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之前，卢洪洲的履历已很丰富，从“非典”到“新冠”之间的10多年时间，他一直担任上海市各种新发传染病临床专家组组长。

2012年，出任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助理；

2013年，发现全球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国际上获认可后，又兼任了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共同主任；

2014年，加入中国医疗队前往塞拉利昂，抗战埃博拉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次成为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所在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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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洪洲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就任一周年的所思所行。

卢洪洲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就任一周年的所思所行。

可以说，在过去10多年“有动静”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卢洪洲都冲在了一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公卫战士”。他的名字，与一系列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非典”“禽流感”“登革热”“埃博拉” “新冠”“猴痘”……每当有新的传染病毒出现，他与研究团队总是率先发声，为人们扫除对新病毒疑惑与恐惧。

2021年8月10日，卢洪洲选择“南下”，拥抱鹏城，给深圳带来了自己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丰富经验。

他就任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深圳市三院”），是深圳市唯一一家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其传染病学和结核病学均排在广东省首位。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该院创造了无一例SARS病人院内死亡，600多名职工无一例院内感染的“奇迹”。

千里马遇伯乐。这位上海“公卫战士”到深圳市三院后，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近日，卢洪洲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就任一周年的所思所行。

南方日报：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一年前，您是带着什么样的初心南下？

卢洪洲：之前我在上海工作的医院也是地市唯一的定点医院，和深圳市三院的工作氛围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有契合之处，这也是我选择南下的原因之一。

深圳作为国际大都市，它的总体医疗水平虽然还不足以匹配其城市综合实力，但近年来政府也在全力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我相信未来几年将是深圳卫生医疗水平快速发展的阶段，会有一批医院进入国内一流行列，甚至是亚洲一流水平。

我的理想是作为一个管理者，带领班子和全体员工一同努力，让深圳市三院能成为这样的一家医院：首先它能满足群众看病就医的基本要求，做到“大病不出深圳”；在此基础上，一些专科可以达到国内一流，并在亚洲甚至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进而吸引到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患者过来就医。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一家医院如何才算是进入了国内或亚洲第一梯队？深圳又有哪些优势？

卢洪洲：如果某一专科中，患者有5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这个专科就是国内一流；同理，如果来医院看病的患者有一定比例来自于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医院的水平才能算得上是亚洲一流水平。

其中，深圳是具有一些潜在条件的。比如作为计划单列市，我们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可以推动生物治疗等领域规范性治疗标准的出台，让公立医院能够在合法的审核批准下运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去治愈患者。

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对肺癌晚期和胰腺癌晚期的患者进行过生物治疗，尽管有些病人不能被彻底治愈，但部分患者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并在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延长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寿命，治疗效果较明显。如果深圳能在这个领域率先有所突破，就有机会带动全市生物治疗的发展，并走在国际前列。

南方日报：您作为一院之长，管理团队的理念是什么？

卢洪洲：著名医学家、现代外科之父裘法祖讲：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我常常叮嘱我们的医护人员，从医要有爱心、同情心，更要有医术。

无论医生还是护士，不能只把职业当作吃饭的饭碗，而是将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上任之初，我对中层干部和学科带头人提了8条要求，其中尤其谈到要有创新意识，在专业上勇于创新、在学术上领先，谦虚而不张扬，这对为医者非常重要。医学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几乎每隔五年，所学的知识又更新了一半，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

可喜的是，过去一年时间里，深圳市三院临床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在不断提高。数据统计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们的临床试验有86项，远远超过医院以往所做过的试验数量。

近期，我们又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的临床研究，针对目前国内即将上市的几种疫苗，包括腺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活疫苗、mRNA核酸疫苗等，分注射式和鼻喷式，都进行效果对比，并提供科学的研究数据给国家。

