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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争”，最终结果是在“框架”目标8文本中保留了NbS，删去CBDR，但NbS也未能列入“框架”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序言部分，可谓“两败俱伤”。

一些原住民组织认为，部分NbS项目缺少当地原住民的许可和参与，反而占用土地，剥夺了他们的谋生手段，最严厉的指控是“碳殖民主义”。此外，企业种植了碳汇林，取得了相应碳减排额度，可能会逃避自身的减排责任，有“漂绿”嫌疑。

学界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下，可能会产生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生态系统可能迅速退化，固碳能力随之减弱，从而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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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2日，刚果刚果河河口，Nteva村一名村民在红树林湿地中洗手。在与安哥拉交界的刚果河河口，将近2万公顷脆弱的红树林处于刚果自然保护研究所的保护之下。 （视觉中国/图）

不再打鱼的周顺，成了鄱阳湖一名保护江豚的志愿者。2022年以来，他眼看着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每年（鄱阳湖）都会见底，但今年特别早”。目击江豚的次数增多了，周顺反而忧心忡忡：水少了，江豚爱吃的鱼也少了，活动范围缩小，增加了被船舶干扰的频率。

2022年，“超长待机”的干旱在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蔓延，其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干旱不仅影响农业，亦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联合国环境署将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共同列为人类面临的两大关键挑战。英国阿伯丁大学环境学教授Peter Smith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气候变化加剧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则能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发挥重要作用。“两大挑战必须协同应对，如果分为两个阵营独自解决，人类将找不到最优解。”

刚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闭幕的第十五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已将协同应对生多和气变列为关键议题。然而，被视为二者之间的桥梁的NbS(Nature-based Solution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大会中却遭到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质疑。

NbS由世界银行于2008年首次提出，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NbS的定义，即“保护、养护、恢复、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的或经修改的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地、适应性地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同时提供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韧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益处”，其核心涵盖三个方面——社会挑战、生物多样性净收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作为COP15最重要成果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已将NbS列入“目标8”的文本中，但其列入经过充满分歧，折射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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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留的与被删除的

Peter Smith称，按照设想，NbS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解决且相互补充的工具，促进两个领域之间的资源整合，最终保障人和自然的福祉。

NbS概念看似抽象，实践案例却很接地气。2021年6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和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10个“NbS中国实践典型案例”，涵盖范围相当广泛，既有保护滇金丝猴，也包括修复沿海红树林湿地。

遗憾的是，这一寄予厚望的概念在COP15引发激烈争议。COP15大会审议数十项决议，其中“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决议草案原本有1669个英文单词，但经过12月16日第二工作组审议后，决议草案只剩下168个单词。初版草案里，NbS多次被提及，而在最终通过的决议中，NbS一词已经消失。

根据COP15 12月16日的会议进展简报，当天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决议草案的审议中，欧盟、挪威、日本等7个发达国家支持在决议中纳入NbS，但反对提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非洲集团、巴西、阿根廷等10个发展中国家则针锋相对，强烈支持纳入 CBDR，并表示如果CBDR能够被纳入决议草案，这些国家愿意在纳入NbS上做出妥协。

两方的讨论一直进行到当天夜间，最后精疲力竭的代表们只得同意，将相关事项推迟到下一届大会（COP16）之前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SBSTTA)会议上审议。决议草案在删改大量内容后获得通过。

有关NbS的争议，背后贯穿着COP15谈判的一条主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

全球生物多样性分布并不均衡。热带、亚热带地区自然条件好，生物多样性丰富，但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发达国家由于自然条件禀赋和开发历史悠久，生物多样性丰度往往较差。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为其保护生态的行动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

COP15谈判中“最难啃的几块骨头”，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等，都与这对博弈有关。12月14日凌晨，六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因不满发达国家对资金承诺过小和模糊而集体退场，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更能看出各方对NbS之纠结的是“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8的文本。在12月14日版本的“框架”草案中，目标8的短短83个单词中，竟出现了13个括号，每个括号里的内容都代表各方的分歧。其中，NbS和CBDR应否纳入目标8是争议焦点。

在最终通过的“框架”的目标8全文中，NbS得以保留，CBDR被删去：“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通过缓解、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行动，包括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或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同时减少不利影响，促进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此外，NbS也在目标11中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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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殖民主义”与“漂绿”担忧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助理教授高丽娜（Coraline Goro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达国家提倡NbS，一大原因是NbS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两大难题的桥梁。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社会更受重视，其资金较为充裕，发达国家可以将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投入到NbS项目上，“花一份钱，取得应对生多和气变的双重效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就宣布，法国设立目标，将其国际气候融资的百分之三十用于生物多样性。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主任彭奎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NbS项目由企业投资，落地在非洲、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跨国企业的碳汇林、跨国矿业公司在矿山周边的生态修复项目等。这也符合发达国家一贯提倡的、开拓民间资本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

而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所担心的。它们希望发达国家承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单独增加投资，从而惠及发展中国家，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们看来，NbS可能会削弱发达国家增加资金投入的承诺，并且一些NbS项目是由发达国家或企业投资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不高，对它们提高自身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和技术意义有限。

“发展中国家和环保组织对私人资本很警惕。它们担心跨国公司利用NbS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圈地。比如企业声称用这片地种树，实际上移作他用。另一种情况是，企业想拿到一座矿的开发权，为减少当地政府和原住民的顾虑，在旁边开发一个NbS项目，来实现生态损害和收益的平衡。但无论如何，开矿都是对环境的破坏。”高丽娜说。

