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看到浩瀚的夜空，很多星星闪亮；但我知道，还有更多沉默而孤寂的星体隐藏在黑暗中，从不为人知晓。他们期待着能够彼此联络，获得能量；甚至可以发光，一起汇成璀璨的星海。——张进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崔畅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

2022年12月5日，资深传媒人、国内抑郁科普与互助平台“渡过”创始人张进离世，他生前在朋友圈发过的这段话在互联网被广为转发。

前半生，张进历经纸媒的黄金年代，以他的采编和管理才能铸就了精彩的报道和融洽的团队氛围；在他生命的后10年，他创立“渡过”，将其发展成为国内最知名的抑郁科普和互助康复社区，乃至今天的青少年抑郁解决方案平台。

我们将采写重心放在了他人生的后半程。不仅因为抗抑郁是张进未竟的事业，也在于它与当下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抑郁如同“脑部感冒”，我们都有罹患的可能，学会察觉自己与他人的精神障碍表现，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以及这个斑驳杂陈的世界。

枣红色的T恤，灰色休闲裤，脚蹬在一辆看不出品牌和年代的旧自行车上，两手紧抓着车把手，绷直的肌肉瘦削而不乏力量。头发随意地耷拉在额头前，镜片下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眼角两边的褶子几乎挤出一个扇形的角来。

几位财新的老同事不约而同地都向我发来了这张照片。素朴，真诚，亲切，坦荡，这样的张进，几乎人人喜爱。

▲爱笑的张进  摄影：陈宝成

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人日报》，不到10年张进便升任编委。此后加入《财经》，并参与创办财新传媒、位列高层，他在新闻领域的履历漂亮而扎实。大家都相信，如若不是中年变故，他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底。

在财新团队，他被称为“快刀手”。如今检索他的写作成果，有同事惊叹其“著作等身”。他的文字没有过多辞藻，简短灵巧，对记者也强调不用情绪化的语言。他主管的部门聚集了一帮敢闯敢拼的调查记者，开会时经常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大家感慨，“只有张进能够耐心、思路清晰地调和桀骜不驯的八方诸侯。”

多年来，张进在财新分管综合组，报道范围涵盖三农、法治、教育、环境、科技、医疗、公益、社会保障及突发事件等诸多领域，因而被戏称为“（其他部门）不管部”，却屡屡引发关注，殊见功力。

前财新记者庞皎明回忆，报题会上，当他把“邵氏弃儿”的线索报给（时任财新副总编）张进时，许多同事都表示“匪夷所思”，张进也对这个线索表示震惊。但他当时便表示，这样的事情侵犯了人基本的权利，必须要调查和揭露。“不管是十几个还是一个，都应该报道。”

张进相信，从事新闻工作，能够让人不断求知，并满足表达的愿望，最终促进社会的改变。他一直感念新闻生涯锤炼出的对事物的直觉能力和整体把握能力。在财新网执行总编辑张继伟看来，新闻与精神健康两个领域的付出，都寄托了张进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

▲2017年6月，张进在秦巴山区采访

在回忆文章里，张继伟提及1990年身为研究生的张进和几个同事被下放到门头沟王坪村煤矿的岁月。张进那时的工种是岩石段的做柱工。所谓做柱，是指把巷道掘开后，用木柱把巷壁撑住，以防倒塌。张继伟以为，张进在那段肩挑手扛的日子里触摸到了生命的质感，并把这些沉重的记忆当作了自身的一部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他这一生的悲天悯人，且以切实的行动助力他人，大抵在王坪村便打下了基底。

在张进身上，抑郁最初的“显山露水”，要源自2008年。

那年的“汶川地震”报道结束后的一天，张进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突然感受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劳。失眠、乏力、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涣散……这些更加明显的症状，此后两三年慢慢浮现。然而即便杂志在2011年编发过《精神病了》这期封面，张进也未曾意识到自己已有抑郁病症的先兆。