南方日报：担任院长的这一年，刚好遇上了深圳疫情较为严峻的情况，有没有影响您对医院制定的发展计划？

卢洪洲：作为深圳市唯一一家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我们首要任务是救治新冠病患，同时防止发生院内感染，以及因为院内感染直接暴露而导致聚集性病例，甚至于社会面的扩散。疫情初期，深圳市委市政府在我们医院旁边另建了一个应急院区，配备1000多张负压病床，进行全封闭式管理。

应急院区和医院本部之间，实际上隔了一座小山，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区域。这保证了我们在抗疫救治的同时，不会放慢发展“大综合”的脚步。

实际上，许多传染性疾病，无论是SARS、禽流感还是新冠重症，病人都会有心衰、呼衰、肾衰和肝衰的症状，这对收治医院的综合能力是一大考验。深圳市三院的发展理念是，大力发展“大综合”，才能支撑起“大专科”。

为此，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比如在人才引培方面，引进了国内肝移植、肾移植等领域的多个知名专家和团队，意在打造所在专科的国内乃至国际第一方阵。

有了高原才能突起高峰。只有将医院的总体医疗水平提高后，才有基础去开展创新性的科研，医院的传染病学、结核病学等学科才有可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南方日报：先后在上海和深圳工作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您布局医院发展时有什么影响？

卢洪洲：上海与深圳都是国际化大都市，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都对创新保持着“饥渴感”。在上海，每年都有一些创新的团队、创新的技术、创新的方法在医院里产生。在深圳，我们也在加快新技术和新疗法的研究步伐。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医学科技的进步，从而满足临床患者的需要。

近年来，医学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我们发现，人类对大健康领域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围绕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些传染病、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和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的防治，都是我们可以有所建树的地方。通过新理念、新技术，可以预防或者推迟疾病的发生；而通过器官移植、细胞培养，则可以治疗已发的疾病，这些都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基于这一科学预判，深圳市三院在器官移植和生物治疗等领域提前布局。

在公开的报道中有一组数据表明，在30年的时间内，抗生素耐药可能比癌症更加致命。到2050年，耐药细菌每年将夺取1000万人的生命，超过每年死于癌症的820万人。

目前使用的抗菌药物价格非常昂贵，且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早在2018年我们便开展了噬菌体疗法的研究。噬菌体是一种专门“吃”细菌的病毒，且对人体无害。相对比起来，抗生素的靶向性较差，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体内的益生菌群。

当时有一位82岁患者的家属找到我，这名患者因为多重耐药菌感染，被告知已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了。他的儿子把他从北京用包机送到了上海后，我们的研究团队开始用噬菌体疗法对他进行治疗。一段时间后，我在这名患者身上看到了非常好的临床疗效。噬菌体或许是多重耐药感染的一个很有前景的治疗手段。

去年8月10日，我从上海来到深圳后，就一直筹备噬菌体疗法的研究，并和华大基因合作开展相关项目。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晚上9点，深圳有了第一位接受噬菌体疗法的患者。之前，该患者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已经接受各种耐药菌治疗超过半年时间，还是一直卧床不起。后来通过噬菌体疗法，治疗效果超过预期。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来到深圳市三院后，让我感动的是医院上下团结，大家理念一致、行动一致，为各项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南方日报：未来一年，对于深圳市三院，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卢洪洲：未来的一年，我们在全国综合性医院的排名以及各项学科排名还要朝前走，服务患者的综合能力也会快速提高，让深圳市民想看病时，首先想到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除了传染病防治、器官移植外，我们还将再筹建或是开设更多的专科，以满足患者看病就医的需求。在此基础上，重点提升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预警、诊断和应急救治能力，以“亚洲一流、国际知名”为目标，按照医疗水平国际化、环境设施现代化、医疗服务精细化、诊疗流程规范化、运营管理智慧化的标准，构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以及预警预测为一体的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国家区域综合性医疗中心。

【策划】甘雪明 杨磊

【统筹】崔璨

【记者】黄思华

【摄影/摄像】朱洪波

【剪辑/海报】招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