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袭我话苦甘

这是我给孩子们常讲的故事。

记起下乡海南军垦农场的那年，我不会忘记，那时，我家有六兄弟四姐妹，家穷得四壁萧然，轮到我时无法再继续上学读书，似乎我天生就有股春蚕嚼桑叶般的读书嗜好，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就读过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周立波写的《山乡巨变》，还有《红旗谱》等书籍。至今书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情节让我记忆犹新。可来到军垦农场时，这些书没了，即使有了，也不许读。军垦农场规定可读的是毛著《四卷》及中央的“红头文件”。文学书籍都被视为“大毒草”。谁藏有“大毒草”，一旦被发现，将招来无数次的批斗。失去了文学书籍，生活就像没了阳光雨露，更有如断了奶的婴儿。对我们这些读书人说来犹如是行走在茫茫的沙漠之中，是多么渴望拥有一片文化的绿洲啊！

每逢探亲回城，我们几个要好的潮州知青总会偷偷地捎上一两本“毒草”（有的是手抄本）带回连队。就像小说《红岩》中的革命者接到《挺进报》一样，如获至宝，相互传阅。

在我的连队，与我同室的室友叫阿呆，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老家在丰顺一个常年云雾绕山的山坳里，分散的十几户人家都是靠耕作过活，日子过得挺紧巴。看着正在长身体发育的阿呆，他父亲怕阿呆饿死喂野猪，便报名让他来到海南军垦务农，好救活一条命。皮肤黝黑的阿呆讲着一口带着客家口音的不标准普通话，再加上他性子急说话快，又有口吃的毛病，初听他的话语，有如猜谜和考古一样的难。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能一口气从山上扛一二百斤的树木回连队，也能一顿吃上一二斤的大米饭。每每连队开什么“革命大批判”的会，他总要上台，糊里八说一番。阿呆给我们的印象是个“大老粗”、“土八路”。时久日长，这位大老粗的八路哥竟受我们“流毒”的毒害，也学起我们来，渐渐的变得斯文起来了。收工时，他再也不是先前赤脚光膀子的阿呆，而是穿上袜子套上白底鞋的阿呆，他更认为懂读书识文化，拥有书籍才是城里人气派的象征。

记起有一年的腊月，天特别冷，清晨剔透晶莹的冰露盖满山上的野草。阿呆就向连队请假到白沙县农场表哥那里过春节。他表哥原是场部图书管理员。在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这里揪走资派，那里斗牛鬼蛇神，到处乱哄哄，加上人们都在为肚皮拼搏，谁还有心思去读书呢？趁着场部春节放假没人的时机，阿呆就在夜间偷偷地越窗爬入那早已卸牌上锁的图书馆，在黑暗中，瞎子摸象似的胡乱揽上一大挂包的书。大年未过完，他就辞别了表哥赶忙溜回了连队。

书成了阿呆洋洋得意向我炫耀的资本，每当夜深人静，我要入睡时，阿呆总会装成有意或无意地摆弄着他的书，甚至会拿上几本在我面前晃晃，又快速地拿回箱里，以此吊我胃口。在阿呆的书中，我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一本是潮汕人熟悉的著名农民作家王杏元写的《绿竹村风云》。那是我最爱读的书，我看过这位作家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更被作家笔下淳美山村的风情和朴实厚道的乡土人物所打动。可惜这本书也难逃厄运，在“文革”中我家被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时，视为“毒草”被投进火炉化为灰烬。我熟知阿呆的斤两，在“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中，他不愧是英雄汉，可论读书，他是个把书倒着看，目过三行就打盹的低能儿。他不懂《绿竹村风云》一书的价值，说不定哪天书换不上饭票，他会当成擦屁股的大便纸用。更让我惋叹的是，此书往后恐怕难再版了。为了获得《绿竹村风云》一书，我连续几天对着阿呆陪笑磨嘴就是不奏效。无奈之下，我打开装着衣服的箱子，拿出一件女友亲手编织，而我舍不得穿的通花羊毛衣作为对书的交易条件，可这个不识货的低能儿一点也不卖账。我仍不死心，又连续几天对阿呆的死皮赖脸，狂轰滥炸的死缠不放攻势，在几经攻势和讨价还价的努力下，最后花了我近一月的工资，又翻越了一座山头，到邻县的百货商店，买上价值18元的袖珍式上海牌收音机换取了阿呆的《绿竹村风云》一书。

