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广腾

“供销社”，正成为热词。

我对“供销社”（“合作社”），印象斑驳中充满好感。这个热词，让我仿佛闻到了童年和少年时某种甜美的味道，眼前闪过某些温暖的光影。

记得，村一级设有信用社、供销合作社、卫生站等，这些都是公社派驻的站点。这些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古董，在那时，正是乡村生活的港湾与驿站。

村里的供销合作社以及由其构成的场景，包括小广场及周围的猪肉店，是整个村的生活中心。

我家离这个中心很近，我也常常跑过去玩耍。

村里合作社售货员是公社派来的同志。时间一长，村里的大人不说，过来买东西或玩耍的小孩，都与合作社同志很熟络。读小学时，我对一个名叫“映辉”的同志感觉很亲切，他皮肤白皙，长得很胖，总是带着笑容，像一尊佛，背地里大人小孩都直呼其名。映辉与我父母熟络，我很愿意过去柜台前蹿来蹿去，他则经常边忙着边与我和颜悦色地说话。一次，我对柜台上的座秤很好奇，因为没有畏惧感，在座秤闲着时，我便踮起脚用手拨弄着那个秤砣。秤砣是铜制的，精致的工艺让我着迷。当我把秤砣拨划到最外边时，秤砣脱离秤尺，“粘”在我的手里。这时，映辉正在忙着，没有看到。我想装回去，又对不上，心想肯定是弄坏了，心里扑扑跳，生怕映辉看到了呵责，于是，我悄悄地离开了，顺手把秤砣塞进了口袋，与口袋里的红领巾放在一起。

回家的时候被母亲唤去为灶台烧火，我一边把稻草一把把地塞进灶膛里续火，一边仍在寻思这事，不禁心跳脸红。正脸红间，映辉寻上门来了。他跟母亲说了原委，说不相信是我故意拿走的，又说让我掏两个口袋给他看，算是检查一下。我照做了。我掏口袋时，映辉和我母亲只看到我掏出红领巾，却没想到秤砣正躲在红领巾中。他看两个口袋空空的，确实没有，便留下一句话回去了：“那应该是没拿，你再想想，秤砣应该掉在哪里呢？”

当晚，夜黑无人，合作社门口前有个小孩的黑影，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东西，朝着门口墙下的小洞扔了进去，走了……

第二天，母亲跟我说，映辉说，秤砣找到了，在柜前地上，可能是自己掉下去的。

其时合作社就像现在的超市，吃的用的，什么都卖。我对合作社的明糖印象很深。

潮汕人与糖特别有缘，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了潮汕的拓植史，其中主要是因为糖。因为福建人种甘蔗卖糖到南洋，于是才向潮汕大量移民、开荒种植。潮汕人与闽南人一样，特别能吃甜食，高兴的事，总是拿甜说事，家里来了客人，也是找出甜食来招待。小时候，家里从生产队分得一大罐甘蔗红糖，宝贝得不得了，要放到阁楼上，每次需要，则要架上梯子上楼去取。这一方面是因地下地方窄，省地；二是防止小孩偷吃，要放到不易拿到的地方。母亲惜细仔（编者注：疼小儿子），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会在碗底放两汤匙乌糖（即红糖），然后把滚烫的稀饭舀进去，再搅一下，一碗甜粥就成了。细弟吃得心安理得，其他人也不敢有意见。一次，细弟做梦，梦到我偷吃了他的甜粥，梦中哭开了“哇……桂庭仔偷吃我甜糖！”“桂庭仔”是我的绰号。“桂庭”，是外村挑鸡仔来卖的小贩，很矮、满脸的麻疹，父母吓唬我，不听话就送给“桂庭”做仔，于是“桂庭仔”便叫开了。

潮汕用乌糖制成的小食很多，如束砂、朥饼、花生糖，以及明糖等等。明糖，是用糯米做的底，加上乌糖、芝麻，吃起来软中有香，还有嚼劲。孝敬老人，常常是买明糖。记得外婆自己，便常常买明糖，还赏过我们明糖吃。我自己有钱去合作社买零食时，奢侈的想法是买明糖，但不敢，它太贵了，小孩只能买鱼目珠、束砂等经济型小食。在合作社买明糖，我记得就那么一两次，那肯定是有好事受到奖励了。

现在，我已经不太爱吃甜食了，对潮汕甜食，也如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觉得吃多了“不健康”而对之冷落了，但每看到明糖，我还是会抵不住诱惑的。只是，明糖为什么叫“明糖”，我至今不明。

从家里到合作社的路，是一条沿寨墙的大路，也是我小时候的“打酱油”之路，但有时，如果从合作社回家的路上远远看到父亲迎面走来，我宁愿绕小巷曲径回家而不敢碰见他，因为怕。也许是家里小孩多，父亲管教很严厉，每天早晨常常是他叫起的催逼声。稍有偷懒，便会被责骂，骂声中有一句是“你们眠晏晏，焙响炭（编者注：潮汕语中起得太晚的意思）。我已去浇菜回来了，看到田洋肚上，别家孩子，都‘蟋杀捋着’（指很活跃）。”

小时记忆中，都是父亲劳碌的身影和严厉的表情。

一次，我正在合作社水泥埕与一群小玩伴“运榄核”。刚好轮到我用榄核母去碰前面的榄核，在我蹲下来屏息凝神的时候，忽然我的双眼被人用水布从背后围住，并把我的头拉后靠在他的身上。我大叫，并用小孩也会的粗话骂开了。但他仍死死不肯放开，而其他小孩则在旁边大笑，我使劲挣开，一看，天哪，马上撒腿就跑，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在笑，原来是他在逗我玩……

这一次的意外，让我更记住合作社了。

合作社旁边是猪肉店。小时候听老师讲水浒故事《三拳打死镇关西》，脑海浮想的场景便是这个猪肉店。只是，我从没听说猪肉店出现过镇关西式的人物，倒是看过“镇关西”操着海螺号，跑到寨墙上，对着全寨的各个方向吹出号子。这表示，猪肉尚未卖完，大家请过来买。这种号声，时时可闻。

合作社和猪肉店的墙壁，总张贴着一些国家时事政治和本村的事宜。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墙上是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内容，然后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墙壁下的水泥埕上，如春江水暖，小贩开始活跃起来，与合作社互为衬托。父亲也曾在那里摆了个摊卖红肉（即贝壳肉）和熟盘鱼。鱼摊最热销的，是村里一位漂亮的阿嫂摆的，后来，她成了村里较早发财起厝（编者注：潮汕话中盖房子的意思）的女能人。

我上高中之后，即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之后，我对村里合作社的印象，开始模糊起来，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