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6日，贵州黔东南，某剌绣产品加工车间内。（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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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目标指明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2022年经济发展增速与目标增速间存在差距，因而在2023年，稳增长是首要目标，进而通过稳增长带动稳就业。”

21世纪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发现，地方官员介绍辖区情况时，热衷于引用当地GDP和相关经济指标在省内或市内的排名。“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发布国家、省、市、县四级GDP统计的国家。”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和同事设计了一套基于微观数据的出口质量测量方法。根据这套方法，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至2012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了30%；从2012年至2022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又提升了25%。

“我们的确摆脱了对单一年份GDP增速的关注，有更多精力聚焦长期增长。”张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界都是近两年注意到我们的增速，但如今的产出大多是五年前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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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责任编辑｜吴筱羽

202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取代了过去两年报告中的“六稳”“六保”，成为中央政府今年要突出做好的工作。

转变早有端倪。

202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稳增长”时隔两年重新出现在大会公报之中。

公报中写道：“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疫情中的2020年和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六稳”“六保”工作，罕见地没有提及“稳增长”。

“六稳”“六保”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面对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的新提法。

“六稳”最早是在2018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旨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具体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六保”则首次出现在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旨在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具体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从“六稳”“六保”到新“三稳”，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将如何开局？

“三稳目标指明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2年经济发展增速与目标增速间存在差距，因而在2023年，稳增长是首要目标，进而通过稳增长带动稳就业。”

在2022年经济增长未达预期之后，中央政府将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被外界解读为稳健务实的增速目标，为高质量发展和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2023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撰文指出：“中国需要将5%以上的经济增速维持得尽量长一些，最好能从今年开始连续保持五年，即实现‘双5’增长。”

从2013年算起，2023年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第九次提出区间性的增长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过去十年的十份工作报告中，有六年的增速目标为“左右”，两年为封闭区间，一年为“以上”。此外，受新冠疫情突袭的2020年没有设定具体目标。

1.采纳“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有此名言。

1985年，中国第一次核算了“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初步测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780亿元。次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未来五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目标为7%。

在此之前，新中国一直依据“工农业总产值”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指标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创造价值，未将非物质服务的价值纳入计算，也没有减去生产过程中的成本，难与世界接轨。直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仍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经济学界通常将1985年作为划分改革开放后发展阶段的节点，从这一时期起，中国开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将原先的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改为世界各国通用的GDP统计，按照三次产业分类定期公布。”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曾写道。

事实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中国现在的人均所得是250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也就是说，在20年里翻两番。”

彼时邓小平所说的“人均所得”，即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非“人均收入”。

这一构想在1987年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以国民生产总值体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此确立，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个指标也有变化过程，原来叫GNP（国民生产总值），后来改为GDP（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2021年在一次演讲中介绍，直至1993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解释及测算方案》，GDP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起来。

中共十三大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等词汇成为党和国家各类文件的高频词。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此间的三十多年里，以GDP为核心的经济绩效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指标，地方官员也会在中央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本地的经济增长目标。

各地自行设定的目标通常会高于中央目标，例如中央的“十一五”规划中设定的年均GDP增速为7.5%，但各省设定的平均目标为10.1%，最高目标有13%，最低也有8.5%。

21世纪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在工作中发现，地方官员介绍辖区情况时，热衷于引用当地GDP和相关经济指标在省内或市内的排名。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发布国家、省、市、县四级GDP统计的国家。”周黎安将这一现象归纳为“GDP锦标赛”。他在2005年的实证研究发现，“辖区内更快的GDP增长会增加官员升迁的概率，并且升迁概率还取决于以前任官员为基准的相对绩效”。

2.淡化GDP与多元化评价体系

转变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2013年12月，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文件，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此后，各省均取消了对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的GDP考核，上海市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取消了GDP增长目标，多省还将取消GDP考核的名单扩展至农产品主产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不再提出GDP翻番的目标，也没有再提对增长速度的数量要求。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是高速度增长的阶段了。产能不足已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突出问题，而是发展的质量还不够高。”

事实上，GDP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早在1968年，在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应用的早期，时任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就有一段著名的演讲：“（国民生产总值）包括了我们对红木森林的破坏，包括了因城市无序蔓延而消失的自然奇观……然而却不包括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教育的质量和游戏的快乐。”

“GDP无法反映出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的消耗、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福利分配等情况。”刘伟在前述分析中表示，如果把GDP的增长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虽然GDP总量扩大了，但是导致人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社会财富浪费。

新的导向产生了效果。

学界一般认为，GDP增速高于8%为高速增长阶段，在5%至8%为中速增长阶段。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均未超过8%，实际增速也基本稳定在中速增长阶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人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热情在2013年后发生减弱，“官员考核机制的转变确实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结构性下调，这为理解近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提供了新的视角”。

GDP降速的同时，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各级政府也由此发展出更多元的发展评价体系。

综观各地的实际做法，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不同发展特点的地区分类制定评价标准，其二是在评价指标的多元化，以期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评价需求的体系。

2017年12月23日，原环保部给海南省下发了督察反馈报告，严厉批评该省多个市县“重经济、轻环保，鼓了钱袋子，毁了生态”。

反馈后的第三天，海南省委书记在讲话中表示，“将取消12个市县的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把生态保护列为负面扣分和一票否决项。”

上述12个市县占海南市县总数的七成，最终的方案将海南的19个市县划分为ABCDE五类，A类包括海口、三亚两个中心城市，C类为农产品主产区，D类为生态功能区，E类为单列的经济开发区，其他区县为B类。

即使在仍保留GDP指标考核的市县，也大幅下调了权重。

例如旧方案中GDP、财政收入、投资等方面的考核比重占58%，调整后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县分类考核，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最多占比23%，最少只占比7%。

