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产业数字化看似势不可挡，但没有像个人消费和服务领域数字化那般迅速，技术和产品是一方面的制约因素，但随着时间推移，已逐步改善；人的因素是另一方面，归根结底，产业升级是一项由人推动的变革。清华大学管理学院与领英中国智库早几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具备数字技术和行业经验的跨界人才供不应求，将制约ICT（信息及通信科技）在实体行业的融合发展效果。

过去半年多，我们在与创业者、投资人、企业高管聊天时得知，一些互联网科技企业正在想尽办法招募或者培养上述跨界人才，一是为设计出更加合理的数字系统或方案，下一步是帮助这样的系统在客户处落地应用。尽管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方向基本一致——把他们送到生产或制造一线，深度参与数字系统与实体产业发生作用的过程。

我们称这一现象为“码农下地”，以此为线索策划了本期专题内容。这是产业数字化主流叙事之外的故事，在铺天盖地的宏观政策、前沿概念、技术产品式叙事之外，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线员工，并提出一个假设，在机器智能尚不具备大规模取代人类的人际交互、创造性等素质之前，跨界的数字人才走向“田间地头”，对于推动势在必行的实体产业数字化，或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另外，这个专题还将笔墨着重于个体故事，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讲述他们的故事。

缺兵少将

问问企业主，数字化转型的困难有哪些，“缺兵少将”肯定是常被提及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开宗明义，当前，数字领域巨大的人才缺口成为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该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琳、王礼祥和胡燕妮在《我国数字化人才短缺的问题成因及建议》一文中指出，数量型短缺长期存在；素质型短缺日渐加剧，2021年，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达30万，同时掌握“人工智能+制造”的复合型人才尤其稀缺；结构型短缺加速显现，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数字化岗位需求仅占总数的7.1%和0.1%，且向第三产业流动的趋势正在加剧。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 LinkedIn(领英)中国调查指出，95%的数字化人才供给集中在研发和运营环节。

中小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该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的《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一文分析，从人才方面看，目前中小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内部 IT 部门力量薄弱，开发和部署自己的数字化平台的能力和资源不足,信息技术人员水平有待提升。并且企业数字化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后期的运营，现有人才不足以支撑公司开发或运营数字化平台。

相较于统计学和研究报告，个体的困境更为直观。

几位制造业的企业主不约而同地抱怨，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他们担心一些关键的制造技艺后继无人，也对顽固的工人感到无奈，后者不喜欢甚至排斥老板下定决心买来的智能系统或工具，对系统提出的合作要求拒不配合。“数字化转型”成了老板的一厢情愿。

企业主不甘心“巨额投资”打水漂，担心可能被同行甩开差距，甚至被新的时代抛弃，沦为同行笑柄或媒体的“失败”写作样本。他们急切希望对互联网持友好和赞赏态度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倘若其能“精通互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AI等一种或多种技术原理”，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恰好“热爱行业，具备行业从业背景”，那就是绝佳人选，这样的人才意味着昂贵。

一位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对于传统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买一套数字系统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填不平为引入这套系统和配套设施，包括人在内所花费的成本。

各使其能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成亚飞一直跟模具打交道，早年在富士康管理过当时最先进的FRT模具厂，也曾和朋友一起创办自己的模具厂，小有所成。成亚飞现在经营着一家模具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模德宝。

成亚飞属于投资人看好的那种to B类型的创业者———兼具互联网和实体行业从业经验，投资人认为这类创业者在创造产品和模式方面相对有优势。但是如何将这种理论上的相对优势变成真实的订单，变成真金白银，投资人没有说，需要成亚飞这样的创业者自己琢磨。

“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反正我是没见过谁能靠一套系统解决所有问题。工业领域我觉得要尊重它的规律，很多人以前都讲定制化不是个好生意，确实规模有限。但工业的SaaS，一开始就得通过定制式、微服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服务好客户，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能力。”这位从2012年便开始研究精密模具和数字化制造的行业老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给行业头部企业做定制化软件开发积累经验，维持企业基本开支。虽然近几年不断提高系统的标准功能，“但还是一个项目制的方案”成很清醒，“这个行业很传统，十分依赖老师傅的经验，对数字化工具的接受程度本来就很低，我们只能培养年轻人，驻扎到工厂，把我们的系统落地。”

