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南方农村报创刊60周年特别报道#

2023年，南方农村报迎来创刊60周年。60年来，南方农村报始终立足广袤大地，贴近“三农”，服务“三农”；60年来，经历跌宕起伏，由一张报纸发展为集“报网端微”于一体的业态新格局；60年来，与众多相向而行的伙伴同呼吸共命运，共同绘就脱贫奔康、乡村振兴时代画卷。2月18日，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将联合主办“2023三农媒体峰会暨南方农村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南方农村报特推出创刊60周年特别报道，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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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学媒协同，共探治理之道

“南方农村报扎根大地，服务三农，满足百姓需求，立于时代潮头，参与公共事务，形成‘南农精神’，特别期待南方农村报开创出更为美好的未来。”在南方农村报创刊60周年之际，作为南方农村报的老朋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徐勇教授送上真挚的祝福。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从“南农实验”到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徐勇与这份报纸结下的情缘已近二十个年头。

新起点达成新合作

徐勇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被同行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第一人”，也是“田野政治学”的主要构建者。

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作为一项群众自治制度在法律上被正式确立起来，农民从政治上的客体转换为主体。然而，“对于变化中的田野正在重塑新的政治主体，政治学界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于是，“村民自治”进入徐勇的研究视野。

徐勇主持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尝试开展“乡村实验”，观察并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1996-1998年，该中心在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民主管理”实验；2004-2006年，又在安徽蒙城岳东村开展“农村社区综合发展”实验。两次实验分别从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开展，积累了大量的基层治理经验。“有制度、组织，但是没有能力也不行，否则可能超出政策和法律范围之外。”徐勇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民主进程的日益加剧，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所需要的能力问题日益重要。农民的能力问题依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培养农民的参与能力势在必行。作为专注“三农”的媒体，南方农村报一直留意徐勇主持的“乡村实验”，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

2005年，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这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涉农媒体的新起点。这一年，南方农村报将办报口号改为“新农村推动力”。9月，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2006年，双方合作的“南农实验”启动。

携手开展“南农实验”

2005年10月16日，南方农村报给时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徐勇写了一封信，内文中提到：“能否借助五中全会‘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提法，在我们报纸上刊登广告挑选几个村子，由你们派人来指导，我们作跟踪报道。”

时任南方农村报新闻总监的毛志勇认为，现实中新闻媒体都热衷于报道事件和现象，但对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根源很少去挖掘和了解，“这样记者对社会认知以及向社会报道的新闻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只看到点，没看到面”。如何摆脱新闻碎片化属性，让报道以点带面，进而更具建设性，开展带学术性质的调研成为探索的新方向，而徐勇的田野调查方法无疑适用于南方农村报开展深度调研报道。

“媒体每天都在捕捉最新的信息，使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有了顺风耳、千里眼，了解到农村最新的变化，这是它特有的优势。”徐勇同时指出，理论界也有其长处，即能够把某些信息进行理论化、系统化，使其具有长远的生命力，“相互之间各有优势，又可以达到相互补”。

2006年4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方农村报社和湛江吴川市吴阳镇新勇村委会上能村、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委会、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西坪村委会欧村、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委会及其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合作共建新农村示范实验点协议》。

双方一拍即合。2006年4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方农村报社和湛江吴川市吴阳镇新勇村委会上能村、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委会、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西坪村委会欧村、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广育村委会及其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合作共建新农村示范实验点协议》。徐勇将此次实验命名为“共建新农村-南农实验”，意为“农民和政府、学术机构、媒体在南方农村地区共同建设新农村”。

“南农实验”得以顺利推进，与南方农村报在广东农村地区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密不可分。“南方农村报在广东是有影响力的报刊，地方政府愿意为下沉到乡村的学生提供协助，发挥了积极作用。”徐勇回忆，尽管项目开展过程中有种种困难，但各方齐心协力，不少问题迎刃而解。“南农实验”最终成为媒体、学界、地方政府、实验村共同组织的社会实验。

“南农实验”向外界证明，农民的素质不是先天落后的。“我们常常听到的评价是‘农民文化素质低，不懂治理’。”徐勇认为，“南农实验”打破了这一偏见，也打破了人们对农村女性的偏见。“农村女性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相对较弱，但‘南农实验’证明，提供机制、适当的场所，她们的治理能力并不比男性弱，有时甚至因为女性更擅长与人沟通，发挥的作用更大。”

南方农村报全程跟踪报道“南农实验”，及时深入的报道使得这场实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以“蕉岭模式”为代表的阶段性实验成果，得到社会各界认可。“蕉岭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些新探索，受到极大关注，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曾专门去调研，基层干部受到极大的鼓舞。”徐勇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

联合举办顶尖论坛

“南农实验”“蕉岭模式”等基层实践与探索，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谈论、修正、复制，进而推动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这是徐勇及参与这场社会实验参与者常常思索的问题。“中国的一些改革创新，先是有地方好经验，才有中央好政策，最后成为好制度，这是基本路径之一。”徐勇认为，好制度要靠地方不断摸索，“比如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划分到村民小组，就是从南方开始提出来，现在看起来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生——让更多基层治理经验进入顶尖“三农”专家关注范围，开展充分讨论，基层再根据专家意见调整实践，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得以扎实推进。

2005年，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著名农村问题专家陆学艺、张晓山等推了诸多工作和活动，专程赶到广州进行主旨演讲。论坛连续举办了十四届，成为“三农”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在徐勇看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的成功，在于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理论界从地方创造的好经验学习、汲取营养，地方创造的好经验则需要理论界加以论证。”十数年间，在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的推动下，学界相继总结推出了农村综合改革的“蕉岭模式”“云浮探索”“清远实践”“新兴创新”等，部分论坛成果被编入中央层面的政策文件中，甚至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例如蕉岭率先探索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2010年被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吸纳，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

徐勇与广东农村改革创新也有解不开的渊源。从蕉岭县推进“提高农民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的“南农实验”，到以“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为蓝图的“云浮实验”，再到清远市推行的“村民自治单元划小”，徐勇及其团队都曾深度参与、设计。“乡村振兴没有太多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理论来指导，只能不断实践、不断探索。”

徐勇认为，南方农村报始终牢守初心，专注“三农”问题，用纸笔写尽百姓民生；始终用心观察、忠诚记录，满怀热忱与激情为农民鼓与呼；始终聚焦主责主业，从一张报纸成长为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融媒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

“南方农村报是‘三农’媒体与‘三农’智库，它贴近农民，适应农业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给农村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徐勇说，“南方农村报迄今屹立不倒，就在于贴近农民，贴近农村实际，这个是根基。”

【记者】赵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