直到那年11月前后，他的工作能力断崖式下跌：反应迟钝，判断选题再不能决断。庞皎明记得，有次上海站同事来京，希望和张进聚餐。刚一落座，张进便为自己的迟到道歉，“接着人就不说话了，目光涣散。”同事去他家找，他假装自己不在，把门反锁着，任人怎么按门铃都不开。

▲2018年张进在东非

世界在眼中失去了颜色，甚至签名时连“张进”两个字都写不了。后来张进才知道，这就是生命能量的流失——抑郁患者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但对46岁的张进而言，要去精神病院看病，起初也着实不能接受。据他描述，后来他几乎是被朋友“绑架”着，“挟持”到一辆出租车上，直接开到了安定医院。然而吃了整整7个月的药，没有任何效果。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见到张进时，感觉他脸色特别晦暗，有气无力，“就像一个机器突然不运转了，卡壳了那种感觉。”张进没抱什么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吧。”没料到换药的第19天，不光所有症状消失，体力、脑力、精力恢复，而且胃口大开、健步如飞。

“你这是转相（抑郁症转为双相情感障碍），要（再）换药。”

张进兴奋地给姜涛打电话，对方却要他速到医院，在看了一眼他的脸后，说了这句话。

张进有点懵，但内心的声音让他再遵医嘱。这回，他感到自己的确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在同事王烁的提议下，他很快写出了《地狱归来——我与抑郁症抗争的日子》，从此开始了“作为疗愈的写作”。

为什么仅凭一眼就能看出转相？精神科医生如何能在短短几分钟里掌握患者病情、调好药？吃药的副作用有哪些？停药会产生什么后果……

▲渡过北京“青少年之家”，孩子们的绘画  摄影：宋词

“初愈”的张进对抑郁相关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开始研究药物，并去姜涛的诊室旁听。

那段日子，财新编委午餐会只有一小部分时间用来讨论采编事宜，大部分时间是大家听张进讲抑郁病症。“什么服用组合啊，像研究秘笈一样，滔滔不绝。”《中国改革》总编辑杨哲宇回忆，那时他在旁边听着，还会有点不耐烦。“觉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们对于精神疾病太缺乏了解了。”后来他意识到，同事们对这一领域的陌生，也刺激了张进从事这方面科普的热情。

事后回溯，张进和好几位同事都得出过结论：他那时大概正是以轻躁的高度活跃、亢奋状态在积极思考和书写。

是否躁狂能激发出人更强大的创造力？尚没有足够的科学论据。但杨哲宇感到，至少，书写可以让张进得以倾诉，整理思路，实现某种个人情境的超脱。

从那时至今，张进完成了四本抗抑郁著作。《渡过1》推崇药物治疗；《渡过2》转向心理层面；后面几本则对抑郁症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独特的认知框架。

▲2022年3月，“渡过”杭州基地首期成人营的学员们用在基地采集的干果拼接成的“渡过”字样，张进将它珍藏在办公室

“我们这种人，活在阳光下似是不可能的吧。”

在“渡过”某篇文章下的留言，有人这样写到。

关于抑郁的病耻感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患者被认为性格软弱、心胸狭窄，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不配得到肯定；二是患者被视为“不正常”，是家庭、群体的负担，给社会带来麻烦。

有人讲到，身边的朋友，会刻意（和自己）疏远；每告诉一个朋友，好像说出了天大的秘密。就诊去开药，需要朋友陪同的时候，他们都避而远之；有个孩子告诉妈妈自己最近抑郁症正在吃药。妈妈说，“你每天过得那么快活，怎么会有烦恼。”

“渡过”最早的陪伴者之一国宝贝，多年前去安定医院治疗时认识了很多病友，包括派出所所长、律师、国企高管等。在蓝色条纹状的病号服下，所有的身份和外在属性隐入尘埃。“然而一旦离开医院，许多人都互相拉黑了。好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可以放下很多东西。一旦回到现实中，便对这段过往讳莫如深。”

