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里的陈焕镛半身雕像。

2022年7月11日，依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掀开了国家植物园体系新的篇章。从研究室到国家植物园，穿越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身影呈现在人们眼前。  

1929年，一位年轻人开启了他的中国植物研究之路。在仅有的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标本室里，他成立了研究室，后改名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下称“研究所”），这就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前身。而这位年轻人，则正是华南国家植物园创始人、著名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焕镛。  

在此之前，“中国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植物还得到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去找”，深深刺痛了陈焕镛。经过五年积累，研究所于1934年出版《第一次五年报告》。翻开泛黄的书页，我们得以回顾战乱岁月中的点点滴滴。也是在报告里，研究所第一次对科研发展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划：“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收集并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保护它们不至于绝灭……”  

让植物“重生”  

陈焕镛的目标早已实现。1956年，研究所出版了第一部由中国本土植物学家独立完成的地方植物志《广州植物志》，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2022年5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广州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明确要求“坚持以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  

在不少科研人员心中，标本馆是华南国家植物园的重要存在。走进馆内，便可看到一座1∶1等身大小的陈焕镛铜像。工作人员向《南方》杂志记者介绍，陈焕镛是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美国期间，面对中国植物模式标本存放于欧美标本馆、原始文献散见于国外的窘境，萌发了“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植物”的念头。  

1919年，刚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归来的陈焕镛，孤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标本。这是一片瘴疠之地，他先是被毒蜂蜇伤，继则又罹恶性疟疾，被人用担架抬出五指山山区。更不幸的是，陈焕镛首次采集所得的数千份珍贵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码头时竟被大火吞没，这无疑给了他当头一棒。  

陈焕镛没有气馁，他继续在湖南、贵州、广东等地采集标本，并与英、美、德等国建立标本交换关系，扩大馆藏，于1928年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标本室。  

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馆长罗世孝说，陈焕镛历尽千辛万苦收集和交换各种植物标本，使广州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华南地区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如今，标本室已发展成为一座有馆藏115万余份标本、向着数字化迈进的现代化标本馆，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和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焕镛一生共采集标本达12334号，发表了600多个植物新种与新组合、11个植物新属。华南国家植物园拥有的全球保存木兰科植物数量最丰富的木兰园，与他直接相关；园中大叶木兰、绢毛木兰、石碌含笑以及观光木等多种木兰科植物新种，都经他定名发表。在他和其他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人彻底扭转了以前研究本国植物新种也要去国外的局面。  

荒地变园林  

步入华南国家植物园，盛夏满眼青绿，处处赤粉橙黄。放眼园内温室群景区外围湖面，荷花、睡莲、王莲在大片荷叶上竞相绽放。如此美景，引得游人如织，流连忘返。  

难以想象，这片宛若天成的园林在上世纪50年代还是一片荒地。  

1954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改隶中国科学院，更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的筹建也在次年被提到议事日程。1956年，时年50岁的研究所副研究员何椿年挑起重担，被安排筹建华南植物园，成为华南植物园的开拓者之一。  

在那个年代，筹建一个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水平的植物园并非易事，更何况当时的基础是一片空白。园址确定在广州东北郊龙眼洞村一带，何椿年把未成年的小儿子送到学校寄宿，自己背上简单的行李和书籍，带着1名研究实习员、1名技工、2名学徒和请来的20多名工人就进驻此地。这片荒地上，植被被破坏殆尽，水土严重流失，稀稀落落生长着一些低矮灌木和野草，常有部队作野战训练，晚上甚至还可听闻狼的叫声。  

筹建植物园，首个问题是要有能够供科研、科普、游览、开发等要求的植物。多种多样的植物从哪里来？何椿年想到了广西大瑶山，那里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为了适应更艰苦的野外工作，他开始做充分准备：剃了光头，早晨跑步锻炼身体，冬日坚持洗凉水澡等。经与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联系，他与广西分所共同成立一支考察队到广西福林考察，进入十分荫蔽的原始林区。  