那年代，军垦有严格的规定，能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是周六夜，余者的晚间都是政治学习，不是开批斗会、就是学毛著或写学习心得。每个晚上，连队领导都在暗地里到各室巡视每个人学习的动向。得书的那个夜晚，我用毛著盖上《绿竹村风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得正入神，以至那位似鹰犬般在密切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团支部书记站在我身后多时还不知道。她那张马面的长脸颊藏着一对青蓝色的狼眼睛，恶狠狠瞪住我，猛力抽出我的书，阴阳怪气地说：“貌似老实，倒会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慌忙分辩：“这是一本好书啊！”“好书为何要偷着看？好书为什么不用‘红竹村’偏叫‘绿竹村’？单凭这书名就知其内容的反动！”

这时，提着马灯的指导员也闻讯赶到，他接过团书记缴获的书，掠了一眼，沉思片刻，忽然板起脸孔训了我一顿，并要我从思想深处挖根源，写一份深刻的检查送交连部。

隔天的晚上，落夜的天有如漆染的漆黑漆黑。连里大部分的人都开始入睡了。趁着这时机，我把早已写好的检查送到指导员的家，一是表示我有悔改的真诚，更重要的是要见机夺回我被没收的书。指导员的家远离宿舍和队部，坐落在伙房的山脚边，说是家，那都是用茅草渗泥土糊起的茅草房。挨近草房时，里面竟传出女人的抽泣声，透过土墙的缝隙，我看到指导员手捧《绿竹村风云》正在为老婆讲起“天赐相亲”的章节。天赐的不幸人生和遭际令这位从山里头走出来的农村阿姨听了感动得痛哭流涕，她边擦泪水边对丈夫说：“这故事写得太像我了，好书，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说着脸颊上又淌下二道晶莹的泪水。我不忍看下去，又不忍再离开。忽然，我听到屋里的指导员对老婆叫着：“小声点，外头好像有人！”他赶紧打住老婆的话头，只听抽屉一响，屋里的灯灭了。

躲进黑暗中的我不由一阵惊叹：想不到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指导员一家也都爱上了“毒草”，竟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特殊的年代，书的魅力更会唤醒人的良知，折射出人性本有的良善心灵！我捂着禁不住的满脸泪花，长舒了一口气，把那份违心写的检查撕成碎片抛向漆黑的夜空。

时下，我退休了，我也庆幸买到上海出版社再版的《绿竹村风云》。在我的书架上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的书籍，再也不愁没书读了，读书也不再是提心吊胆的事儿了。每天清茶一杯伴书读是我晚年的福运。当下后生人用电脑、手机读书，可我还是对油印而成的书籍情有独钟，毕竟里头有书的香味，更印证了当年我们这代老知青读书的苦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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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惜别

1973年的元宵节，是我知青生涯中度过的最后一个元宵节。傍晚，琼姐来到连队，非要我到她家过元宵节。琼姐的丈夫早逝，留下一个七岁男孩， 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压在她一人身上。在连队开展 “帮百姓做好事，密切军民鱼水情”的活动中，我 利用工余假日帮琼姐劈柴、挑水、喂猪。相处时间 长了，琼姐也把我当成了自家人。 

元宵节前夕，我便接到了回城通知书，只等过 完元宵节就离开海南回城。心想随琼姐一起到她家过节，也好走前叙别。 

琼姐的家是我们连队毗邻的加后村，站在连队 的小山坡上，便可以看到琼姐的村庄。从连队下坡 的一条小路上，步行约莫半个钟头，便可到达加后 村。村庄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村民用不规则的 石头垒成齐腰高的围墙，把村庄围住。周围栽种着 高耸的椰子树、槟榔树，还有茂密野生的荔枝林。十几户村民以务农为主，也养猪养鹅。整个村子没 有排水沟，各家各户都在屋后挖了排水的水坑。长年累积的家禽粪便和生活污水，全都堆积在屋后的臭水沟里。由于臭气难闻、蚊虫滋生，村里得病的人很多。 

一进琼姐的家门，只见厅上摆放着八仙桌。按当地的习俗，摆放八仙桌无非是宴请贵宾或是祭祖，可今晚又是为了啥？ 

很快，桌上摆满了热腾腾香味扑鼻的菜肴。满脸笑容的琼姐，不停地为我夹肉斟酒。当饭菜过半时，琼姐和生产队长扶着须发全白的九十多岁的族长进屋。老人坐定后，用颤抖的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救活阿琼孩子的恩人？村民们要我谢谢你！并趁着元宵吉日，阿琼要认你做契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她们让我和队长做个证人，我想你会答应的！” 

