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走了。

这位被邓小平三次提及、身上贴满标签的 “中国第一商贩”在1月11日下午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84岁。

每个安徽长大的孩子，大概都有这么一段童年回忆——过年了，家里电视机播放着喜气洋洋的春节节目，家人们齐聚一堂话家常，桌面上摆满各式各样的过年零食，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傻子瓜子。

作为我国第一代草根企业家，年广九的一生和“傻子”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几度沉浮的一生，浓缩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吃得了苦、不怕吃苦”的“傻子精神”、敢闯敢拼、敢于创新的劲头念永不过时。“傻子”已去，我们仍需要“年广九”。

20世纪80年代初，得到邓小平的点名之后，“傻子”年广九（左四）受到群众称赞。安徽机电学院讲师陈守恒（左三）主动帮助年广九设计炒瓜子的机器设备，并支持女儿陈威威（左一）与年广九之子年强（左二）结婚。这是两亲家在瓜子摊旁（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说我是‘傻子’的人，都是经常来买我瓜子的人”

1940年，安徽怀远，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年广九。

安徽商业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之地。年广九“生意经”的启蒙来自父亲。他9岁时便随摆水果摊的父亲沿街叫卖。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年广九便接过了父亲的担子，负担起了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好景不长，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个人不被允许公开做买卖，街头巷尾的小摊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年广九的水果摊也没了。

但年广九想做生意的心并没有被按捺住，他还是在街头巷尾偷偷做着小生意，并最终导致两次入狱。

时间来到1967年，年广九遇到了他命中注定的事业——卖炒瓜子。

“白天在车站码头，晚上就到电影院。打击投机倒把的人来了，我就走，他走了，我又来。”年广九曾经这么回忆当年“打游击”做生意的情形。

虽然躲躲藏藏，但年广九的生意却日渐红火。除了风味独特之后，年广九卖瓜子为人乐道的还有“傻”——顾客买一包瓜子，他还会另外抓一把给别人。也因为如此，年广九“傻子”的称号传播开来。后来干脆以此作为产品品牌，畅销至今。

“说我‘傻子’的人，都是经常来买我瓜子的人。”年广九回忆起这个外号时还颇有几分得意，认为这是自己生意兴隆的根源所在。

“傻子”不傻，相反，被叫做“傻子”的年广九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经商奇才。

早在安徽芜湖用推车经营“傻子”瓜子生意时，年广九就已经展示出了自己卓越的经商头脑。他抛弃炒货传统称斤两的销售模式，直接将瓜子放在袋里按包出售，方便计数还减少了销售时的繁琐步骤。

改革开放后，年广九不再满足于在安徽发展，他觉得自己应该抓住机会把生意扩展到周边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面对市场诸多的竞争者，年广九坚持打造“傻子”人设培养品牌效应、结合时事热点进行营销活动、以薄利多销物美价廉在大市场站稳了脚跟。

面对市场众多竞争者，他开先河搞起有奖销售。通过将每包瓜子的单价提高10分钱赚取的利润设置奖励，并承诺将在几百万包瓜子中提供15万份的奖励。有奖销售的模式引起市场的强烈反响，两周内，瓜子的总销量攀升就至230万包。

但此之后，国内许多企业模仿“傻子瓜子”的模式做起了有奖销售，不同企业做出的有奖销售活动品质参差不齐，随之带来的市场混乱引起了原工商总局的警觉，禁止所有的有奖销售。“傻子瓜子”的有奖销售行至半路便被叫停，企业遭受了63万元的巨大损失。

虽遇挫折，年广九的创新经营并未止步于此。为了抓住市场，年广九决定薄利多销，原来2.4元一斤的瓜子直接降到1.76元一斤，利润只有1毛钱，他却说：“你要是天天炒，你质量好，卖得多，赚得就多；炒得少，赚得就少，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

同时，年广九在经营中还关注社会热点，进行许多紧扣热点的营销活动，如提出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外地人到芜湖用车票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买10斤瓜子不用排队、军人不排队等新颖别样的营销措施。

在年广九的档口，每天买瓜子的人能排出两三条百米长的队伍。人最多的时候，年广九一天能卖20万斤瓜子。1982年春节期间，年广九的瓜子仅在上海市场就卖出了数百吨，使“傻子瓜子”不得不做出限购措施。

后来，“傻子瓜子”开始实行品牌专卖制度，在1998年正式注册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现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年广九之子年强。借助“傻子瓜子”的名头，芜湖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还经营着“傻子”牌干果蜜饯等炒货，在全国拥有几千家专卖店。