一个患病二十余年的农村妇女，在家里从来不敢说话。“她一辈子都离不开氯硝西泮（镇静助眠、抗焦虑的药物）。她男人家把她这事儿当成‘癔症’，写到家谱里头，这不是活在人间地狱吗？！”国宝贝质问。

各种惊诧、怀疑、轻视乃至敌视的目光，是比患病本身更伤人的凶器。在和“渡过”群主晴朗联系时，她从办公室走出了大概一里路，找到一个僻静角落才和我通话。这位工作了数十年的科研女性，积累了丰富的抗抑郁知识和内在能量，依然不愿同事听出孩子是抑郁患者。

2015年10月，张进创办名为“渡过”的微信公众号。最初，公号只是他一个人的写作阵地。很快，他收到大量读者稿件，被患者们视为精神家园。

▲张进在“渡过”亲子营与小营员和辅导员在一起

也是在这一年，他启动了抑郁患者寻访计划：描述各地患者的人生境遇，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健康现象，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解释。他把对当中12人的访谈和患者口述，放到了《渡过3治愈的力量》一书中。部分受访者，后来成了“渡过”的主干。

接受张进访问的心理咨询师瑞娟告诉我，《渡过3》出版前，她纠结了好些天，要不要真名发表。“来访者可能因为看了书会对你有想象，从而影响到咨询。还有我的恋爱婚姻对象，会不会对此介意？”一个心理咨询师也会有病耻感，这让张进既惊讶，又增加了想要了解和书写的冲动。

和张进聊过后，瑞娟释然。成长的缺失带给她的不安全感一直都在，即便工作后也没有完全消散。“张进老师问我，公布了会怎么样，丢人吗？其实说出去，没有人真的怎么看你。”

她终于坦然：“小时候生病不是我想的，我努力成长成现在的自己，很不错。得病不是一件我要为之感到羞耻的事情。”瑞娟发现，好几位友人最近在朋友圈很坦然地说，我抑郁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年过半百的张进自学考取了专业心理咨询师资格。他全身心投入到“渡过”事业，尤其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互助与自救。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21年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患病率为24.6%，意味着每4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青少年在经受抑郁困扰。

“很多孩子患的不是一般的心理障碍，往往是很多东西糅合在一起，比如双相、焦虑，还有一些人格障碍，冲动控制障碍等合在一起共病或伴病，处理起来就特别复杂。”张进曾如此描述。

晴朗是在儿子小锋大二时发现他“不对劲”的。

那是2019年的3月，她出差路过儿子学校，感觉一贯和她无话不说的孩子变得有些淡漠，她立刻和学心理学的学校辅导员联系。

“其实小锋那时已经网购了烧炭自杀的工具，马上到货了。”丈夫在网上读到了张进的三本书，“按图索骥”。晴朗迅速地进入渡过社群，带着孩子前往南京、上海、北京的三家专科医院。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很危险。”当北京的医生说出这句，晴朗的眼泪瞬间滴落下来。“不是害怕，是极度的心疼和震惊。”她十分感谢那位医生，“他递给我纸巾，让我不用担心。说抑郁症就是你的大脑得了感冒。我一下子就踏实和坦然了，原来这是一种病。而且是可以治疗的。”

晴朗说，小锋从小没让她操过心。孩子追求完美，细腻敏感，无法接受自己不够好的表现。但她后来越来越感受到，所谓“懂事乖巧”，对孩子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想法看法，却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后头。”

晴朗所在单位有个比小锋大不了几岁的孩子，头发乱蓬蓬，总是没精打采。“自杀前他给他爸爸打电话，说我特别累，受不了了，只能选择离开。我当时还说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这孩子也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多崩溃？”