据老职工伍百年回忆，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通信与交通设备，只能徒步上山，路越走越窄，隐约看到山猪、豹、老鼠在活动，晚上借宿山民家，次晨继续前进，最后连路也没了，只能披荆斩棘自己开路。到了一个有水源的山窝，队员们便砍竹割草，建成了生活、工作用房并作为据点，然后开展工作。“伙食药品的供给要由人来回走4天山路背回来。米买不到，还要自己打稻谷成糙米煮饭”。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在山上整整干了3个月，收集到大量宝贵材料，然后用肩扛手提的原始方法，把包括一些大树在内的植物材料搬出大山，运回广州。这次考察还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树，后经陈焕镛和匡可任教授鉴定为新种，即为举世瞩目的“活化石”—银杉。他们收集到的材料也为后来广西在此地建立自然保护区打下了基础。  

从广西福林工作为开端，到1959年短短4年时间里，何椿年所有的日子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带队走过华南地区16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山乡，获得了散布各处的2000多种活植物材料；晚上回到园内凭着并不十分完备的资料将种类鉴定出来；根据植物的不同特性将其种植在合适的位置；逐一安排好恰当的管理细节，以便这些植物能健康地存活下来……  

到1959年国庆时，植物园已经引种了各种植物241科2400种，一个初步的园貌开始形成。现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已发展出广州和肇庆鼎湖山2个园区，2个国家级野外台站/CERN站、1个院级/省级野外台站、1个省级野外台站，3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1个中科院工程实验室，2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1个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广东省种质资源库、华南植物鉴定中心等科研平台。  

接续生态恢复  

在茂名小良镇，有这么一群人，通过三代人不懈努力，成功地将周围数百平方公里极度退化的土地，变成了葱郁的森林和农田。他们就是中国科学院小良热带海岸带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下称“小良站”）的科研人员。  

小良站建于1959年，是我国最早开展恢复生态学研究的野外台站之一。建站初期，周边土地地表植被尽失，水土流失达百年之久，表土层的大部分已遭严重破坏，侵蚀土肥力非常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  

小良站站长、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王法明告诉《南方》杂志记者，1959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科学家与水保站的科研人员开始系统开展沿海极度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研究。先是选用速生、耐旱、耐瘠的先锋树种重建先锋植物，让433公顷寸草不生、自然恢复基本不可能的荒坡披上了绿装，后在站区大部分土地将先锋林改造为各类经济林，创造了大量的经济效益，水保站实现了自给自足并带动了周边50多平方公里农业用地的改良和生产转型。  

在三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经过60多年的生态恢复，小良站所在区域终于从千沟万壑的“黄水秃山”变成了鸟语花香的“绿水青山”和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前辈们躬耕不辍的事业终于成功，这对于王法明团队来说，无疑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如今漫步小良水土保持生态景观风景区，绿树成荫，植被茂密。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格木、长叶柞木、金钱榕、名贵香料檀香、土沉香、非洲蛋黄果等350多种植物在这里生长，野狸、穿山甲等兽类和画眉、翠鸟以及蜻蜓、蝴蝶等400多种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小良站已成为我国生态恢复研究的成功范例，其研究成果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岁月无声，情怀永在。一代代科研守护者沿着华南国家植物园开拓者足迹，奔波在生态保护一线、科普教育一线、科技创新一线，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  

“下一步，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建立国家植物迁地保护中心，通过开展植物迁地保护能力建设，提高植物迁地保护质量和效率，保育2万种物种，使华南地区95%珍稀濒危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展望未来，“植物王国”科研守护者们踌躇满志，掷地有声。

【记者】许俊仟

【通讯员】黄瑞兰

【本文责编】林若川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2022年第16期

【频道编辑】李晓霞 陈冰青

【值班主编】刘树强 赵媚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