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音像资料馆从海外找到的彩色版开国大典影像素材截图。 （受访者供图 / 图）

汪珉观看样片过程中，对方一位研究员递过来一张光盘，说，“你可能会感兴趣”。

这不是印象中那段仅有几分钟的《开国大典》。光是毛泽东的讲话，在片中就有十多分钟，他完整地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名单。

由于苏联摄影团队与中方团队的机位不尽相同，这段素材还拍摄到中方摄影师侯波，她是当时城楼上唯一的女摄影师。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 吴筱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传于世的开国大典影像是黑白的，只有几分钟。那是一个右侧机位，毛泽东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他面向话筒，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1990年代的文摘报刊中，曾有一个关于开国大典影像为何只有几分钟的传言。据说，典礼开始前，一队苏联电影摄制组来到中国，从典礼开始，一直拍到彩灯高挂。相关的胶片被小心保存在西华宾馆。没想到1949年10月2日凌晨，宾馆失火，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前述片段。

在中国纪录片界，大家其实知道在哪儿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开国大典。1949年时，确实有两位苏联导演与中方合作成立电影摄制组，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因为他们用的是彩色胶片，也被人称为“五彩队”。后来，他们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在影史上声名显赫。前者中有不少开国大典的内容，但国内流传的版本，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间里也是黑白的。

“彩色的开国大典”在哪儿？2012年以来，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采集编研团队陆续到海外搜寻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相关的历史影像资料，截至目前，采集编研团队已找到包括陈独秀、瞿秋白等多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影像资料，其中赵世炎、王荷波等人的影像，属于首次发现。换言之，除了照片，这些片段是这些历史人物目前仅有的影像资料。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编研团队意外获得了关于开国大典影像资料的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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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得来

2010年，为了做好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庆祝工作，上海音像资料馆组织了一个采集编研团队，到海外寻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相关的影像资料。

关于早期中共党史方面的活动影像资料，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俄罗斯。2011年，采集编研团队和俄罗斯影像档案机构搭上了线。之后两三年，以上海彩色影像为起点，上海音像资料馆开始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摄彩色影像的逐步挖掘。

据该馆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介绍，关于这批数量巨大的影像遗产，起初采集人员收到的文字信息是一份长长的俄语素材目录，“上面只有拍摄年份、省/市名称和简短的描述，绝大多数无法判断画面内容”。

虽然保存较为完整，但在众多海外资料馆中，俄罗斯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又是较低的。“很多资料没有实现数字化，还是以最原始的35毫米胶片的载体形态保存。”上海音像资料馆媒资产品部主任管怡瑾回忆，看样片也需要转录的费用成本，团队只能通过目录中仅有的信息判断，要先看哪些素材。

为此，他们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

以“五彩队”为例，首先是要确认“五彩队”去过哪些地方。据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研究员维克多·贝利亚科夫的考证，刘少奇曾向苏联提出拍摄中国革命的请求。1949年7月，斯大林批准了两部新闻纪录片的拍摄，一部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战役中取得的成功，另一部是关于中国人民在解放区的生活。

为此，苏联派出瓦尔拉莫夫和格拉西莫夫两位导演前往中国。

新中国的诞生一开始就是彩色的。1949年到1950年，“五彩队”带着苏军从德国爱克发电影胶片和器材工厂收缴的彩色胶片，与中方团队合作，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南昌等多个城市。此时距世界上第一部彩色电影的诞生，也不过14年。

在2018年的纪录片《彩色新中国》中，贝利亚科夫援引格拉西莫夫的日记介绍：“当时火车在沿线的重要火车站都会停一下”，这位苏联导演会在停留过程中待一段时间，“为了研究一下，这到底是怎样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在中国纪录片界广为人知，通过影片的基础信息和相关的拍摄背景史料，翁海勤很快确认了这批素材的所在。

事实上，这两部片子完成后很快上映。据上海音像资料馆副研究员李东鹏的考证，在1950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国人民的胜利》曾创下电影预订纪录，为之还专门制作了一枚纪念奖章，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原本配额为10万枚，但由于需求很大，管理部门考虑要再制作10万枚。《解放了的中国》还曾在捷克布拉格上映。