后来晴朗才意识到自己那么说太过冷漠。在患病的小锋身上，她此前人生所有的经验全都用不上，“都被颠覆了”。

儿子有段时间毫无力气，下楼给感情最深的姥姥推轮椅，说这样“手靠着轮椅把手才不会太累”。“他身体的这种疲惫感伴随着整个病程。我读了张进老师的书才知道‘亚木僵’症状，就是人根本动不起来，和我孩子特别像。”

当她想通过谈话和询问，去了解造成这一切的病因是什么，儿子回答说“不知道”。“听了又难受又有些气。他这么说，是不是敷衍我？后来我才知道，重度抑郁者脑功能受损，感知力很弱。张进对疾病的认知太重要了。很多医生没科普的东西，他给了我。”

▲“渡过”北京“青少年之家”，疫情前每周开放三个下午，为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提供一个互动、学习和生活的空间

张进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未曾患病的人，也许永远不能体会患者内心的挫败、孤独和苍凉。由于大脑发生功能性病变或器质性病变，他遭遇意志无法控制的精神障碍和痛苦。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

从小锋和身边的案例，晴朗深切地体会到了张进所写的病患状况与周遭现实。

像小锋这样的孩子，在“渡过”和这个圈子以外，并不鲜见。

他们或焦虑、恐惧，或遁入虚无的麻木，或是不寻常的亢奋和愤怒；往往成绩跌落，对学习和社交毫无兴趣，内心坍塌，求助无门，直到休学在家。

受访者指出，过重的升学压力和单一评价标准，亲子关系、同伴和师生关系的问题，现代社会和大自然隔绝的生活方式，缺乏运动与社交，都是滋长青少年抑郁病症高发的因素。

晴朗后来回想起，因为小锋聪明单纯，成绩优异，班上有的同学拉帮结派孤立他。小锋几次和妈妈说，他想转去另一所中学，他的好朋友也在那儿。

“好不容易我们才进到这所重点，怎么舍得转出去？”晴朗说。孩子周末要返校，坐在车里怎么都不想下车。如今她意识到自己那时没有理解孩子，“没有及时解读到他的潜台词，错失了帮他的好机会”。

不过，和父辈相比，孩子们的“病耻感”要少很多。瑞娟说，前来做心理咨询的中学生，有的穿着校服就来了。“他们不讳言自己有抑郁，人格水平不低。”

▲“渡过”亲子营，张进与学员们一起

在“渡过”负责直播板块的思雨在线下亲子营和其他活动里见过各种各样的少年。她感觉，脱去“抑郁”这个标签，大多数孩子都很活泼、可爱。

“有的孩子显得苍白，讲话手抖，结巴，突然崩溃大哭。有些手臂有自残伤痕，平时穿长袖，他们之间特别能理解，可以放心地敞开。也比很多成年人更诚实，更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真实。”

不过看似酷的表面下，都有着敏感脆弱的心。曾负责营地应急和突发事件统筹的思雨，就遇到过好些“状况”。

一次现场的戏剧表演可能触动了一个孩子，他跑出了营地所在的度假村。手机定位显示他在镇上的地铁站，但思雨他们后来发现，原来那孩子设置了一个假定位——他其实就待在营地的洗手间，大家虚惊一场。

有时候状况发生在人多的现场，比如生日会上气球的爆炸声让某个孩子感觉惊恐；两个男生因为对一个女生暗生情愫而发生了肢体冲突；有时则发生在房间和更远处，比如情绪激烈起来拿钉书钉钉自己，或者消失不见。

重要的是，所有的行为和行为的背后是能“被看见”，不带评判的。“其实这些抑郁的孩子，很多都是有悟性的。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不想学习？因为看到大人们成天奔忙，想到自己长大也要这样一路‘鸡’下去，成为一样的社畜，毫无希望，不想重复。虽然他们会经历很大的折腾，但往往也伴随着内心深层的觉醒。”思雨说。

