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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现河源地区仅有河源、龙川两县，分属循州、惠州，因北方流民大批迁入和“土著”成为编户齐民，人口大增，社会经济发展提速；尤其是龙川县，更是成为广东九大望县之一。

河源“土著”入宋籍

在宋代，今河源地区只有两个县——河源县与龙川县，分属不同的州。宋太祖开宝四年，龙川属广南东路的循州；宋神宗熙宁五年，属循州，辖龙川、兴宁、长乐；终有宋一代，所辖区域变化甚大。宋代河源县初属正州（原为祯州，为避仁宗讳，天禧四年改惠州），后属惠州。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惠州赐名博罗郡，与循州共管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江、兴宁、长乐七县，其中，雷江为龙川改名。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博罗郡复称惠州。

在宋代，龙川人口增加了不少。当时县的等级，除京畿外，1万户以上为望县，7000户以上为紧县，5000户以上为上县；龙川在宋时已属望县，有1万户以上，为广东9个望县之一，比属中县（3000户以上）的东莞、归善、博罗高出3个等级（司徒尚纪、许桂灵《文化视野下赵佗在东江龙川经略》）。北宋时期的河源，山路曲折，屋舍寥寥，地广人稀。据《元丰九域志》载，北宋后期，今广东境内主客户共有602280户，比唐天宝间（224503户）增加1.7倍，占当时全国（16563777户）的3.6%，比唐代时高2%。

学者徐俊鸣在《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一书中分析，岭南人口增加，一方面得益于当地经济发展，系人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人口从北方迁徙而来。据该书记载，当时在今广东境内，主户仅占61%（367609户），比唐代广东户数仅增加7/10左右；而客户占总户数39%（234672户），已略多于唐代广东境内的总户数，由此可见宋时岭南人口增加的主因系北方人口的迁入。客户移入最多的州府依次为广州府及惠州（当时河源属惠州）、循州（当时龙川属循州）、潮州、端州、雷州、梅州、连州、新州、韶州、化州、高州等。其中，客户占总户数一半以上者，有南恩州（78%）、雷州（70%）、惠州（61%）、广州府和端州（均为55%）、梅州（52%）。从自然区域来看，则以下三处为最多：即珠江三角洲一带、东江和韩江谷地、雷州半岛。宋代户籍立册，根据汉人入粤先后顺序，分别编入主籍和客籍。

就循州（龙川、兴宁）而言，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循州境内主客户合计8339户（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9），以每户5人计，有4万多人。熙宁四年（1071年）析兴宁地置长乐县（今五华），循州管辖的县就有了3个。元丰年间的人口统计显示，循州境内主客户共计47129户，以每户5口人计，人口达24万之巨。江西学者王东在解释福建汀州北宋初至元丰年间人口暴涨原因时认为，汀州附近并未产生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因此，汀州境内超出自然增长率之外的户口规模，只能以苗瑶语族先民转变为编户齐民这个因素来加以解释。他认为，循州人口的增长，亦只能以当地非汉族居民的身份性转变来解释。

汀赣流民迁广东

宋末元初，汀、赣人口大逃亡时，多集中在粤东北循、梅二州，后来人们开始称呼这些迁入民为客家人。王东在《宋代赣闽粤边的地域社会与文化——兼论客家地域社会的形成》中分析，经过这次人口重构，梅州和循州一带的语言，与赣南、闽西地区的语言越来越近，早期赣语慢慢覆盖了原先的土语，开始成为当地日常用语。“至此，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从三个原本独立的地理空间，转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单元。”宋元之交是个移民高潮，各地移民由闽西迁梅州，再西迁龙川、紫金、河源、粤北等地。

清中期的和平邑人徐旭曾在他的《丰湖杂记》中提及宋元之交的这场大迁徙，认为这是“今日之客（家）人”的源头：“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逾岭至粤者……天不祚宋，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庚，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

尉佗城下两重阳

宋时循州在今佗城，其辖下“户四万，岁出租米仅十万石，于番禺都会中最为富饶”（《舆地纪胜》），“循州户口四万七千，仅次于广、潮、惠、韶四州而已”（《元丰九域志》）。

宋代循州的经济几可与惠州相媲美，属于年税收都是5000贯以下的“四务”级别。北宋苏辙谪居龙川期间，经常在扶杖溜达时见到龙川城。他在《重阳诗》第四首写道：“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卯饮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秦代的龙川城墙由夯土夯筑，规模甚小，周长约800米。宋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龙川城扩容：老城街向东扩至小东门、大东门，县前街向南延伸至南门街、南门，北角塘则向北拓至北角，全城周长增至约2400米；土墙也于此时改为砖砌，甚是坚固。“1939年和1984年，曾发现一些城砖上铭有阳文楷书‘循州砖石使白’‘循州造’‘甲寅’字样，据推断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即1074年前后），佗城曾修补或扩建过。”“这表明当时龙川的生产力已大为进步，商品经济相当繁荣，财力较为充足，才有可能在广东较早地改建砖城（《龙川县文物志》）。”

