过艰难，不曾穿着缠足的堂外婆的小鞋子露出半只脚掌在冬天的雪地里走路去上课，不曾无法凑齐一个星期的红薯口粮，也不曾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只有一床薄薄的破旧棉被御寒。母亲像那些没有经历过磨难的幸运儿一样，喜欢笑喜欢说话，喜欢对人敞开心怀。

我一直知道，母亲极其辛苦，养育四个孩子加上自己的工作，给了她极大压力。当时我们刚刚随军到北方，白天父亲要去很远的地方上班，傍晚才回来，母亲要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孩子从早上6点直到下午6点。当时环境是陌生的，饭食是陌生的，周围人是陌生的，一切要慢慢步入正轨，可是重任在肩，容不得母亲慢慢熟练起来。上班她要面对几十个吱哇欢蹦，一时哭了，一时笑了，一时忽然打起架来的学生，下班她要赶回家想办法用她并不熟悉的面食做些可口的饭菜喂饱四个正处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孩子。有的孩子需要梳头扎辫，有的孩子需要白球鞋，还有的可能正在生病，所以她每天都像是踩上了风火轮一样不能停歇。

我也慢慢知道，做四个孩子的母亲，也许突破了她的承受极限，所以很早开始她就在吃胃药，吃高血压药。她经常头痛，不时胃痛，一点点声音的干扰就有可能让她无法午睡，然后不得不忍受整个下午的头痛昏晕。可是这么多年，母亲虽然忍受着各种病痛，却很少真的躺倒。她常说做了妈妈，好像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了，想着四个孩子，就不能病，不敢病。

就这样，从孩提时代起就失去了自己生母的母亲，凭着本能和不能软弱不能倒下不能生病的信念努力推动着生活向前。母亲以为，到了晚年，终于可以放下沉重的担子，直一下身。可是悲痛呼啸而至，将她压入海底。剧痛碾碎了她的心。她累了，呼吸之间都是疲倦，睡梦中偶一放松，她也就真的走了。

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夜，我想起了母亲的一生。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会送花给他们的母亲，祝福母亲感谢母亲。而我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则默默祈祷，祈祷母亲能有一个不疲倦的人生，祈祷母亲能有一个全新的人生，即便来生我们无缘再是母女，甚至素不相识，连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也没有，没关系，我要的只是，我亲爱的妈妈，你能有一个快乐而轻松的人生。

编织女神

●连芷平

童年里每个冬天，我身上总有一件母亲手织的羊毛衣：别人的羊毛衣往往是套头式，母亲却可以在左肩开出两粒扣子，甚至织出别致的开衫来。她像变魔术一般，有时在前胸织一只熟透的大黄菠萝，有时在后背织几颗别出心裁的星星……年复一年，母亲对街边橱窗里的各种羊毛线怀着永不退烧的热情，她的双手始终飞舞在编织新毛衣的日常中，各式领口搭配各种图案构成了母亲制造的“经典样式”，厚实的羊毛所锻造的温暖，生成我无意识深处的体感记忆。

CFP供图

长大后，我考入艺术系，不再常穿母亲手织的毛衣，因为在穿着的审美上，我大概已经超越了她。但母亲仍然以勤劳的姿势，端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日复一日地编织毛衣。有一天，我偶然打开母亲房间里的衣柜，看到了一幕震撼的景象：小小的衣柜里，密密麻麻地挤放着几十件从未被我穿过的新毛衣。它们甚至从未被母亲展示过，她只是织了它们，随后就藏进了柜子。

我忍着流泪的冲动，对沙发上的母亲说：“妈，别织了，对眼睛不好。”

母亲安然地说：“在眼睛看不见之前，织完你们够穿一辈子的毛衣，我挺开心的。”

这一刻对我而言，除了感动，更多的还是惊颤。

我离家越来越远，最远的时候与母亲相隔一万公里。那些漫长的日子，我心里不断地装进新的东西：变迁、后现代、差异、性别……然而每次回家，开门的瞬间，看到母亲依旧安静地坐在她的沙发上，双手飞舞，与我上一次离家所看到的，几乎是两张重叠的图像。这些时刻，使得编织隐约成为我内心的一种创伤。那阵子，我创作了一张照片：血红色的网里，趴着一只凝固的蜘蛛。在作品诠释中我写道：“这是我母亲，她将自己的生命织成了一个牢笼。”

再后来的许多年，我持续漂流到这样那样的地方、这样那样的文化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想，我不要做母亲那样的女性，不自由，不现代，更不“自我”。

有几年，我在南岛求学，从艺术学转向心理学，继而想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领域叫“艺术治疗”。去上课，入门的第一脚便是了解到，织毛衣、做园艺、烹饪，具有心理疗愈、稳定情绪，甚至精神升华的效用——我再次感到了震惊。难道，过去多年里我对母亲“编织人生”的同情，只是我自己对女性的一种单向度偏见和误解？或许，母亲在为我织毛衣的过程中，她体验到的并不是我想象的空虚和痛苦，而是亲情的温暖和满足，并因此反复见证着自己爱的能力？

漂泊的生活里，我由年少时的四体不勤转而变得勤劳、独立。没有母亲可以倚赖，迫使我不断修改和调整自己的生活技能。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行动有序而又四体勤劳的妇女，从被迫劳作，转化为主动劳作，不再困于家务琐事，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实验，进入了一个“创造日常生活”的行动之中。

我常常用手边的食材，做出即兴的创意饭菜，比如烤新鲜无花果，比如煎鲱鱼搭配红石榴籽果酱，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原来，劳作并不损坏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相反，正是劳作本身，像一只无形的吊瓶，能源源不断地向一个人的大脑输入新鲜的内啡肽。我想到，一个能把平常食材变成美味饭菜的人，便是不会害怕贫困、也不会陷于贫困的，因为再贫瘠的境遇也会经由她的创造发出光芒——就像母亲的编织，让她变成一个创造者，得以超越庸常，创建与众不同的生活质地。

有一次回家，离开时，我向母亲要了一件衣柜里的毛衣。母亲安然地取了一件出来，放进我的行李箱，似乎知道我早晚会向她要似的，轻轻地念了一句:“是不是还得手织的毛衣暖和些？”我心想，对我的生命而言，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毛衣，它是艺术品，是哲学中所说的“物”，一个构成了符号和“能指”的物。

我始终没有学会像母亲那样织毛衣，但由我的热爱劳作和母亲的热爱编织，我得到了宝贵的验证:那种不事身体劳作的生活，才是真正异化的生活，那些厌倦、消沉、失落了生活意义的情绪，和缺乏主动的劳作、缺乏创造力是存在着正相关的。

我喜欢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直起腰来，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相比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中的“悠然”，这“直起腰来”更打动人。是的，生命里所有触动我们的一切，礼物一般的领悟和天启，都需要我们从劳作中“直起腰来”才能看见，才有资格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