“渡过”推出的“青少年劳动成长计划”，也是张进倡议。在他看来，对成人管用的抗抑郁科普，小孩子不爱看——他们需要的是认可，是家园，是大家一起做事情。这个计划为因病休学、已进入康复期的青少年提供劳动机会，让他们在绘画、手工等劳动中结交同伴，相互合作，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收入与价值感。

▲“渡过”青少年线上营学员的作品

2019年3月，每周六上线的“渡过青春版”应运而生。所有的文字和漫画材料投稿、编辑、排版美工、发布和运营，小视频的制作，线上课程的技术支持，线下活动的现场服务，都由青少年抑郁患者担纲。而今它已发展成为日更的独立公号。

张进多次提到青春版的发刊词《给青春一次“渡过”》：

同类是会互相吸引的，这种可爱的微妙击穿了一切社会因素，相遇相知便相辅相成。我们很真实，希望互相拉一把，一个人不够就两个，一手拉一手，连接下去。我们想让更多的同类知道，这里有一个桃花源在守望他们的到来，她纯白而满是能量。

淋过雨，就想给别人打伞。

据国宝贝的观察，渡过的微信群里，三分之二都是孩子家长。他们学习知识，交换信息，互相打气。许多人从被伞护助的角色，变成了撑伞人。

群主“健康派”的孩子在家学习到深夜，作息“黑白颠倒”，孩子着急，希望能做好，却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睡眠，最后不愿意去学校。

一开始，健康派害怕自己提出的问题会被别人评说，显得偏颇无知。在群里潜水观察了一阵，发现“渡过”社群很包容，是“一个摘掉面具也不用害怕的地方”。“不一定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但大家都可以把问题说出来。而且看到了那么多数据，对孩子就有更加客观一点的预期。不会期待孩子半个月一个月就好，会把时间线拉到以年为单位了。”

再后来，遇到有家长为孩子在家休学好几年焦虑，健康派和其他家长给这个妈妈支招，是不是聚焦在了“孩子给自己添麻烦”，而没有真正看到孩子的需求。有的妈妈为了鼓励孩子运动，在家购置了跑步机，晴朗会善意地问到：那这个机器，究竟是孩子想要的，还是父母从自己角度出发要买？一些深层的东西，如内心的固执、不安全感，在这些倾听、开释下，会渐渐松动。

当群里有关病症的“负面信息”过载，新成员是否有足够的消化和应对能力？有的父母尽管接收到很多建议，依然很难改变自己，怎么办？当患者“过度依赖”社群的力量，将之作为能量的唯一源泉，自己却较难树立起个人成长的信心，又如何处理？

受访的几位家长和陪伴者告诉我，情绪起伏和“缺爱”的确如黑洞。但要相信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些家庭在有人患病后，发现了彼此关系的罅隙，重新打量，“因祸得福”。“最重要的是，先要爱自己。只有自己发光，才能把爱吸引过来。”晴朗说。

▲“渡过”陪伴者计划家长营的学员在一起做活动

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目前并存医疗和心理咨询两大系统。前者对应药物和物理治疗，后者对应心理干预和人格成长。然而短短几分钟的西医诊治、以小时收费的心理咨询，很难满足患者的需要。

“相比医疗和心理咨询而言，社会支持是最缺乏的——因为公众意识的缺乏和难以盈利”。王智雄坦言。他接触到的公立医院做社会支持，一般是宣教、义诊，危机干预热线这些形式。他曾经在成瘾病房组织过酒精依赖者的匿名分享会，效果很好。“当每个人分享内心的经历和感受以后，说出来特别有共鸣感，能产生神奇的疗愈因子。”

然而多对多、一对一的互助模式，在医院系统不好开展。“现状是医生护士都不够。大部分医院还是希望让医生创造足够价值。”王智雄感叹，“很多人愿意帮对方，就是一种氛围。‘渡过’的社群里充满这样的真诚和温情。就是那种，虽然我面对着这个坎，但我还要爱这个世界。”

