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
口述者：
赵一凡 广州和睦家医院医疗总监、麻醉科医生
此前，我从没见过真正的战争创伤，但在阿富汗，我却常看到人们因枪炮、地雷等受重伤甚至死去。被地雷炸断腿，被子弹打穿身体，在这里似乎成了常态。
2013年4月至6月，我在阿富汗昆都士省的“无国界医生”创伤中心，做了66天的战地医生。这段经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在国内，我当时是一家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在手术室内给手术患者麻醉；而在阿富汗的创伤中心，麻醉医生还会在急诊里对病人进行分诊，对危重患者进行现场抢救。
一个9岁左右的女孩正与家人参加婚宴，现场突然发生枪战，她的腹部被子弹击中，肠道被打穿。她的家人不知道我们医院在哪，辗转走了很远的路才到。
我在医院见到她时，她被家人裹在一张红色的毛毯里，流着血奄奄一息。
我们非常努力地抢救这孩子，给她输血，把库存的最后一条中心静脉导管都用上了。她的胃肠道有多处穿孔，修补后由于没有静脉营养液，只能通过普通输液和肠内营养来进行支持治疗，效果不佳。医疗团队一起努力了整整两个星期，还是没能救回她。
在阿富汗，我见到了许多死亡，也有很多有心无力的时刻。战乱频发，缺医少药，到处充满了无奈。作为医生，我们尽力挽回每位病人的生命，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救回来。
大众的认知当中，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救死扶伤。但在阿富汗的这段经历让我不由地思考: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当疾病不可能被治愈的时候，医生还可以做些什么？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却并未摆脱死亡。人生就好像一趟长途火车，有人会早点下车，有人会晚点下车，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终点站。我认为，医生的真正使命在于，帮助患者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并帮助他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回来广州之后，我开始关注生死议题，并从中学习和体悟，并在日常工作之余，开始参与对重症患者的探访和关怀。
赵一凡
2019年，我遇到一个46岁的胆管癌患者。他来自农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有3个孩子，最小的刚上小学。
他的肿瘤恶性程度很高，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肿瘤不但没缩小反而增大了。疾病让他感到焦虑和恐惧，他担心自己离世后，3个孩子缺少父爱，80多岁的老母亲会很难过无法接受。
我与志愿团队成员们利用业余时间探访陪伴他们，首先说服他放弃了完全没有获益的化疗，并支持与肯定他对家庭的付出。同时，在居家的情况下，帮助他管理好癌性疼痛，以及便秘、消瘦等各种症状。
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与妈妈袒露自己的病情，后来与老人家道谢、道别。我们鼓励他把自己想对孩子说的话，用手机录下来，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以后反复听。他之前很少与太太袒露心声，但在生命的末期，他终于能够坦然地向她表达爱和感谢。
在他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在他的告别会上，他的亲友们通过这篇文章，得知了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旅途中，他付出的努力，他的坚强，他对家人的爱和坚持。
我们陪伴和见证了他从生到死的过程，以至于最终他能无憾地完成告别，这除了帮助他得善终，也有利于他的家人从哀伤中走出来，投入新的生活中。如何帮助人善终，这其实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了，而是一个与全社会有关的事情。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但往往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反而明白了很多道理，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懂得每天都要好好活着，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编者按：
没有人生来就是医者。
医者的成长路上，有人动摇、有人放弃，但更多的人在不断探索。直至遇到生命中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医者肩上的责任突然清晰，白大褂有了新的意义，他们终于给自己一个确凿的答案：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将至，南方日报、南方+推出特别策划，请医者自述生命中的“医瞬间”，敬请垂注。
医瞬间口述者
【记者】朱晓枫 见习记者 陈嵘伟
【摄影】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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