成亚飞在企业内部组建一个20人的教育部门，专门做产教融合方面的工作，和一些职业学校合作，培养系统运维工程师，通过模德宝的一则招聘广告，可知这个岗位除了要求掌握一些计算机语言，还要求熟悉系统集成、安装部署、测试验证等方法，并“具有良好的沟通意识、服务意识和强烈的责任心，敢于承担压力”。

“我们在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有自己的校中厂，学生可以在里面跟岗和顶岗学习。”据成亚飞介绍，公司与不少类似学校展开合作，工厂不仅仅是用于教学，也接受真实客户的生产订单。

经过这种方式，一位年轻人可以在3到6个月成为一名合格的系统运维工程师，之后，他们将被派往客户企业，短则1月，长则3个月，负责把公司的产品落地。这个培训学校也接受其它企业委托，也就是经培训合格的工程师将直接受聘于企业。

农业数字化企业所面临的情况类似，且相对严峻一些。

郭建明是农业数字化公司爱科农创始人兼CEO，曾在孟山都和中种国际工作超过20年，2016年，郭联合一群农业方面的科学家和资深专家成立了爱科农，利用经验和科学数据，经由算法模型，开发出一套令自己颇为自豪的种植决策系统。按郭的描述，农户只需要按照他们提供的终端APP的指示，就能实现科学种植，提高产量，前提是需要为这个APP付一点费用。按郭的设想，这是一个边际成本不断降低的SaaS生意，就像当初给他创业灵感的美国同行The Climate Corporation公司那样。

“一开始我们去农村，跟别人说我们是孟山都出来的，中科院出来的，我们发明了一套智慧种植决策系统，可以帮你节约成本，提高产量，你愿不愿意用，付点费用，老百姓会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说你们这帮人种过地吗？我在这个地方种了20年，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除非你种得比我好。”作为一名农学博士，在种植这事儿上，郭建明当时也不敢跟农民叫板。

郭建明和同事认为要做好数字化，还得先从种地开始，于是先后在全国开辟超过10万亩示范田，公司从设计之初的轻量级SaaS企业，变成一家涵盖了数字化系统研发，农业种植、农资服务等一体的“重量级”农业公司。

为了种好地，公司成立了一个种植部门，广招为数不多的对农业种植抱有热忱的年轻人，经过集中培训后，统一分配到在全国各地，负责农场种植管理。

该公司核心的算法部门员工则被要求不定时前往农场，实地观察作物生长、验证公司的种植决策系统的效果，并改进系统。

27岁的焦江华是该公司一名算法工程师，日常工作除了写代码，其余时间（大约30%）在农场。据他介绍，团队里没有只会代码，不懂农业的模型算法同事。“一定是和农业有强交叉的，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实现好的代码和好的算法。”这名年轻人毕业于中国农科院，研究了多年土壤模型，毕业后一心想投身“稳定、具有长期价值”的行业。目前看来，这份工作基本满足了他的愿望。

厂里来的程序员

腾讯是最早的，旗帜鲜明表态拥抱产业互联网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甫一开始，腾讯就确立了做实体产业数字化助手的定位，将自身在消费互联网领域，数以亿计用户产品中饱经考验的技术，通过该公司最令人称道的“产品力”应用到千行百业。2021年，腾讯升级了产业互联网战略，作为公司实践产业互联网的主阵地，CSIG将聚焦“扎根行业、深耕区域、提升效率”三大关键词。

扎根行业，就是要打造最懂行业的作战部队，也就意味着需要深入行业一线。而且，早于战略之前，腾讯就在内部号召员工深入行业，扎根一线。不完全统计，比如为了做好工业AI质检仪，深入工厂的AI算法工程师，为了推广智慧农业，下地干活的农学博士，以及许多许多的离开办公室在各地奔波的“新工业人”、“新交通人”、“新农人”……

智慧交通部下属有一支专门负责项目的技术交付事宜的小组，在内部，组员被称为“交付架构师”，是最近两年新设的一个岗位。该小组最早的成员，腾讯智慧交通成都龙泉驿先导区项目交付架构师，同时也是组内其他交付架构师的“老师父”，宁哲对这个岗位职责的描述是：发现产品在客户方面落地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并督促相关方解决，确保项目顺利交付。