我不觉感到愕然，突然想起，大概一个月前，我偶尔看到琼姐那个痩如干柴的儿子，光着身挺着一个好大的肚子，不由向琼姐询问起孩子的病状。 琼姐说这几年奔波了好些地方，也服了不少赤脚医生的草药，仍然不见效。我翻看着孩子满是白点的下唇，断定这是腹内寄生了大量的蛔虫所致。随后我便写信要家里帮我寄来几片“山道年”的驱虫药，给孩子治病。没想到那孩子接连服了三天的药，果然排出了近百条蛔虫出来，腹部也明显收缩了。这举手之劳的小事，想不到朴实憨厚的山里人，竟送给我“救命恩人”的殊荣。感动之余，我当着族长、队长和众人，对着琼姐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干姐姐”。琼姐也拉着儿子，让儿子叫我“咕嗲”(海南话“舅”的意思)，接下去为我送红包。 

我说：“姐，弟已成人，这红包我拿不得！”族长说：“这是规例，收下吧！”我只好收下了琼姐的红包，继而又递给干外甥说：“舅送给你买糖果，图个吉利，拿着！” 

族长众人辞别琼姐后，我踱出门外，仰望湛蓝的天空，十五的皓月正圆。我思绪万千，真不愿意在这良辰美景之中，让琼姐伤心。转头回屋，对琼姐说：“姐！弟做盏花灯给你留念。”说着信手拿起桌上装罐头用的玻璃瓶，安上煤油灯头，又在瓶身上写下“姐弟情深”的红字，点燃后挂在大厅正中祈福。 

不知什么时候，黑乎乎的门外站着一群拿着竹篾的小孩，他们朝着我大声呼喊：“大陆舅舅，同我们一起玩灯去！”我对他们说：“这种竹篾不耐燃，我给你们制作风吹不灭的花灯吧！”便从姐的伙房里取出十几个萝卜，很快就做成了可以用蜡烛点亮的“萝卜灯”，孩子们也硬拉着我一起去游灯。“游灯啦！游花灯啦……”刹那间，漆黑的田埂上亮起了一行忽明忽暗、忽高忽低、弯弯曲曲有如“火龙”起伏腾跃的游灯队伍。触景生情，我想起了两天后就要离开海南了，离别的酸楚驱使我默默离开那游灯队伍，径自往琼姐家跑。 

“弟！这么快就回来啦？不多玩一会？”正在包汤圆的琼姐笑着问我。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说：“姐，我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后天就要启程回潮州！” 

琼姐听了，揉包汤圆的手颤抖着，呆怔了片刻，才说：“我知道农场生活苦你受不了，可姐家 里有大米、黄豆……姐能养你一辈子！弟，你就听姐的劝，不要回城了吧？” 

我无言以对。这些年来，琼姐把我当成自家人看待，给予诸多的关照。可我又不能一辈子扛着锄 头待在穷山沟里，回城才是我的出路呀！于是，我真切地对她说：“姐！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对我的关爱。谢谢你！回城后找到了工作我会寄钱给你的，以后也会回来海南看望你的！” 

琼姐两眼噙着泪花摇摇头：“弟！你回城后有了工作，还会记得这穷山沟里的姐吗？不过，你有 文化，还是回城的好。你走吧！”看着琼姐的满脸泪水，我无言相对。我抬头看着那好圆好亮的月亮，一种难舍难分的姐弟情让我紧紧地握住琼姐的手。那夜我们就坐在村口的草地，一直谈到了晨鸡啼叫，姐弟才依依不舍惜别。 

回城后每逢元宵节，我都会给琼姐捎去潮州的特产，也会收到琼姐给我的“天书”回信。后来， 由于各种原因，琼姐就慢慢地和我断了联系了。 

大年将至，我在西湖畔碰上来潮州卖项链耳环的琼姐的同村姐妹。我急着询问起琼姐的近况，她们告诉我，琼姐的儿子在一次山洪暴发时，为救一个落水女孩而身亡，悲痛成疾的琼姐也在三年前得了肺病去世。临终前，她望着我元宵夜为她制作的那盏祈福“罐头灯”，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名字，盼着我能再来海南，为她和孩子们一起欢乐游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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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鹏翼，1948年出生，早年曾在潮安区登塘公社当知青务农，及在海南屯昌兵团农场当知青，回城后一直在潮州绣衣厂工作至退休。曾任湘桥区文协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 现为潮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湘桥区作家协会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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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陈小丹

校对：余史炎

核发：陈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