如果有人希望能得到更明确、专享和长期的指点呢？

这样的“供求”，最早就在张进身上发生。出书后不久，一位读者找到他，感到自己患抑郁症，但对病情充满疑惑。他带着这位读者到医院，指导他用药。但对方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什么时候药能够见效？何时可以减药？能上班吗？要不要换工种？怎样才能不复发？

如此细致入微的陪伴与帮助，要耗费相当的精力，但对一个茫然失措的抑郁病人，却不啻黑暗中的亮光。

▲2018年刚加入“渡过”学生群的翔宇请张进为社群题字。曾经的抑郁患者翔宇如今已成为“渡过”的辅导员和陪伴者

张进由此萌生出一对一“陪伴者计划”，对患者给予从发病到回归社会的全程指导、陪伴和抚慰。

他认为，最好的陪伴者应是精神疾病临床治愈者或康复者，因为他们才对疾病感同身受。经过几年的摸索，“治愈/康复者”不再是必要条件。但“陪伴者”必须具有爱心、耐心、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知识，以及随机应变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张进就是我们的1号陪伴者啊！”“渡过”运营负责人李香枝笑着总结。

2018年至今，“渡过”已提供近两万小时的陪伴服务。学员经过培训、试用后，划分星级，每小时陪伴能获得80元到几百元不等的收入。在张进的设计里，“陪伴者”可以为那些康复却失去工作来源的病愈者提供一个职场机会。但这仍是一项具有风险的职业，做好不易。通过培训的几千人里只有不到200人正式成为陪伴者。

陪伴者邹峰的一位求助者是严重的人格障碍患者，情绪不稳定，吃药基本没有效果。“她也无数次情绪失控骂我，微信拉黑。再无数次羞愧，重新加微信，保证不发脾气。现在她的社会功能在慢慢恢复。”

国宝贝觉得，相比共情，帮助求助者揭开病因，给予最实际的治病帮助最重要。“比如，一个孩子没有勇气看病，那就得和他一起去。听医生怎么教他吃药。这是特别重要的一刻。”这三年，他多次拿着手机到北京的几所专科医院，帮助因为疫情封控无法出门的求助者拿药。“我用他们的京通卡挂号，然后把手机放到医生面前，他们直接对话，开完药，我再把药递给这些病友。”

张进制订了有关“陪伴者”的《二十条守则》，包括：在和求助者建立稳定陪伴关系之前，不对求助者做内心分析；不要轻率打开创伤、裸露创伤；更不能炫耀技术；陪伴者不主动就具体问题出谋划策；和求助者保持必要的界限，不主动介入对方生活等。

汶川地震后，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跟踪了10个失独家庭。其中一位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严重的抑郁自杀倾向。但2018年徐凯文再去时，病人状态已经很好。“国家落实了他的住房、养老和公费医疗；当地社区把他们组织起来，出外打工、旅游、打麻将等，应该说相互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徐凯文指出，“渡过”的“陪伴者计划”如果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成功的方法，“是非常有力量的，可能帮到海量的人”。

涂释文曾在民间精神健康组织尚善公益基金会担任一年秘书长。在她眼中，张进的民间立场非常清晰，社群的管理方式很不同。“我接触过一些医院和心理社团，他们有医学背景，行动相对谨慎，但张进非常大胆地做尝试。他是一个能够成事的人，没有什么条框，他的‘渡过’的大厦完全是从病友需求出发构建生长起来的。”有的抗抑郁机构会为做公益还是做商业摇摆不决，但张进从来没有为这些困扰过。

▲2019年，“渡过”陪伴者计划训练营成都站活动

他始终认为，公益并不是伸手要钱，也不是义务劳动，而是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盈利闭环，才能更好地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