这个岗位的员工多由程序员转型而来，但之后几乎不从事代码写作方面的工作，大部分时间疲于与公司内外各方的沟通。

尽管自今年开始，CSIG一直强调自研和产品被集成，但是和面向个人用户的产品相比，面向企业和政府的产品和方案，由于涉及到产业链条长、参与企业多，而且技术和产品标准不统一，标准化程度自然较低。以腾讯参与的智慧交通项目为例，一个项目会有多个参与方，有做基建的厂商、有做硬件的厂商、有做软件的厂商......腾讯在其中一般承担的是系统平台开发的部分，但是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需要进行像宁哲这样的交付架构师进入现场，一方面了解实际情况，一方面与多方沟通，确保数字系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宁哲曾在惠普从事类似的工作多年，加上在腾讯的时间，从业十年有余。他坦言，在这样的复杂项目中担任交付架构师，是一个极富挑战的事情。“我们做码农或者策略研发的时候，对着机器，机器肯定是听话的，行为是可预测的。但在这样的项目中，我们是和其它部门，友商沟通，人的很多行为是很难预测的。”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交付架构师，首先一定是技术出身，这是前提条件。其它的一些软性技能，我们只能在工作过程中，有意识的加强。”宁哲所说的软技能，其中一项就是与人沟通并推动问题得以解决的能力。

在腾讯智慧交通另一个项目，襄阳智慧网联先导区的交付架构师刘伟算过，自接手襄阳项目以来，自己的工作时间大部分用在内外部沟通。刘伟的本地同事春阳则告诉我们，自五月加入项目后，平均每天开3到5个会。“刘伟更多”，春阳指了指正在开会的刘伟，“下了班我就回家自己做点好吃的，他们回到出租屋继续开会。”

目前，腾讯智慧交通在全国多个城市均有中标项目，覆盖高速、轨交、网联等类别，项目开始后，像宁哲和刘伟这样的交付架构师就会被派到项目一线，在顺利交付前，长期驻扎在各地。

如何持续？

对于交付架构师来说，另一项挑战在于驻地办公。尽管公司和客户都没有明确要求他们驻扎在项目现场，但项目一旦进入攻坚阶段，在驻地呆上一两个月是最为平常不过的事情。“其实有些事情也可以远程做，但是客户虽然不会发个文说你必须在这，有时还是会问，（交付架构师）怎么还没有来？”一位交付架构师告诉我们，客户会用这种中国式的表达方式透露他们的真实诉求。

另外的压力来自家庭，在这个团队里，有两个孩子的员工不在少数，其中像宁哲这样的年纪稍大的员工，孩子基本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的支持肯定蛮重要的。我们内部也经常做轮换和调整，希望未来保持的可持续的状态，让我们个人、工作和家庭能都达到比较好的平衡。”

另外一个办法是寄希望于年轻人尽快成长，或者在项目当地找一些春阳这样的本地员工，但实施起来难度不小。

小张是今年应届毕业生，两周前被派到成都龙泉驿先导区，成了一名见习的交付架构师，对于这次变动，小张表示很不适应，“我就想在办公室写代码，不喜欢和人沟通。”年轻人简单直接，而据他所说，跟他同一批进来的应届生，通过自己在腾讯的师兄师姐，提前知道了会被派驻到项目一线，入职当天选择了离职。

培养本地化团队则有另外的烦恼。中国的数字化人才分布不均，但数字化需求不会照此规律分布。比如襄阳是全国较早开始网联先导区建设的城市，但要说到数字化人才，少之又少。

“我们面试了很多技术人员，基本都不合格。只招到一个春阳。”刘伟说。在来到腾讯之前，春阳是当地一家第三方监理公司的总监，出于提高自身技术能力的想法，选择了成为一名交付架构师。他在武汉求学，毕业后身边的同学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大城市，“武汉倒是有一些这样的（技术）人，但他们也不愿意来襄阳。”春阳回到家乡则是受父母嘱托。

也许谁也没能想到，数字人才储备较为厚实的互联网企业，在此时此地，也遭遇人才荒。

“我们也慢慢地准备做（交付架构师）方法论，一方面让一个人可以管好几个项目，一方面也降低这个岗位的标准，这样我们远程介入，项目上有一两个年轻人，也能保证质量”，对于未来，刘伟相当乐观，“而且，也不是所有项目都需要在现场，攻坚阶段可以出差的形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