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杭州、深圳的时间线为肇始，健康码已经和国人相伴整整1000天了

健康码的产生过程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初创企业、平台企业和地方政府“接力赛”。

疫情后，通过健康码的运用，各级部门更重视数据管理，也更愿意在这一领域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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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36岁的“大数据天才”马晓东最近成了热点人物。一则网络消息称，他发明了健康码、行程码。文章还介绍，马晓东是苏州一家数据科技公司创始人。

但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这其实是一则旧闻。早在2022年1月24日，马晓东所在科技公司就在社交平台辟谣，称马晓东并非是健康码、行程码的发明者。

健康码的发明者引发关注和讨论，这同疫情三年来，“码”和人们生活的联系不无关系。

起初，健康码的设计始于显示使用者的健康状况，恢复企业生产的目的。后来，“绿码”成为人们进入公共场所的准入标准。再然后，一些常态化功能也被开发，在杭州、厦门等地，凭健康码已经可以完成挂号、缴费、医保结算等全部就医流程。

除了在健康领域，“码”的形式也在其他领域得到运用。那么，健康码到底是如何产生、运作的？各种不同的“码”正对社会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源于复工复产需求

健康码原型开发花了多长时间？答案可能过于“简单”：杭州一家初创企业的3人研发团队，花了8个小时。

由于情况紧急，这家企业和政府的业务合同直到系统上线后才签订。

2020年2月5日凌晨5点，在杭州余杭区政法委的一间办公室里，生成了第一版健康码——一个简洁的蓝色调H5页面，填报信息后，二维码会变色。杭州码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码全科技”）的研发总监俞健在这间办公室里熬了个通宵，另两名团队成员都还在老家，线上参与合作。

2020年2月4日，已是农历正月十一，对余杭区来说，就面临怎么做好复工复产的问题。马上要迎来第一批返杭人员，如何知悉高风险人群情况，又让低风险人群流动起来？

在这天上午的工作会议上，余杭区领导受郑州、上海发布的用于统计返城人口在线表单的启发，提出是否也能做一个电子填报系统，用于追踪外来流动人口。

时任余杭区政法委信息技术科科长钟晨记得，当时社区200名工作人员进行入户排查，登记姓名、联系方式，是否有旅居史，是否有发热症状等信息，一下午只排查了不到3000人，信息还只登记在纸上，需要进一步做电子录入。

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让系统增设一项功能，直观地显示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取代此前用于社区管控的纸质凭证。在当时，社区和一些路段设有通行卡口，工作人员需要核查行人的身份证、出行条，还得测体温、做登记。“流程耗时，还可能存在感染风险。”

提出设想后，当天下午，余杭区政府召集阿里旗下的钉钉团队和码全科技分头进行开发。码全科技的团队更早地完成了设计。在码全科技的研发总监俞健看来，这和公司此前参与余杭区政府的数字治理建设近5年有关，更熟悉基层管理的逻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史晨认为，健康码的产生过程，和此前智慧城市建设中追求“自上而下”的完备设计不同，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初创企业、平台企业和地方政府“接力赛”：“小企业‘跑得快’，能在研发阶段根据一线反馈快速迭代；大企业打造的数据和技术平台能支撑大范围推广；大数据管理局等部门发挥协调作用，成为政府和企业间的‘黏合剂’”。

使用“余杭绿码”时，需要使用者填写姓名、身份证信息，经公安系统比对，确认真实性后，再与卫健委等部门下发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密接信息核对，没有重合后给予绿码认证。

2020年2月7日晚9点半，“余杭绿码”正式发布并上线。上线一天后，注册人数达到33.5万，一天内覆盖了余杭区1/3的人口。

在这个阶段，阿里云派出三十多人的团队，负责修改此前码全科技的开发架构、改善性能，以支撑起庞大的流量，“整个团队可是加起来身家上亿的大佬。”钟晨说。

2020年2月11日，在阿里巴巴技术支撑下的“杭州健康码”正式上线，依靠支付宝平台用户数据的积累，这时不再需要使用者手动填写个人信息。

无独有偶，与杭州的健康码实践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深圳，腾讯和一家初创公司“道一云”合作开发的“深i您”健康信息申报平台在2020年2月1日上线，2月7日，“深i您”的亮码功能上线。

如果以杭州、深圳的时间线为肇始，健康码已经和国人相伴整整1000天了。

应用升级

除了在防疫中的作用，健康码的功能也逐步向日常生活拓展。

2020年2月21日，“杭州健康码”上线10天后，就与电子健康卡、社保卡相关联。患者不再需要携带实体就诊卡和纸质病历本，通过“杭州健康码”，就能实现挂号、检验检查、取药等就医流程和医保支付。温州、厦门等地健康码也陆续增设这一功能。

在广州、义乌、青岛、海口等地，乘车码和健康码已经达成互通互认。例如，广州公交乘车码，既可以扫码乘车，又能显示乘客的健康码实时状态。《广州日报》2022年1月7日的报道显示，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表示，健康码、乘车码合一只是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推动“多码合一”工作的第一步，未来还将进一步整合人才码、办事码等高频二维码。

2022年3月，重庆推出“渝快码”，将市级各部门发放的各类卡码证进行整合，具有身份凭证、电子证照、自助业务查询和办理、健康信息核验、扫码乘车等功能。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大数据交易和流通实验室副主任李可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各地政府都在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准备，从产品角度看，在数据打通、健康码使用普及的基础上，通过一个统一的“码”来达成大众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政府是出于优政利民的考虑，尽量给群众、企业带来便利。