COP15期间，原住民就在会场内外发起游行和抗议，要求“框架”的文本体现出对原住民权益的尊重。一些原住民组织认为，部分NbS项目缺少当地原住民的许可和参与，反而占用他们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的谋生手段。其中，最严厉的指控是“碳殖民主义”。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一个由英国环保组织主导的红树林保护项目计划向欧美企业出售红树林固碳效应所产生的碳信用额，原本预计每年创收2.7万美元，用于改善红树林原住民社区的生活。但该国政府高层认为，丰富的森林资源所产生的碳交易利益应该归为国有，下令禁止环保组织私自销售碳信用额。

同时，原住民也认为该项目并不便利。该项目要求减少红树林的砍伐，但按照原住民的传统，红树林是他们柴火和建筑材料的来源。如果改成用水泥建房，无疑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

此外，企业种植了碳汇林，取得了相应碳减排额度，可能会逃避自身的减排责任，这实际上有“漂绿”的嫌疑。Peter Smith则直言，在植树造林时，如果只种植固碳潜力大的树种，可能反倒会损害生物多样性，并增加生态系统功能改变的风险。

种种指控的背后，实则凸显NbS概念目前仍较为笼统，缺乏有效的监督。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出台过NbS的全球标准，由8大准则、28个指标组成，已经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但高丽娜称，由于该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性，实施NbS项目的主体往往自行其是，导致NbS项目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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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败俱伤”

面对坚决要求将NbS纳入“框架”的发达国家阵营，发展中国家阵营则提出纳入CBDR作为对冲手段。

CBDR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一条原则，旨在分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CBDR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则根据自身国情相应推迟作出减排承诺，先进行相对减排，之后逐步开展绝对减排。

高丽娜在COP15现场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代表普遍认为CBDR应该适用于各个国际环境公约，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签署时，之所以没有列入CBDR，是因为当时绝大部分国家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虽然是全球性挑战，但应对之道在于各国应努力提升本国内部的管理水平，没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划分责任。“但近年来，国际上对生多的认识有所深化：全球贸易以及其他国家不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也会造成本国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发展中国家提出CBDR，本质上仍是希望发达国家“做得多一些”，提供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可利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放慢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步伐，给本国的未来经济发展留出空间。

发达国家激烈反对将CBDR纳入“框架”。它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即生物多样性问题更多是国内管理问题。此外，发达国家还认为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亮眼，理应承担更多责任而非一味要求发达国家的援助。

“发达国家的另一层顾虑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CBDR已经成了各方扯皮的依据，会场上往往形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互相指责对方承担的责任不够。如果把CBDR引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会使未来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高丽娜说。

NbS和CBDR“相争”，最终结果是在“框架”目标8文本中保留了NbS，删去CBDR，但NbS也未能列入“框架”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序言部分，可谓“两败俱伤”。

牛津大学NbS专家Audrey Wagner在推特上表示，“框架”文本没有对NbS作出更有约束力的规定，比如保障措施的必要性、尊重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等,“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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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丧失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临界值”

尽管争议纷扰，但科学家普遍认同NbS对综合应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意义。

2021年6月，分别代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两个权威政府间科研机构——IPBES和IPCC共同推出一份报告，指出全球生态系统每年可以吸收掉50%的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全球性减少森林砍伐和遏制森林退化，每年可帮助减排4亿吨—58亿吨二氧化碳，而其他生态系统可能具有更强的固碳能力，如单位面积的红树林所能吸收的碳是热带雨林的4倍。

这体现出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对减缓气候变化的价值。报告称，到2030年，“有保障措施”的NbS可以为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贡献37%的减缓气候变化效应，同时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Peter Smith提醒道，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只靠生态固碳，还需要人类社会扎实的减排努力。否则当温室气体排放量过高，可能会超出生态系统的荷载能力。

森林固碳是依靠植物的光合作用，而少有人知的是，河流、湖泊和海洋也能溶解一部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但Peter Smith称，海水吸收过量二氧化碳已经导致海洋酸化问题。“一个例子是，如果海水继续变酸，珊瑚可能将消失，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面临重大威胁。”

国际环保组织“海洋与气候平台”副总监、法国海洋学家Françoise Gaill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全球变暖和农业废水入海，造成海水变暖和富营养化，海洋中的“死区”正在迅速增多。

“死区”是海洋中氧含量较低的区域，鱼类、螃蟹等海洋生物如不能迅速逃离这些区域，可能会窒息而死。如果这些生物因此迁移到其他区域，又会破坏另一片海洋的生态平衡。2003年，科学家检测到全球有150个“死区”，而到2017年就增加到400个。海洋“死区”总面积达245000平方公里，大于一个朝鲜半岛。

国际环保界也越来越将人类活动、气候、生物多样性视为一个整体。上述报告显示，77%的陆地(除南极洲)和87%的海洋已经被人类活动所改变，导致过去150年来，各类物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全球植物减少了一半，野生哺乳动物更减少了83%，目前地球上近96%的哺乳动物是人类和牲畜。同时，化石燃料燃烧、工农业等人类活动每年向大气排放550亿吨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较之工业化前上升了1摄氏度。全球变暖反过来以降水变化、极端天气增加以及海洋酸化等形式，危及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

Peter Smith表示，学界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下，可能会产生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临界值，生态系统可能迅速退化，固碳能力随之减弱，从而加剧全球温室效应。“这样的负向循环一旦产生，可能会给人和自然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是时候抓紧时间解决NbS相关争议，赋予其监督和保障措施了。”

编辑|曹海东 视觉|何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