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近10%:数据待确认,但“不愿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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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19日,北京,准父母们在一家医疗机构学习分娩相关知识。(视觉中国 / 图)

▲  2023年2月19日,北京,准父母们在一家医疗机构学习分娩相关知识。(视觉中国 / 图)

全文共2851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一般情况下,女性终身无孩率的计算方法是用50岁无活产子女的女性数量比50岁全部的女性数量。

受访的学者也有共识:即便未公布2020年的数据,但近年来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和现有子女数的持续走低已是明显的趋势。

翟振武曾做过研究,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40岁、45岁、50岁三个年龄段的已婚妇女终身无孩率的比例始终很低,均在5%以下。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邓林

责任编辑|吴筱羽

2023年2月11日,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据媒体报道,调查显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2月13日,这一话题冲上热搜。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终身”意为结束育龄期,一般情况下,女性终身无孩率的计算方法是用50岁无活产子女的女性数量比50岁全部的女性数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填写说明,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孕期长短,凡有过呼吸或心跳、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等生命现象的,都视为“活产”。

但前述报道中,女性终身无孩率2020年接近10%的信息并未注明详细来源。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口学者均表示,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未有官方机构公布过这一数据。

不过,受访学者也有共识:即便未公布2020年的数据,但近年来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和现有子女数的持续走低已是明显的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六十多年来人口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看来,终身无孩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不婚不育和已婚不育现象的增加,包括不敢生、不愿生、不能生三种情况,“零生育和低生育将成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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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数据仍待确认

翟振武解释,在每年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中,女性终身无孩率都是统计项目之一,一般情况下女性终身无孩率在5%-6%左右,“和国际上相比,中国女性普遍生育,这个数字并不算高”。

但对于“2020年中国女性无孩率上升至接近10%”这个数据,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口学者表示“没看到过相关数据”。

还有受访者特别指出,同样针对女性终身无孩率这一指标,在不同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下,计算出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关键要看怎么算的,原始数据是什么,是用时期的指标还是队列的指标,差异是很大的”。

也有学者提醒,10%左右的女性终身无孩率是可以从其他数据获得佐证的:国家统计局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约12%-18%。

据翟振武介绍,在结束育龄期而无活产子女的妇女中,既包括了自愿不婚不育的妇女,也包括了确实存在生育障碍的妇女,但其中真正由于罹患不孕症而终身无子女者的占比很低。

翟振武曾做过研究,利用历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40岁、45岁、50岁三个年龄段的已婚妇女终身无孩率的比例始终很低,均在5%以下;经历过婚姻的女性,绝大多数会有怀孕和生育的经历,真正终身无子女的比例还没有超过2%。

即便数据准确性尚需确认,但近年来女性生育意愿和现有子女数的持续走低已是明显趋势。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相关报道详见《“对婚姻没有太多需求”:初婚年龄再推迟,女性更显著》)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女性现有子女数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连续四年呈现下降趋势。国际上通常认为,持续性低于1.5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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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成本仍高企

对于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原因,翟振武表示,这是经济、社会、文化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认为,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等,成为影响中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

人口学者何亚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住房、教育、医疗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组成的专家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显示,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

面对当前的人口形势,穆光宗表示,终身无孩无后现象会加剧养老风险,“宏观来说,会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卷入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在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下,中国生育政策已经多次向宽松方向调整。

自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推出以来,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2021年全国又放开了“三孩”。

为鼓励生育,各地相继推出配套措施。从增加产假、新建普惠性托育机构到直接“发钱”,力度不断升级。

“三孩”政策落地后,四川省攀枝花率先出台“生娃发钱”政策。随后,甘肃、黑龙江等多个省份也出台了对生孩家庭的财政补贴政策。

这些激励措施成效如何?何亚福直言:“我认为现有的鼓励生育政策不足以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现在中国的鼓励生育力度还比不上日本、韩国,更远远比不上法国和北欧国家。”

他提出,要提升生育率,接下来需要把目前的“三孩政策”调整为明确生育不限胎数。

“现在提‘三孩政策’,会给人们一种‘误导’,认为生育四孩是违反政策的。”何亚福举例,他认识的一位体制内女性,2022年怀上第四胎,“她很惶恐,担心生下第四胎会被单位处罚”。

她和丈夫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第二次产检时,单位发现了,警告她第四胎属违规生育,如果生下来,她和同在体制内的丈夫都有可能被开除。她从当地卫健委得到的答复是,“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并没有允许生第四个”。

2022年8月,怀孕第七个月时,这名女性的经历被媒体报道,此后,单位未就她生育第四胎处罚这对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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