这种分类被当地官员形容为“让打篮球的和踢足球的分场比赛”。彼时，一位海南省发改委的处级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取消GDP考核的12个市县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对海南整体的经济发展影响不会太大。”

除了分类评价，探索更多反映发展质量的量化指标迫在眉睫。

2021年，中央赋予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明确把“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任务。

浙江省丽水市早在2019年就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该市在2013年成为浙江省首个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的地级市，并在2021年首次完成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综合考评。

生态之外，均衡性和可持续也是高质量的内涵。

2021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曾参与制定过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这套体系包括67项二级指标，其中既有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常见经济指标，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阅读率等发展指标，还包括转移支付依赖度、养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

“部分指标已经被浙江省委吸纳为2022年度的考核体系。”郁建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除了地方考评体系的多元化，经济学界也为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更多评价指标。

“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何精准测算跨时跨国意义上可比的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国家贸易研究中的一大挑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长期研究中国外贸和出口质量的问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同事设计了一套基于微观数据的出口质量测量方法。

根据这套方法，余淼杰发现，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至2012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了30%；从2012年至2022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又提升了25%。“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看，我们确实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余淼杰说。

3.GDP从未远去

2023年春节假期结束，各省相继召开新春第一会，传递“开年即开工”“起步即冲刺”的发展信心。

与此同时，各省均在省级两会期间公布了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个经济大省均将增速锚定5%，与中央制定的经济增速持平。四川、河南、福建则锚定为6%。

此前在2022年，东南沿海五省和六个经济大省被屡屡提及。2022年的数据显示，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市场主体数量占全国四成以上，贡献了40%以上的就业，六省进出口和利用外资都接近全国的六成。其中4个沿海省份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六成。

因此，经济大省在稳增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尽管国家层面的“十四五”规划没有设置明确的GDP增速目标，但经济大省在各自的“十四五”规划中均设置了不同形式的目标。

例如广东省“十四五”规划中设定了全省GDP年均增长5%左右，2025年GDP约为14万亿元，受2022年较低增速影响，未来几年增速压力较大。

2022年深圳市GDP总量达3.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领跑四大一线城市。但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在2023年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这一成绩距离‘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和既定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

深圳市“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目标是2025年GDP总量突破4万亿元，“有一些遗憾，也有一些不甘，我们唯有在今年做出更大的努力，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孟凡利说。

“经济增长牵动着就业和税收，失业率和财政收入是我们守底线的重要指标。”珠三角某市一位副区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所在区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因而对此前淡化GDP的感受不深。

除了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多地也在近期重拾“GDP指挥棒”。

2023年2月6日，安徽省安庆市宣布建立经济“红黑榜”制度，评比核心指标含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等6项。

每季度数据靠后的单位会被列入黑榜，并规定今后市级会议都将按实绩排位，会场划定“红榜区”“黑榜区”座次。

“我们前两年也有过类似的制度，但只在政府内通报，也没有季度这么频繁。”张南（化名）在西部某市任副市长，其所在的城市近年经济增速很快，在全省的排名也有明显增长。

“我们的确摆脱了对单一年份GDP增速的关注，有更多精力聚焦长期增长。”张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界都是近两年注意到我们的增速，但如今的产出大多是五年前打下的基础。”

除了考核指挥棒发挥的作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地方干部均表示，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以前靠几个基建项目拉动增长的效果已经不明显了。

“产业项目需要耐心和时间，带动作用越强的产业就越需要时间去沉淀。”某市一位主管招商的副市长说。

4.着眼长期增长

2023年全国两会前夕，各界对中国政府的GDP增速目标高度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市场机构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高盛甚至将2023年增速上调为6.5%。

2023年3月2日，在前述刊文中，张文魁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非常乐观，但同时下调了对未来五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长将遭遇一些中长期逆风，会导致生产率提升放缓”。

然而，中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仍然十分重要，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尽管没有出现明确的数字，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202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大约为2万美元，考虑到未来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基准线将达3万美元。

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3年或需完成从1.27万美元向3万美元的跨越。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台阶：第一是人均收入达到1.32万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是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是人均收入达到3万-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

“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人均收入要翻一番，每年实际增速不能低于4.7%。这样的增长速度目前看来难度比较大。”刘世锦在受访时表示，“以往我们担忧比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不重视提高增长质量。当前我们需要强调，实际增速过低对实现长期目标也非常不利。不仅导致数量上不去，也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反映的是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数据显示：GDP高速增长时段也是TFP高速增长的时段，并且是TFP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时段，“因此不应该把速度和质量理解为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关系。”张文魁在2022年出版的专著《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中写道。

“疫情冲击过后，经济会出现反弹，但有些是补不回来的。”刘世锦举例道，“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执行不了，该招的员工没有招，应该推进的研发没有推进，预期改变会导致企业经营和发展能力下降。”

在此背景下，“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仅关系到眼前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信心和预期更关系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继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后，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再度重申了这一提法。

“这句话体现了质与量互促的战略思维,”张文魁分析，“中央把‘稳增长’放在三稳首位，很可能并不仅是对今年经济工作的要求，更是对未来五年甚至十几年经济工作的要求。”

在张文魁看来，要实现“双五”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市场化改革和制度性开放部署，“推进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不但可以理顺诸多重大关系，还可以直接为需求扩张提供有力支撑”。

过去几年里，全国两会期间时常有代表委员提出用新的指标代替GDP，例如刘世锦就曾建议形成就业指标打头、GDP收尾的新衡量指标，也有代表建议要开展全要素生产率统一核算，并将其作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关键指标。

这些建议为何难以采纳？余淼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各国就业率的计算方法不同，新的就业形态对就业率的测算带来了挑战，GDP仍然是最为标准化的测算指标，并且更容易用于国际对比。”

（应受访者要求，张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