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良社区被梧桐山，狮子山和园山环抱，处于山间盆地的中间，“上淮水”（梧桐山河）自南向北川流而过。它隶属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位于园山街道的南部，距离盐田区盐田港10公里，距离深圳市中心区18公里。

“一部安良村史上本质就是一部拓荒史。”

安良社区辖区的占地面积6.7平方公里，有四个自然村，外地的人口有3万6千多人。深圳户籍人口有3906人。安良以客家文化为主，辖区内有炮楼和围屋，据村里的老人描述，最早来到安良的是第一大姓李姓和第二大姓蓝姓。

根据《安良村史》的记载，七百年前，开村的李氏两太公先到坪地店，后到安良。两太公一个住在上房，一个住在下房，世称“上房李”和“下房李”。其中，上房李公读书， “客家的耕读文化也许就出自这里，安良人崇尚读书 ，安良五村后来就出了不少读书人和干部。”一位本地人告诉笔者。下房李则是做生意。下房字号“敦世堂”，人丁兴旺，至少在安良已经繁衍了28世。

第二大姓氏蓝姓迁徙到安良也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他们首先定居在龙山围，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已传了20世，后来龙山围改名为蓝屋围。当然，除了最先到达的广府人李姓和蓝姓之外，还有约60个姓氏，其中张姓于300余年前由五华迁到安良五村，钟姓于乾隆年间（1736年-1796）从五华迁到安良七村。

改革开放以前，安良的周边都是农区，没有吸纳劳动力的工商企业，剩余的劳动力只能在盐田坳去当挑夫，给商贩们翻山运货。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这样的苦力活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劳动力就业。没有生活出路的人们，只好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去闯生活。

有诗云：“古国深秋燕子飞，乌衣门巷梦依稀，沧波不尽滔滔去，几见行人海上归。”去国外谋生，在当时被称之为出番。出番，艰难而且充满风险，在那个年代，每个出番的人和家庭都有说不尽的苦难，劝阻亲人的“莫过番”甚至成为了客家山歌的一个主题。出番之路坎坷凶险，亲人劝阻情真意切，但是还是未能阻止前仆后继的出番人，原因是少数人在海外淘到了金，拿回来了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更是因为人们在家乡找不到出路，只能孤注一掷。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1978年-1979年，在第三次规模比较大的逃港风波中，安良成为了逃港的重灾区，知情人说，最严重的六村，在当时逃港人数超过了一半，连十几岁的女中学生都参与了逃港的队伍。逃港造成人口锐减，劳动力不足，粮食减产，六村一度成为了安良最落后的生产队。但是三十年后，集体经济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公司的时候，六村人均资产占有量最高，在四个自然村中的分红也最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语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应验。

安风良水 筑巢引凤

李华枫是安良社区书记，他告诉我们，上世纪80年代开始，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安良工业从零起步。1980年，敏捷表链厂在安良落户，这家工厂规模不大，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只有员工50人，年销售额也就10万人民币上下，但是在安良的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此世代为农的安良人告别了延续千百年的农业经济，开始迈向工业经济。” 李华枫说。敏捷表带厂因为引进较早，被当作示范典型，常有周边村镇干部来安良考察学习。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安良还成立了“来料加工办公室”，负责和港商洽谈，签约和办理手续，为“三来一补”企业合作，并筹集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开发工业区。

90年代开始，安良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以三角龙地区为代表的沙发很有名气，很多人慕名前来购买，生产沙发和眼镜等一系列产业链都开始完善起来。”李华枫介绍，到了1998年，全村总受收入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年增幅达到了29.8%，人均所得增长了30.6%，创下历史新高。“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一个纯农村从零起步，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一批集技术研发，企业孵化，高端制造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应运而生，启梦智慧产业园等高标准的现代化产业园落户安良。“我们的产业是从传统项目到新的高科技的方向，从零星分布到园区化来发展的。目前，园区内的企业有做监控探头，各种类型应用的芯片的，也有做心脏支架和电池储能的。” 李华枫介绍。

梧桐山山高林密，当年交通闭塞，孙中山将首义地点选择在三洲田就是因其与外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隐蔽性好。安良原来是一个梧桐山北麓的一个世代为农的偏远山村，从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经过了三十多个春秋，昔日不足千人的穷乡僻壤，成为了一个入驻工贸企业达到800多家，常驻人口超过4万人的城市社区，其面貌变化和建设速度令人叹为观止。

大疫如大考 治理见真章

广东有古树崇拜的传统，在安良七村的辛田围，有两棵被列入保护的古榕树。据当地百岁的老党员李官龙的回忆，他记事时候这两棵树比现在茂盛，也就是说，90多年前正是树的成年时期。以此推算至少快要有200年。当地人经常把古树作为神树拜祭。一棵榕树树干被虫子蛀空，留下了3-4处树洞，一些淘气的孩子经常爬上树洞玩耍，乘凉和睡觉。但是神奇的是，从来没有孩子从树上跌下来摔到的，人们把这归功于伯公保佑，于是称之为“伯公树”。人们在树下建造了一座伯公小庙，经常有人上香祭拜。2018年台风“山竹”吹断了这棵神树。伯公树虽然失去了主要的枝桠，但依然坚强地立在那里，被村民用四个粗大的钢管支撑着。“百岁古榕树折而不倒，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树，而是安良人战天斗地，扶巨树于既倒，化腐朽为神奇的信念和精神。”安良七村一位本地老人如是说。

安良这位老人对安良人的评价得到了印证，2021年5月，突如其来的疫情从盐田港传播而来，打乱了园山人的日常生活，安良也一下子从盐田港的“海港大后方”变成了深圳抗疫的最前方。不过，直面疫情的园山人展示了强大的凝聚力，及时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链条，构筑了坚实的防疫屏障。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治理大考中，社区党委书记李华枫将近一个月都没有回过家，回忆起当时的生活，他说他是吃住在社区办公室，每天晚上就在卫生间简单冲凉。 “我可能当时就瘦了二十多斤，每天衣服否没时间换。因为我们就是要死死咬住一个点，不能让疫情外溢。但是难就难在，我们当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圳也是首次面对这样考验，那时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和明确的时间。”李华枫说，那段时间，园山抗疫成了全市全区的主战场，仅在安良，前来抗疫的工作人员就有2000人。“当时我也是半个月没回家了，有时候深夜收到居民的求助信息，会错过和女儿每晚的视频通话时间。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居民在隔离期间的生活如常，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一位社工回忆说到。7月上旬，经过了多轮核酸检测后，园山街道西坑、安良、大康等地才陆续解封，人们的生活生产秩序才逐渐恢复了正常。“这次抗疫给以后的封控提供了经验，对深圳的防疫政策和应对措施影响很深远。”李华枫说。

客家山歌有这么一段：“伢今来把山歌唱，唱出日头对月光；唱出麒麟对狮子，唱出金鸡对凤凰。” 麒麟舞也被成为“武”麒麟，客家人遇到喜事或者节庆的日子喜欢请麒麟队来助兴，舞动时，一人舞麒麟头，一人舞麒麟尾，两人配合默契，把麒麟的喜、怒、哀、乐、惊、疑、醉、睡等动静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客家人认为，凡是麒麟踩过的地方就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幸运。蓝志平是安良八村的村长，也是安良麒麟舞的第四代传承人。“安良麒麟舞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逢年过节会舞麒麟，是民间交流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用来祈福、驱邪的一种形式。期待安良的明天会更好！”蓝志平说。

【撰文】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