除了这两部纪录片，团队还发现了一部在中国鲜为人知、从同一批素材中剪辑而成的纪录片《锦绣河山》，记录了北京、广州、南昌等城市的风土人情。

寻档工作精细且昂贵。团队不仅需要准确辨别出影片中的地点和拍摄时间，涉及重要人物出场，还需要尽可能辨别出来。另外，档案馆的转录和授权过程繁琐复杂。关于彩色版本开国大典影像的寻找进展缓慢。

2018年10月，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前往俄罗斯，商谈新一批需要选购的样片。观看样片过程中，对方一位研究员递过来一张光盘，说，“你可能会感兴趣”。

汪珉发现，这张光盘里保存的，居然是未经剪辑、长达60分钟的开国大典影像。更重要的是，它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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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细节

举办开国大典那年，时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处译电员康怀玉只有18岁。

他的回忆录记载，工作地点在香山，值班员“收发电报一两万字，工作近二十个小时”。康怀玉的女儿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父亲更常和家人提及，1949年五一劳动节前，他看到人们如何在天安门前打扫垃圾，“乱七八糟的，一个一个草房子堆得满满的”。

不过，在汪珉看到的那段60分钟影片中，天安门广场早已焕然一新。那是摄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的影像，汪珉看到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如何到达典礼现场，还看到那些较为显眼的位置，几乎都是张澜、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休息的间隙，他们神情轻松地聊天。

这不是印象中那段仅有几分钟的《开国大典》。事实上，光是毛泽东的讲话，在片中就有十多分钟，他完整地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名单。

领导人的形象也更加立体和鲜活。汪珉记得其中一个细节，身穿军装的朱德从口袋里拿出稿子正准备念，周恩来忽然注意到朱德的口袋没整理好，于是快速地帮他把口袋上的盖子盖好。

由于苏联摄影团队与中方团队的机位不尽相同，这段素材还拍摄到中方摄影师侯波，她是当时城楼上唯一的女摄影师。典礼前4个月，侯波才进入中南海担任摄影科科长。当天，侯波用手中的德国禄来120照相机拍了48张照片，其中一张，也刚好拍到了苏联的摄影师。

后来，汪珉等人经过考证确认，城楼上一共有两位苏联摄影师，分别是阿让·立波夫维奇·哈夫琴和弗拉迪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米克沙。后者曾在回忆录中回忆当天的场景：“我站在高高的平台上，肩膀紧贴着栏杆，在我前面不到几米的地方，就站着所有的中国领导人。”

至于此前流传的关于素材毁于大火的说法，汪珉等人向哈夫琴当年的翻译吴堉了解后才知道，被毁的素材并非是开国大典的素材，而是当天其他小范围的庆祝活动。并且在素材被毁后，摄制组采取搬演的形式，补拍了镜头。

2019年，这段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资料开始交由李东鹏研究。同一年，彩色开国大典的影像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电影《决胜时刻》使用了一段约四分钟的修复后影像。另外，为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制作了系列纪录片《中国的重生》，也放出了开国大典的彩色画面。

在海外历史影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更重要的工作是辨别影像中的人物。相较于几位广为人知的领导人，影像中民主人士、各界代表的辨别难度不小。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典礼开始前一个小时，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东鹏根据这个线索，找到1950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发现里面刊载了很多合影，而拍摄对象大部分都出现在了开国大典的影像中。

女性人物的占比让李东鹏印象深刻。除了宋庆龄外，目前辨别出来的人物还有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何香凝，原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叶剑英夫人曾宪植，全国劳模李凤莲，《文汇报》记者浦熙修，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始人之一谢雪红等人。

这段影像或许是教育家俞庆棠被摄影机记录的最后瞬间。这位创办了一百四十多所民众学校的女性，在当年12月4日病逝。

有趣的是，李东鹏还发现不少孩子。何香凝和音乐家贺绿汀身边各有一名小女孩，但暂时还无人能确认她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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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次，少一次”