在杭州卫健委的规划中，健康码的应用升级不止于此。2020年5月22日，在杭州卫健系统深化杭州健康码常态化应用工作部署会上，市卫健委主任孙雍容提出，未来健康码可以“一码知健”：通过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在官方发布的“渐变色健康码”示意图中，健康评分纳入了运动、饮酒、吸烟、睡眠等考量标准。

这一消息发布后，不少人担忧健康码应用的拓展可能会带来个人信息的滥用。杭州卫健委工作人员事后回应媒体，渐变色健康码还在进一步研究，目前没有上线计划。

2020年6月2日，时任浙江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健康码应用拓展的前提包括切实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涉疫情数据泄露和滥用，功能拓展遵循依法、自愿原则。

受健康码启发，2020年7月，杭州市检察院和杭州市公安局联合推出了非羁码。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人员，非羁码能掌控他们的动向，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估，自动生成得分，并按照风险等级呈现绿、黄、红三色监管码。根据杭州市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7月，非羁码已经适用近3万人。湖北襄阳、四川眉山等地司法系统也陆续推广这一功能。

信息自主权

疫情以来，每到一地，扫描出站口提示的当地健康码已经成了旅客们的习惯性动作。

在各地健康码相继上线后，2020年2月29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就推出了全国通用的“防疫健康信息码”。全国防疫信息码上线2个月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健康码标准，包括健康码的呈现形式、数据采集的类型和维度、数据字段的标识等。

不过，直到现在，各省依然沿用自己的健康码，一些城市在省码基础上还会使用市码，全国防疫信息码被“闲置”。

李可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疫情初期，各省、市建立各自的健康码时，使用的产品技术标准和架构等都不一致。

华南某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政务数据处处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全国防疫信息码的数据平台与各省数据平台是星形结构：各省汇总健康码相关的数据信息后，向国家平台申报，省际获取信息，则需要通过国家平台中转。从信息准确度来看，使用国家码或其他省市的码时，就可能存在信息延迟，也不排除信息堵塞、丢包等问题。另外，目前，虽然各地健康码的相关信息已经上传至国家平台，但核酸检测、新冠疫苗接种等数据还没有完全打通。

除了技术层面的考量，从政府治理层面来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特聘研究员吕德文指出，在“条块分割”的模式下，各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健康码是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的技术手段，地方仍希望在这方面掌握信息自主权。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在各地健康码已经能够实现互联互通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仍倾向于使用本地健康码，也和各地政府意识到数据的价值有关。他举例，有旅客到某省使用本地健康码后，就意味着允许从国家数据库中调取他的信息到该省数据库。

各地健康码赋码规则遵从了什么样的判定准则？上述政务数据处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各省用于评判红黄码的基本逻辑差不多，但还是有微小的差别。如果全国使用相同的码，对各省来说，可能不利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管理措施。

史晨认为，各地的赋码标准除了医学判定，还会有别的考量。在他看来，从对赋码尺度的把握，能看出各地的各自实际，“每个城市所能接受的代价是不一样的”。

 “常态化”之后

2022年6月，河南发生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而他们并不属于按照防疫规定可赋红码的人群。

这一事件发生后，多个省份相关数据管理部门均对外表示，将坚持健康码只用于疫情防控原则，建立赋码转码审核机制，加强赋码、转码审核和监管工作。

多位参与健康码开发的受访对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健康码使用的个人信息由政府加密网络管理，参与企业只提供技术支撑，无法获取相关数据。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指出，在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都赋予了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权力。许可同时强调，这一权力应受到严格制约，信息收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等应当透明，另外，信息收集范围需坚持“最小够用”原则。

对于未来健康码可能的常态化，许可表示，其功能只能向公共服务的方向转型，“健康码中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在疫情缓解后应重新获得个体同意，涉及健康医疗的敏感信息，还应单独取得明确同意，并履行必要的安全评估程序。”

在许可看来，健康码带来的最大变革是在数据收集层面，数据通过健康码的方式，将之前孤立的数据打通，“不论是政府间数据共享，还是个人信息存储，都会带来根本性改变”。

李可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疫情前，政府间信息互通推进缓慢，与各级部门没有投入过多财政预算有关，不同部门间数据格式不同，统一需要成本。此外，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此前对各部门来说不会产生收益，缺乏推进此事的动力。而疫情后，通过健康码的运用，各级部门更重视数据管理，也更愿意在这一领域投入资金。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透露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共享调用健康码、核酸检测、疫苗接种、隔离管控等涉疫情数据超过3000亿次。

指南同时提到了目前仍存在的问题，包括国家层面已明确建立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但部分政务部门没有明确政务数据统筹管理机构。各级政务部门既受上级主管部门业务指导，又归属于本地政府管理，政务数据管理权责需进一步厘清。此外，还存在政务数据资源存在底数不清，数据目录不完整、不规范，数据来源不一等问题。 指南指出，到2023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这一体系更加完备，政务数据资源全部纳入目录管理。

“健康码后，在下一次政府部门对数据的大规模调取、运用中，可能会得到很多优化。”李可顺说。同时，前述政务数据处处长认为，健康码的广泛运用，加速了大众对于身份信息电子化的认知，能够从国家层面推动数字治理进程。

（南方周末实习生吴琳、魏之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