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传承人，首先要看做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约撰稿 罗杵增 发自广州

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从“阿灼的仔”到“南箫王”

5月中旬，行过排队测核酸的长龙，拐进竹篙巷，两旁店铺逼仄，楼房老旧，傍晚日光斑驳涌动，爬向这条典型“老广州”的小巷子里，前面就是“南箫王”郭大强的家。郭大强是“郭氏粤声”笛箫制作的第三代掌门人，也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箫笛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随他进门，需开了灯才看得清，屋内小而杂乱，各处堆放着竹料木料。郭大强坐在工作台内主位，手指夹烟，各式各样的箫笛成捆成捆拥住他。他的手指粗糙皲裂，指头满是划痕。这是一双长年干活的手，只看它，想象不到它的主人叫“南箫王”。

“南箫王”三字挂在侧边墙上，纸张泛黄，有回潮的痕迹，听说之前挂在主位后方的墙上。

郭大强获得这个称号已经二十多年。千禧年那会，箫笛演奏家张维良从内地赴香港演出，途经广州，到星海音乐学院做客，郭大强作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岭南箫笛制作传承人，也被邀请过来陪同。

郭大强抽了口烟，我坐在对面，他把烟喷到远离我的方向。他回忆道，“我拿了支箫过去，说张老师你指点一下。他说我回去看看。”

张维良当场没说什么，晚上突然打电话给郭大强，“你的箫很好！我录音，一次过！其他的箫要不是音高不准，要不是音程不准，你（的）很准，一下就过了。真不愧是‘南箫王’！”

说到这里，郭大强下颔抖动起来，银白色胡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谈兴浓了些，“那时候做笛子的人多，做箫吹箫的少。你能找到一百个吹笛子的，但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吹箫的。因为没人玩！1968年那会，很多宣传队演出，（用的管乐）全是笛子，箫被称为‘靡靡之音’，是被批判的。”

不独广州，那时全国都处于一个异常亢奋的年代。笛子音色嘹亮，受人喜欢；箫则舒缓些，时人觉得箫跟古琴一样，都是“靡靡之音，带给人颓废”，要拿出来批斗才行。改革开放后，吹箫制箫的才多起来，只是名家寥寥。

1999年，郭大强去见南方歌舞团负责吹笛子的石家环，他一言点醒郭大强，“你的箫不错。其实笛子很多人都做得好，你的也不错。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我吹了这么多箫，你的音最稳定、最好。”他提议郭大强专门把箫做好。

郭大强心动了。凭着多年的家传手艺及制作经验，他的箫很快就在岭南闯出了“郭大强的箫”这个名头。

“以前（人们）都不叫（我）郭大强的。”他笑道，“叫‘阿灼的仔’（‘阿灼的儿子’）。我爸是郭汝灼嘛，当时制笛子出了名的。”

▲郭大强在工作室门口试音

始于“维持生活”

郭汝灼是郭大强的父亲，岭南箫笛制作工艺第二代传承人，1963年研制出了木质箫笛以及半音键改良中国笛，1966年和陈芳德等专家联手制作出1.8米长的重量级低音横笛，大大拓宽了笛子的音域，创下业界纪录，很多人都知道广州有这么个做笛子的师傅。

郭汝灼以前在岭南箫笛乐器厂做调音及专业笛子，妻子则在民族乐器厂工作。三个子女读书，老母亲在堂，总共两个人工作六个人吃饭，勉强维持生活。改革开放后，可以允许人们赚些外快，郭汝灼便找了在读高一的长子郭大强。

“赚外快，广州话叫‘炒更’。那时候（我们要）从生存变到生活啊，我十几岁，还小，就帮家里做一些‘手板眼见功夫’（一看就会的事情）。跟着父亲做点小活，赚几块钱帮补家里。”

正碰上改革开放，新兴事物包括西方乐器等一下涌入国内，掀起了冲击潮，当时民族乐器的市场没多久就面临枯萎。郭大强母亲所在的民族乐器厂，本来做琵琶、扬琴的，全改做了吉他；而郭汝灼所在的厂则从三百多人慢慢减到只剩两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厂里大部分人被迫改行，很多去做眼镜——那时候做眼镜赚钱。

厂里的工作失去着落，郭汝灼只得回家里。做了半辈子笛子，不愿意就这么放弃，可还能靠这个维持生活吗？他也不知道，只凭着之前积累的客源，逐一去联系。

“我爸回家里做，接的单子哪来的？除了国内的专业团体外，还有省市的粤剧团，都还需要定制传统笛箫。只是这些团要的数量不多，不足以撑下去。”

转机很快就来到。郭大强坐直身，“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香港、东南亚等地区，正处于粤剧最鼎盛时期，就是整个1980年代，特别是香港。‘私火局（指由民间曲艺爱好者组织起来的以自娱自乐为目的、自愿组合为基础以演唱粤曲为主的业余民间曲艺社团）’就从这时候出来的。”