截至目前，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采集编研团队在海外寻回的历史人物影像中，二十多位属于首次发现。在此之前，他们留给后人的只有零星几张照片。

李东鹏最困难的一次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许白昊。此前，为了逃避抓捕，许白昊留存的是一张浓眉大眼、瘦骨嶙峋的画像。最终，结合史料和其后人提供的照片，李东鹏才得以辨别出许白昊。

除了俄罗斯，十多年来，采集团队的触角几乎延伸到全世界各大重要的影像档案机构，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发现。翁海勤透露，最近从美国收集的一批资料中，就发现了疑似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的影像。影像拍摄于1938年初，记录了“国际慰劳团”访问山西临汾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为八路军捐赠物资。

1942年，一枚炮弹在左权身旁爆炸。“如果能得到党史专家和后人的确认，那么这段影像就是目前唯一的左权活动影像。”翁海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同于档案工作者，对学界而言，辨别出影像中的人，只是研究的开端。

1999年，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吴钧第一次接触到彩色的历史影像。当时，还在东方电视台工作的他，正为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筹划一部纪录片。在一家独立美国电视机构的素材库中，吴钧发现了一批1949年前的彩色影像，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开国大典素材。

“就像原子弹在面前爆炸了。”吴钧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追寻中，吴钧愈发感受到历史影像的珍贵。在巴黎电影资料馆，他见识过被冷冻保存的胶片如何解冻。每次观看、转录这些胶片，都需要耗费一定时间回温，看完后，又需要在室温里放几天，再降温到冷冻状态。“看一次，少一次。”吴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吴钧长期从事纪录片创作，他渐渐意识到摄影机也是一种“武器”，机位、角度、所选取的画面内容，都附着了浓烈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上海音像资料馆获取的60分钟素材，就是一份珍贵的研究材料。“这些苏联导演应该不会只把自己定位为纪录片人，或许还将自己视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宣传者”，而对比成片和素材，很容易对导演选用素材的标准作分析。

吴钧把《开国大典》视为中国纪录片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19年，他曾计划通过现有的影像、照片和回忆录，标注出开国大典时，那些从延安、莫斯科乃至更多地方来的摄影师，位于现场哪个位置见证一次典礼的举办。

“就像在一个新闻现场，如果你能获取所有监控、DV所拍摄的素材，就能再建一个空间。”在吴钧的心中，这个空间所呈现的不仅是机位和角度，而且还能从摄影师的生命历程中窥见一个崭新国家的革命史。

但现实情况是，在中国，历史影像的研究算不上显学，甚至“历史影像有没有，有多少”，都是问题。

海外寻档的工作困难重重。在准备采集彩色开国大典影像的过程中，管怡瑾等人就曾遇到对方档案部门将相关素材封锁的情况，导致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取这些素材。

更大的困难还是资金。吴钧曾为上海世博会拍摄了6集、每集55分钟的史料纪录片。其中在巴黎、伦敦等地搜集的历史影像资料，耗费了上百万元人民币。

汪珉介绍，按照使用场景的区别，历史影像的价格也不尽相同，“用在商业电影中最贵，用于学术研究、公益事业中，则更便宜一些。”但即便是“更便宜”的，每分钟也需要上万元人民币。

“资料量太大，就像拼图一样，每年找回来‘一片’。”管怡瑾说，“仅靠我们馆一家去收集，力量远远不够。”现在海外寻档的工作，他们通常会与国内一些机构和项目合作，“包括某个历史人物的纪念馆，或者城市博物馆，根据他们的需要，我们再有针对性地购买。”

管怡瑾认为，这些散落在海外，属于中国的视听遗产同样需要“回家”，“就像文物回国一样”。

现在，吴钧对1920年到1921年之间，中共建党时期的影像留存格外留心。“那时候的上海地界上，应该有上千台照相机和电影机，说不定某一段拍摄大世界、南京路的影像中，就能看到陈独秀。”吴钧心中一直有一个想法，“说不定，这样的资料正在国外某个阁楼上静静躺着，正等待我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