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备受关注的孙卓被拐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去年6月，孙卓父亲孙海洋收到检方的量刑建议书，其中显示，被告人吴某龙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2条规定，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此外，孙海洋已提起民事诉讼，索赔580万元。

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亲爱的》就改编自孙卓父亲孙海洋的寻亲故事。随着该案的开庭，如何让“天下无拐”的愿望变成现实，再次引发网友广泛讨论。专家建议，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要从严惩治收买行为，并在立法层面对“收买同罪”予以确认，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

如何认定“拐骗”还是“拐卖”？

2007年10月，年仅4岁的孙卓在自家包子铺门口被人拐走。孙海洋从此走上了艰辛的寻子之路，他将自家包子铺的招牌改成了“悬赏20万元寻子”，并到处张贴寻人启事。

2021年，案发14年后，孙海洋在警方帮助下与孙卓团聚。警方同时查明，吴某龙是当年实施拐骗孙卓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

如何区分“拐骗”和“拐卖”？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朋礼松介绍，根据《刑法》第240条、262条对两罪的罪状描述，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其针对的被侵害对象为妇女和儿童，在客观行为上多表现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等行为。

而拐骗儿童罪在主观上并不要求行为人出于出卖的目的，即不要求行为人有特定目的，其针对的被侵害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客观行为上表现为拐骗，多采用蒙骗、利诱或其他方法。

有专家指出，本案中，吴某龙的行为被定性为“拐骗”，可能是因为公安和检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其“以出卖为目的，实施拐卖”的证据。

“拐卖”和“拐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量刑标准上有较大区别。

朋礼松介绍，拐卖妇女、儿童罪情节严重者可判处死刑，而拐骗儿童罪最高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如在轰动一时的“梅姨案”中，经查明，2005年1月，5名被告人密谋策划了拐卖年仅13个月大的申聪。2021年12月，广东高院二审判决：张维平、周容平被判处死刑，另有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刑十年。

能否要求民事诉讼赔偿？

本案中，孙海洋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提出580万元的赔偿诉请。同类案件中，除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之外，受害人能否要求民事赔偿？

在“申聪被拐案”中，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曾请求法院支持被告人承担包括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在内的各项赔偿金共481万余元。广东高院二审支持了其中的部分诉请，判决5名被告人连带赔偿申军良夫妇物质损失39.5万元。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燕玲指出，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我国个别地区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特殊保护，会有一些例外的判决，如在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支持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

王燕玲介绍，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保障的体现。此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尽管刑事处罚具有抚慰被害人情感的功能，但不能完全取代私法领域权利保障的方式。”她说。

如何从严惩治收买行为？

我国政法系统历来对人贩子主动“亮剑”，近年来打击力度有增无减。

去年3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21年起最高检协同公安机关以专项行动深挖历史积案，两年间起诉拐卖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3152人，比前两年上升16%，其中发生在五年前的积案占31%。

虽然国家层面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要真正实现“天下无拐”尚存在一定难度。“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化趋势明显，尤其在跨境拐卖人口犯罪中，犯罪成员之间分工明确，隐蔽性和反侦查意识都很强。”王燕玲说，拐卖者和收养方多通过熟人介绍，彼此之间具有默契，在面对询问、侦讯时通常不会轻易交代出上家或下家，且拐卖者常故意隐瞒被害人信息，或故意销毁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证件，这些都增加了侦破案件的难度。

专家指出，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关键在于从严惩治收买行为。

朋礼松建议，收买和拐卖妇女儿童应当同罪同罚，才能形成实质性的法律威慑，为此需在立法层面对“收买同罪”予以确认。公安机关要加强对此类犯罪线索的摸排力度，投入更多侦查力量，并不断完善相应侦查机制。同时，相关部门要对此类案件的侦办尽可能予以协调配合，并严惩情节恶劣的犯罪分子。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需要综合治理。”王燕玲建议，可以制定儿童失联快速反应机制，建立生物学信息强制登记制度，鼓励群众对拐卖行为积极举报，不断压缩犯罪分子生存空间。同时，在严打拐卖行为的同时，从严惩治收买行为。

【记者】吴晓娴 孟健

【统筹】杜玮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