自2021年起，“渡过”开设了心理咨询中心和诊所，为抑郁患者提供精神科诊断和药物治疗，以及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这也对应着张进提出的‘药物—心理—社会支持’的这套生态疗愈系统，将它向上游延伸，把产业链打通了。”“渡过”运营负责人赵云丽介绍。

针对一般的网友和初期患者，“渡过”公众号和社群依然在提供普惠的科普与互助服务；而针对父母的课程，营地项目，“陪伴者计划”，“青少年之家”，诊所和心理咨询中心，则成为“渡过”近年来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两年，张进在和熟悉朋友聊起“渡过”时，常笑言，自己可以退居二线，不再操心具体事务。但大家都明白，他心中还有一个魂萦梦绕的蓝图。

即便有了“陪伴者计划”，有了成长营这些，但一部分情况复杂多元、身心症状合并、缺乏家庭支持、外部环境恶劣且难以改变的患者，他们怎么办？

▲“渡过”杭州基地

张进设想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治疗，学习，种地，做工，“这本身就是鲜活的生活，是实实在在地创造财富，并在此过程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生命状态”。他称之为回归家庭和社会前的“中途岛”。

在距杭州50多公里的富春山脚下，他寻找到一座荒废的乡村小学，来承载自己的“乌托邦”梦想。那里坐南朝北，背山面水，苍松翠竹，蓊郁清新。

2022年春，在这处“渡过杭州基地”举办了首次成人月度营和青少年成长营。

张进一如既往地背着他的相机，人前人后穿梭不停，挖笋、切菜，乐此不疲。

在他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人体自然节律调整好，这和吃药同等重要。基地有大片农田、茶场、竹林，未来还会有小超市、咖啡屋、图书馆等，可以在基地内部发行代金券，鼓励孩子们参加劳动和日常管理，获得劳动报酬，形成正向激励。

▲左：张进在杭州基地劳动，右：少年营员画的张进画像

心理交流一定有，却不那么刻板。张进说：我和大家一起生活，同吃同行同劳动，“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不也算心理咨询吗？

鸟语花香的背后，是千万元级别的投入：有张进个人的，也有来自“渡过”的几位股东。他起初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麻烦：要做建筑设计、办理各种手续、处理乡村关系；2021年夏天雨季，一条从基地穿过的小溪山洪爆发，冲毁了部分设施，只好勘查地质水文，重修泄洪道……再加上疫情冲击，两次追加投资，都让张进时有“焦头烂额”之感。

看起来，从社会和专业层面对抗抑郁、解决病人群体的身心需求，是一片广阔的蓝海，但是否马上要接受资本的进入？“渡过”的创始人和运营者都不认为目前是合适的时机。

“这是一项很难规模化的事业，更多的时候需要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可以说张进所提出的每个创见都是被病友们的需求推动的，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赵云丽叹道，“有时我会觉得，是他成就了抗抑郁，还是这个事业成就了他？这个病赋予他使命，而使命也是可以给他赋能的。”

弓满总有弦断时。

2022年2月，就在赴杭州基地活动前后，张进做了一个耽搁已久的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他带着消炎药去了基地，一待就是50多天。

活动结束后入院检查，报告显示“考虑恶性肺腺癌”。

懊悔、不甘、悲凉……各种负面情绪接踵而至，甚至久违的抑郁和焦虑感又回来了。整顿情绪，张进迅速写出《我如何渡过患癌恐惧》一文，还写了一篇护工小记。财新前同事秦旭东赞到“有细节，又有对公共性的关注，是最体现张进风范的文字”。

这几月，去他家中探望，在办公场所相逢的老友、同事，都觉出了张进的疲惫。“有时我们开着会，他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谈笑间，他也会说起靶向药带来的咳嗽和手指损伤。”