对于手下员工，年广九的管理也颇具创新。“傻子瓜子”设立厂规管理员工，还在休息期间工人品尝瓜子时提问，是什么火候炒的瓜子，好处在什么地方，回答出来就是50元奖金。他还提出一定要善待工人，“无论是厂长，还是集团公司老总，要爱工人，不能看不起工人。”在上世纪80年代，年广九发给工人的工资就比别家多得多，工人自然干劲十足。

▍“是邓小平三次救了我，也救了‘傻子瓜子’”

与中国早期的一批企业家一样，年广九经商“敢冒险、敢创新、敢为人先”，但这也多次让他身陷风波。

在年广九的一生中，他曾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其中两次还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中。

以卖瓜子为生，居然能做到连国家领导人都惦记，年广九恐怕是唯一一个。这并不是因为年广九得生意做得有多大、个人性格有多张扬，而是因为这背后折射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政策变化的沉浮跌宕。

1979年，年广九的炒瓜子作坊有12名雇工。1980年，年广九的雇工人数增加到110人，然而灾祸却随之而来。

按照当时“七上八下”的政策界线，雇工超过8人，雇主的身份就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围绕“年广九的做法算不算剥削”，全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把“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递给邓小平阅示，邓小平看完报告后，说了两句话:“这些问题刚刚开始，我们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看一看，放一放。”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评论“傻子瓜子”的问题。

风波过后，年广九干劲更足、闯得更开。到1982年，他的财富已过百万元。当时，关于他“钞票多得发霉，在院子晒钞票”的传言招来非议，不少人以此为凭批评年广九“搞投机倒把”“剥削雇工”。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态：“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邓小平的支持态度让年广九暂时转危为安。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提到年广九和“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邓小平的讲话让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获得了生存空间。“是邓小平三次救了我，也救了‘傻子瓜子’！”年广九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表示。

事实上，对数百万与年广九一样的人来说，邓小平的支持至关重要。

彼时，不少草根企业家大多来自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边缘地带和农村贫困地区，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国有企业。对于他们来说，创业是一种选择，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但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这些工商户们惶恐不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多次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8年，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对外公布。年广九以“傻子瓜子创始人”的身份，与马云、马化腾、许家印等企业家同列名单之内。

将年广九作为例子提出，无疑把“傻子瓜子”上升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高度。

随着时代车轮的滚动，民营经济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改革开放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民营经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还有无数个“年广九”，书写着自己奋勇拼搏的时代故事。

▍“傻子”已去，我们仍需要“年广九”

“年广九先生治丧委员会”的讣告显示：“年广九，1940年1月17日出生，安徽怀远人。其出身贫苦，一生从事瓜子生意，饱受磨难，几度沉浮。但他迎难而上，创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著名品牌‘傻子瓜子’。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气概，开启中国民营经济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报春花，年广九走了，当我们怀念“傻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怀念些什么？

年广九曾这么总结“傻子瓜子现象”，并在企业沉浮起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升华为“傻子精神”的企业文化：一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二是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三是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主人翁精神；四是质量第一，精益求精的负责精神；五是永做社会的“傻子”，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这样写道：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

以年广九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初代民营企业家，毫无疑问是时代的弄潮儿和探路者。他们大多出身底层，文化水平不高但却敢闯敢拼，极具冒险和创新精神。他们随着时代沉浮，是一个时代的生动注脚，他们的摸索和探路，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探索可以说是同样“摸着石头过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年年广九踩过的那些“坑”，不再是后来者的“绊脚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陆陆续续得到解决。

也因此，年广九不再成为焦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年广九”出现，传奇也归于平淡。

“风向标”走了，风继续吹。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今，“中国第一商贩”的传奇虽然落幕，“傻子精神”仍然没有过时。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根本态度没有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打破常规、敢于创新“傻子精神”，需要更多的“年广九”。

参考文献>>

[1]郑永年，黄彦杰.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2]陈斯文. 当年下海那些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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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晓波. 激荡三十年. 中信出版社，2017

[5]李光明. 跌入谷底曾经入狱 看“中国第一商贩”的起伏人生. 中国日报.2018

[6]刘志新. “中国第一商贩”的跌宕人生. 共产党员, 2020

[7]张启玉，夏昆. 邓小平：年广久不能动. 正和岛，2023

【记者】宾红霞 昌道励

【实习生】吴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