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蜂窝发布的《2021年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的受访年轻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数字游民。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数字游民阿德。 （农健/图）

阿德（翟国泓）算是国内最资深的数字游民之一。

何为“数字游民”？事实上，这一概念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出现。日立公司前高管牧本次雄在1997年出版了名为《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的著作，书中设想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移动办公的发展使得工作、生活和旅行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2007年，初代苹果手机发布，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2013年12月，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下发4G牌照，国内移动互联网加速发展。

到了2010年代末之后，随着科技发展特别是远程办公的普及，数字游民真切地出现在了身边。

2022年8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在线办公软件用户规模达到了4.61亿，占整体网民的43.8%。

报告还表明，未来，随着“AR/VR+办公”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将有更多针对在线办公的应用场景落地，驱动在线办公功能继续发展。

“随机体验”的生活方式

成为数字游民，与阿德对自由的追求有关，也与大理有关。

从1999年上大学起，阿德就喜欢四处旅游。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家乡重庆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电视行业彼时还如日中天，但他仍在一年后就选择辞职。

此后数年，阿德辗转于报社和杂志社，做着文字编辑工作。

2011年，阿德到了大理，第二年，女儿出生，他想要安稳下来，就开了一家书店。书店定期举办读书会，阿德因此认识了很多作家，和一些人交了朋友，其中就有后来的合伙人老许。

时至今日，大理已成为国内最典型的数字游民聚居地。2016年，阿德因故离开书店，过上了纯粹的数字游民生活，日常工作主要是图书编辑、策展和为书店选书。

以大理为大本营，阿德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路上。疫情之前，他常去新疆和西藏，也往返于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背个包就可以停留二十天，休整之后再规划下一个目的地。“中间一定是带着工作的，会承接一些文化类的项目。”

至今，阿德完成了重庆、昆明、大理等地多家图书馆的选书企划项目。2018年，受海口市政府的委托，还与团队一起完成了海南建省三十周年系列图书的企划和编辑。

与项目挂钩，收入不太稳定，但总体上“能过日子”。阿德第一次听说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要到2017年，他和老许去曼谷和巴厘岛考察，看到了当地的数字游民群体形态。虽然是个新鲜的概念，但阿德觉得自己早已在践行这种生活方式。

他还有个不同寻常的爱好——收集声音。

大理的声景很丰富。从洱海水下的声音到水上各种野生鸟类的声音，再到苍山顶峰四千多米的海拔，有着不同的声音。

2017年6月，阿德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一起去苍山玉局峰，途经一片树林。清晨，阳光洒入林间，阿德拿出麦克风的时候，鸟儿就像刚苏醒一样，慢慢地从一种声音，到两三种，最后有十几种，宛若演奏了一场交响乐。

当时在3800米海拔，只有阿德和奚志农两个人，他们知道，这些鸟儿和野生动植物才是山上的主角。

让阿德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他从云南开车上路，进入老挝境内后，路上不断有数字游民搭便车，四座车一度塞了八个人。他们白天一起工作，晚上去河里游泳，甚至寻找高处跳水，“完全是随机的体验”。

创意工作者和互联网从业者

早年的背包客生活，让阿德早早适应了“在路上工作”。

他想把大理的数字游民生活展现给更多人，也想试试这种生活方式能否复刻，于是开始寻找更多数字游民聚居地。

2021年3月，阿德到了浙江。在安吉县，与开发商、当地政府三方商议之后，他们将一处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成了DNA数字游民公社，包括有工作区域、图书馆、公寓、商店、咖啡馆。

2021年12月，数字游民公社投入使用，居住的满载量是82人，至今已接待了三百多人。他们待的时间短则一周，长则数月，分享着180元一周的六人间床位，或是430元一周的两人间床位。几乎每周，阿德和老许都会迎来新的朋友。

来的人七成以上都是九零后，职业分布上以创意工作者和互联网从业者为主。和大理相比，这个数字游民公社多了共享居住的概念，在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年轻人几乎24小时生活在一起。

“有些人可能一周四五天都在房间里待着不出来，也有人每天到点就出来，晚上到点回房。”阿德说。

什么样的人适合这里？阿德发现，除了不受地理限制的工作和自我管理能力之外，还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也有可能不适应的没跟我说就跑了。”他打趣道。

成为数字游民之后，工作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阿德的直观感受是跨行交流带来的灵感多了，“陷入困境之时，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冒出来提供新的创意、新的技能和新的解决方案”。

2022年8月，阿德参与制作了安吉县溪龙乡白茶原的一百种风物手账，其中包括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以及非遗文化、传统食物。尔后，应展览的需要，他们想将这些风物以三维立体形式呈现。正在头疼的时候，9月初，一位设计师从上海来了。在设计师的提议下，最终选择了10种有代表性的风物，先画出水彩画，再将其透视分层，置入秸秆做成的盒子中，做出立体效果。

手账的第100种风物就是数字游民——“这看起来像个玩笑，但数字游民确实是白茶原的‘新物种’。此刻，他们正在实践一种全新的生活形态。”

超六成受访者想当数字游民

旅游网站马蜂窝发布的《2021年中国旅居度假白皮书》显示，超六成的受访年轻人渴望成为办公地点不固定的数字游民。

新冠疫情以来，很多公司和地区采取远程办公模式，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便利条件。

数字游民从不存在假期和工作日的概念。这使得他们有条件选择错峰出游，“淡季出游，又便宜，人又少”。

阿德说希望可以在社群中找回熟人社会的亲切感，“核心就是和同类在一起，不仅在一起工作，还在一起生活”。

目前，他在做一份《白茶原小报》，第一期是给安吉县溪龙乡的村民介绍数字游民，在准备的第二期则是溪龙乡的生活旅行攻略。

他们计划以社区商业为切入点，让人们推荐相熟的店。这一切都和在大理的生活方式相似。

不过，和大理相比，如今溪龙乡的生活多样化和丰富度都还在起点。“大理毕竟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是国内多样化生活的高地。”阿德解释。

待久了，外来的年轻人也和当地村民有了联结，“会和乡亲们一起打打篮球游游泳，交流越来越多”。

在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有外来年轻人自告奋勇去街上给当地大姐新开的面馆取了名字，用大海报画了菜单；村里有年轻人准备开民宿，也会请数字游民朋友提建设和营销上的建议。

数字游民本身具有流动的属性。阿德和老许仍在四处考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适合建立数字游民公社的地方。2022年9月底，他们到了庐山考察，看看能否将当地一些“卡壳”的地产项目改造成数字游民公社。

阿德对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很满意。他认为数字游民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在不违法、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和收入。更重要的是，随时都可能开始自由地生活。”

网络编辑：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