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柏园，时长共4分42秒)

快来打卡！广州东山又添名园，中国考古、民俗学、人类学在此起步

逵园、春园、隅园、简园……广州东山，名园林立，近日，又增一座修缮一新的小洋楼正式对外开放。它就是被确证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创办旧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12号的“柏园”。

柏园西座门廊 陈小铁 摄

走进柏园，如今一番簇新与整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它的修缮基本还原了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巅峰颜值。《此虽旧域・其命维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主题展览、“柏园粤书吧”向公众开放，大量人文社科类书籍营造的浓浓氛围，让人得以重温“史语所”特有的历史人文治学气质。

“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柏园修缮完成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设计的一款赠予参加柏园开放式的嘉宾们的帆布包上的一句话。而这句话的出处，正是著名历史学家、史语所创始所长傅斯年于1928年5月，在史语所筹备期间发表的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来的。在他的设想里，史语所分为八组，包括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

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也正是在这篇纲领中，傅斯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响亮口号，被后人视作傅斯年一生治学的精神与纲领。

1926年，傅斯年结束六年的旅欧生活，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1928年，他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由于国立史语所的人员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高度重叠，又暂借中山大学地方办公，两个研究所几乎完全混淆，因此傅斯年认为史语所必须尽快搬出中大。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全景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1928年10月22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柏园正式成立。据《顾颉刚日记》中记述，由于事出匆忙，史语所一开始连个招牌都没有，直到10月29日，顾颉刚应傅斯年之请，挥毫写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这才开始名正言顺，正式办公。

30年代东山鸟瞰图，标记处为柏园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而今，听闻史语所旧址修缮完工之喜，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应邀题写了“柏园”匾额。两次题写，虽物是人非，但历史语言学科治学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却完好地保留下来。

十个月的永恒财富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立的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机构，史语所同仁们在殷墟考古发掘、古文字、民俗学、方言调查、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辉煌成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起点。中国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创办于此。正是这样一本学术期刊的问世，开启了“集众研究”模式的先河。从傅斯年所长亲手所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史语所除汇聚了陈寅恪、李济、史禄国、罗常培等专任研究员外，还聘有丁山、刘复、陈垣等兼任研究员，胡适、朱希祖、林语堂、顾颉刚、俞大维、容庚、商承祚等特约研究员，董作宾、余永梁、徐中舒、容肇祖、赵万里等为专任或特约编辑员，以及三位外籍通讯员。

二层展览（殷墟考古部分） 陈小铁 摄

史语所在广州创办、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在众多人文科学领域就进行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写下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1928年10月在柏园召开的第一次所务会议上，明确了工作开展情况和制定工作方案，下设八个组分广州和北平两地办公：民间文艺、档案、敦煌经卷在北平，语言组、民俗组、文籍考订组等则在广州，因为傅斯年认为“在广州的四方是最丰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

1929年3月7日—5月10日殷墟第二次发掘，田野工作人员全体照。坐者左一位李济，左二裴文中；余坐者为李嘉霖团长及随从；后排立者，右一董光忠，右二董作宾。

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就启动了实质性的研究工作。史语所成立后，他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其初创期间，史语所主持了安阳调查和第一、第二次发掘，所址后迁北平各地，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共进行了15次发掘。出土的甲骨、青铜器及建筑遗迹等文化遗存，确立了殷商社会在历史上的信史地位，也展现了晚商辉煌的文明，是举世瞩目的考古成就。殷墟发掘的早期十年，是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的十年。

赵元任看地图

此外，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以史语所研究员身份进行的两广粤语方言调查，从1928年9月开始准备，历时近3个月。在中山大学生物系石声汉先生的帮助下，为瑶胞赵光荣灌制了瑶歌，用国际音标记录197首瑶歌。赵元任后来发表的《中山方言》《台山语料序论》，都是根据1928年底至1929初收集的材料所写的。此次调查所用的例字经整理发表，出版为《方音调查表格》一书，后经学者数次修订，是我国长期应用于汉语调查研究的一本重要工具书。赵元任创造了一套方言调查的科学方法，为汉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成志与他的义犬爱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柏园二楼展厅里，有这样一张很有趣的老照片。那正是中国现代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杨成志先生在田野调查中和他的“义犬爱驴”在山中的合照。1928年夏，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及杨成志、容肇祖赴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调查最为深入的杨成志选定了金沙江沿岸的凉山“独立罗罗”（今彝族）聚集地为重点调查对象，由于独立罗罗民风彪悍，地方汉族官员曾多次劝他不要深入，他却认为应当消除历史成见，抓紧对本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他切身体验彝民的生活，对他们的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进行观察和记录，收集了数百件民俗物品。

史语所北迁北平。1929年秋，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史语所同仁合影。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此后，史语所后续曾迁转多地，抗战时期研究员们仍深入田野持续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都始于广州初创时期的学术传统。

使柏园成为柏园

“我去商店选灯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复古风格的灯，我想，把它装在柏园大厅里，温暖的灯光照亮，一定会给柏园增色，它与原有的建筑风格较为协调，来这里看书的市民也会有好心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柏园修缮与活化利用项目负责人蔡凌，原来是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来到省考古研究院工作后，同事们还是亲切地称呼她为“蔡老师”。很难想象，看起来柔弱纤瘦的蔡老师在古建筑修缮上毫不含糊。“柏园修缮了多久，我就多久没有穿裙子，因为天天进工地爬上爬下不方便。”

柏园一楼过厅修缮前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柏园一楼过厅修缮后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古建人的风格是粗中有细，粗的是胆量：修缮期间，蔡凌每天多次出入柏园，紧盯工程进度和修缮细节，常常是灰头土脸；细的是专业精神：修缮大体完成后，为了建筑整体的风格协调，修缮团队花费了大量功夫。“门把手也是定制的，我们还根据这个门的实际调整了锁芯的位置，这样就美观、大方，也符合建筑风格。柏园里的水磨石柱、外围拱门上方的彩色琉璃砖饰，也都是工人们一点点手工铲除水泥或墙漆等后加物，才恢复了它们的原貌。”蔡凌介绍道。

柏园内粤书吧内景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身为考古人，我们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竟然就与柏园咫尺相近，承担柏园的修缮，既是机缘巧合，也是责任使然。未来，柏园中间大厅还会不定期举办讲座，以‘书吧+展馆’的形式，活化利用柏园，讲述百年前广州的学术奋斗历史。”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说道。

对柏园的保护修缮是抢救性的，在这个紧张忙碌的过程中，广东社会各界为柏园成为柏园付出了诸多心血。从考古界专家学者参观柏园后的奋力疾呼；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以住粤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对广州东山柏园历史遗产保护进行自主调研参政议政，完成了多达二万五千字的《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专题研究报告；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对柏园修缮工作做出批示……柏园的蝶变正彰显了广东在古建筑保护修缮上的专业性、对学术研究及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更是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心与行动，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有力回应与积极部署。

柏园大全景 陈小铁摄

柏园虽小，却饱经风霜，影响深远。当这座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学术殿堂之一恢复原有样貌并继续发挥价值时，人们会发现，学术之光不仅照耀着中国人不断前进的道路，更为后人提供治学精神的养分，鼓励着一代代学子努力讲述愈加精彩的广东故事。

【记者】李梦醒

【本文责编】张蓓蕾 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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