但许多人都觉得，这个病对张进不会是“多大的事”。他一向的举重若轻，轻描淡写，让大家对他的“就此渡过”也似乎可以放下心来。

▲2009年财新综合组去南戴河团建时的张进

刻进所有人脑海里的张进，总是充满了生命感，如同十多年前去南戴河团建时的样子：奔跑，酣畅，不曾停歇。

那辆老自行车陪着张进往返在六铺炕、朝阳门、大望路、三里屯。一次他被摩托车撞了，还颇为得意地和大家描述，自己腾空而起，就势翻了个空翻。

在一些年轻人看来，营地活动时的张进，“简直活脱得像只猴子”。“他什么苦都吃过。我们住酒店，他总会晨练，很少去餐厅吃自助早餐，一定去周围找本地的小饭馆，像一个新生儿一般充满好奇。”思雨说。

北京的“渡过之家”有两间心理咨询室。瑞娟每次和张进同时做咨询，张进总会先问她，“你用哪一间，那我用另一间”。

“他太喜欢做事。”张进走后，晴朗给他留言，“来生，愿你成为一个普通人。”

12月5日之后的几天，许多“渡过”的工作人员仿佛跳过了悲伤，进入一种应激状态。他们要考虑此刻适合讨论什么，发布什么，如何转移情绪波动的群友的注意力。

“有人说，你走了，我的支柱就垮了。还有人流露出，灯塔灭了，找不到方向。咱们别这么看问题。”国宝贝正言。“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构建在一个灵魂人物之上。也不要设想谁经过一场病就升华了。对待抑郁不是1+1一定得2，是一门永远需要探索的课程。”

▲张进在杭州基地下厨

还有种说法，这些年，抑郁病症和它的痛苦，是不是被夸大了？

“并没有。”思雨曾留学哈佛，在美国接受过心理治疗。她的经验里，国外对于青少年精神疾病比较重视，学校在她病程早期便会干预。“当可能的精神障碍影响到你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长期低落和一些机能的退化，就要引起注意。特别是疫情这几年，精神疾病的表现在全社会是有加大趋势的。”

《渡过5》已经列出提纲，张进还打算写一本学术性的《中国农村抑郁症研究》。在他心目中，科普的任务远远没有完结。“我们这么多民间抗郁组织加在一起，影响的人有一两百万吧，但整个中国抑郁（疾病）患者就有九千万以上，他们的家族加在一起那就是上亿人。”

在“渡过”诊所做联合诊疗时，张进时常生出无力感。“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抑郁的诊疗上，他总感到我们的技术还是需要提高。”王智雄说，“就是诊断已经非常明确，但病人的病情就是好不了。还有如何让那些意愿不强的患者能积极地治疗？这都是医者和陪伴者能力的体现。”

高昱叹息，自己能理解张进的大爱，只是无法想象这种对生活、对他人满溢的热烈的爱，是怎样来自张进饱受抑郁折磨的那颗心。“这几天我在想，自己是否也拥有这等爱的能力。我原来觉得我有，只是我的爱如危卵，所以我是悲观而不前的，张进的爱更具象，所以他可以改良主义的起而行之。”

“渡过”的文化衫上，画着一支锚。于“渡过”，张进便如同大海近岸的铁锚，给人立下准绳，沉着以对风雨。

他曾带过的2016“财新新闻班”记者黄姝伦忆起，这些年和老师每每相聚匆匆， “何其有幸，我们都被他生命的张力温暖着。当时只道是寻常。”

那个在黄姝伦眼中为世界“擦星星”的人，大约终是累了。但被他擦拭过的人相信，和张进一起行走的道路并没有结束。在生生不息的旅途中，他们终会再相遇。

▲孩子们创作的张进画像

（参考资料：《渡过》系列出版物，《张进：渡过抑郁后的“第二人生”：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心声》音频节目，南方周末《抑郁少年的失控之旅》，张继伟、杨哲宇、高昱、王和岩、黄姝伦等回忆张进文字。感谢张帆、赵佳君、黄鑫、志颖、翔宇和麻袋对本文的帮助。文中患者及家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