有史料记载，在宋熙宁年间，龙川县治一度由龙川城（佗城）迁往“老龙”（今老隆）。《广东地名探源》（1986年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作者叶地）一书中《老隆镇》条谓：“南朝陈以后至南宋，龙川县治不在佗城，疑在此（老隆）。南宋绍兴十五年又迁至佗城，故此地称为老龙，老隆当为老龙演变而来。”清乾隆《龙川县志》记载：“龙川旧县，宋熙宁年间迁邑东二十里，陆通梅潮，今有市集尚以老龙名之。”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龙川县志》载：“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龙川土城改建为砖城，衙署暂迁老龙（今老隆）。”

佗城水路通山海

佗城的兴盛，与它的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关。自汉代以来，东江一直是连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龙川是2200多年前以水路交通为主的连通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佗城处在两江流域的交通要冲。苏辙在《龙川略志》中曾提及，佗城“东接潮梅，西连汀赣，据上流而抚治之，一雄镇也”。

据勘查，佗城镇内有大大小小共18条河流，主要河流是东江，其余为小河小溪，均汇注于东江。东江由东北至西南流入佗城，从学堂、石马，流至东源县，在佗城镇的水路约15公里（《佗城镇志》）。河床平缓的东江，使佗城的水运行船风险降到很低的程度。

作为东江流域最早的城池，佗城扼水路要冲，一直以来就是相当繁荣的商埠。到了唐宋时，闽、赣、兴梅、潮汕、惠广等地的物资在此集散，佗城因此成为东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广东省东江流域治理开发专题研究》）。佗城的东坝商埠，从唐朝起便是商业兴盛之所，宋元及明朝前期，因循州府设在东坝，因此东门到校场的小市街的商贩最多。东坝是一座与城南仅有一水之隔的江心小岛，各地商人自水路来此，将山里的货物如竹、木、炭、土纸、松脂、陶瓷及其他山货带到佗城东坝商埠，又从东坝走向东江、韩江流域的各个市县、城镇。同样，外埠的商品大多经水路到达佗城。

一些江河不到之处，须带着行李步行。南宋大忠臣李纲从河源到循州、梅州，途中弃舟登陆，在山林中步行，遇雨而后晴，他很高兴地写道：“峤南瘴毒地，乃尔气候清。束装遵陆途，夹道松林青。我家大江南，及此归有程。山禽亦为喜，林间啭新声。”

苏轼作诗教种田

宋时，龙川尚属“资奉易足”之地，但有时会遇到旱涝等恶劣情况，社会生产水平并不算高。

钦定四库全书《东坡全集》卷二十四书影：“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

苏辙到龙川的这年夏天，嶅湖又发生了旱情，农作物得不到灌溉，苏辙于是倡议村民修筑堤坝，堵水灌田。当他远眺嶅湖边的农田时，有不少农人，采用了他兄长苏轼在四五年前所教授的秧马式种田。

人口多了，粮食的需求也上去了。为了收获更多粮食，人们不断地改进粮食种植方法。被贬谪到惠州的苏轼，从富饶的中土来到当时偏远落后的岭南，曾发牢骚说是“以瘴疠之地，魋魅为邻”（《到惠州谢表》），但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虽在困苦的贬谪生活之中，不仅自己积极生活，还把中原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方法教给惠州人民。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谪惠州，途经江西庐陵（今吉安），退休的“宣德郎”曾安止向他出示所作《禾谱》，苏轼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记录也很翔实，可惜没把农具记载进去。他往年游武昌时，见农夫皆骑秧马，这种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形如小船，前后翘起，在水田插秧时，跨坐其上，脚蹬滑行，可以“日行千畦”，比弯腰弓背劳作省力得多，而且还可以避免农人的腿因长时间泡在水里生疮溃烂。

秧马图

苏轼因此作七言诗《秧马歌》，记录农人泡在水里种田的劳苦：“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但是不要怕，“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鹥，纤束藁亦可赍。何用繁缨与月题，朅従畦东走畦西。”使用秧马在田里莳种，忽然听见城门要关闭了，别怕来不及进城，要收起来可容易了：“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携带秧马回去后也不会占地方，挂在墙上即可，真是一个好的收纳方法：“归来挂壁従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

到了惠州后，苏轼拿《秧马歌》献给博罗县令林抃看，林县令知行合一，马上带着农人在田间仿制，又略加改进，制成“加减秧马”，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农人劳作之苦也得到有效缓解。龙川县令翟东玉知道后，也赶忙去找苏轼，要在龙川推广秧马。苏轼大为欣赏：一个地方官员，上任伊始就因为老农的事来找我，“已知其志之在民也”。他谆谆勉励翟县令：“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

公元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大年初七，谪居海南的苏轼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黄河之水已重新顺畅往北流去，当年自己主张治理黄河应以“疏”为主的策略“斯言乃验”。他高兴地写下两首七律，其一云：“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农业生产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苏轼虽教以中原耕作方法，但仍需在穷困中把衣服典当了再去买从河源运来的米谷。

北宋时期的河源、龙川两县，物产甚是丰富，大米、茶叶、药材、竹木等山货随东江转运各地，“今年诸峒十分熟，东江不下龙川米”（唐庚《大熟行》），当年惠州本地的大米获得了大丰收，才不用购买龙川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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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凌丽

编辑：林梓楷  校对：李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