这些私火局的主唱大多是有钱阔太或者公职人员，闲暇时聚起同好，以唱粤曲为主，为了更沉浸的体验感，他们愿意出大价钱给有名气的乐器演奏人员，请之来伴奏。

“他们家里有钱！就为了开心。因为她老公可能是上市公司的主席，或者他是总经理啊或者什么的（不缺钱）。那时候香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还有英国，只要有华人在，就靠着口口相传，都有单子联系到我爸这边来。”郭大强说。

“因为我爸当时在厂里呆过，都知道我们家是做笛子乐器。比如说，你是一个玩乐器的师傅，参加很多私火局，别的师傅问，‘你的箫这么好，在哪买的？’‘哎，就在广州郭汝灼那！’你看，单子就来了。”

郭大强续了杯茶，继续道：“还有就是做法事的，特别需要笛子跟唢呐。那时候也是我们传过去的。”

郭大强并未刻意统计那时家里的管乐器一年销量多少，但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虽有西方乐器冲击，靠着私火局那些支持，郭汝灼的营生都有得赚。“那时候很厉害的！二十多三十（块钱）一支（箫笛），最贵的好像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三十块钱一支，很厉害的。”

“所以你是从那时就开始决定跟着父亲学制笛箫，以此营生？”我问。

“没有。那个时候还小，就赚点零用钱。那时我跟同龄人一样，大家都有一个梦想，‘改开’了嘛：如何成为一个能赚到钱的人！”

当时流行的是怎么才赚得到大钱。一些比郭大强年长的玩伴去做了服装生意，同学很多毕业就出来开大排档当老板，郭大强也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梦想。

“但是我慢慢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继承做箫笛？”

“不是。”郭大强没有迟疑，“做生意第一个需要成本。那时我爸收入也不算特别多，家里生活好一点吧，他一直都想我继承做这一行。所以我就慢慢熬着，做了几年，觉得还可以维持生活，就做下来了。”

▲有家长带女儿过来取笛子

继承与发展

生活稳定后，郭大强对乐器的思考渐渐多起来。他觉得，乐器跟地域环境、人文性格息息相关。

他举例道，“我们说北方豪爽，你看它的地理环境；唱歌，你看看西北的，吼出来的。但是我们（南方）这里不是吼出来的。因为我们岭南、江南，还有南方几地，人文性格温和一点，没那么烈。所以在往时，箫几乎都在南方沿海一带流传，北方则很少用到。”

不同的方言、地域人文性格等长期共同作用，形成不同地域的乐器各自的特色及音准，这在以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各行其是即可。但改革开放后，西方乐器大量进入国内，当时提倡的是“与国际接轨”、民族乐器“交响化”，事情变得麻烦起来。

用于交响乐的西方乐器统一按国际通用的十二平均律定音，民族乐器则多采用传统律制，二者不同，导致乐器混着“交响”，如“鸡同鸭讲”般格格不入。尤其像箫笛这些按传统七平均律制作的管乐，得按十二平均律进行改良才行。

郭大强瞬间坐直，呼出一口烟，“呐！说到这个，我有发言权了。在1978年，那时香港中乐团成立不久，他们就觉得笛箫跟大提琴、钢琴这些西方乐器搭不起来。我们刚才说，香港离广州近，那时他们第一任首席笛子手黄权先生，经常过来广州，找我老爸一起商量要怎么改。”

传统箫笛通用是六孔制，按七平均律制作，现在演奏时转调不方便。郭汝灼跟黄权尝试着加多一个降mi孔，逐渐出现了按十二平均律去改的七孔、八孔箫笛。这个改革，是民乐中传统管乐与现代管乐的分野。

“1990年代，九孔、十孔的我都做过。十孔笛，那时候是给香港中乐团的苏绍勋做的，他来找我。”

苏绍勋原本吹的是笙，笙的按孔要比箫笛多得多。为了转调方便，也需要改革用十二平均律。只是箫笛容易改，笙却麻烦，因为它还涉及到簧片。

“那时我就顺便尝试做了九孔、十孔的箫笛。但是孔太多，每个手指头都要用上，反而不方便。乐器是要与人方便的。久而久之，就定在了八孔。”

暮色渐深，外面传来呼吁居民排队做核酸的喇叭声。正听得恍神，郭大强手一挥，“好了，为什么这种改革的尝试出现在我们广东？你知道我们广东人很务实的，基本上我们改革了很多东西，都不会去说我们怎么怎么样的。”

老广的“虚与实”

郭大强是典型的老广州人，务实，言行粗中带细，有着老广的处世智慧。交谈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不自禁就用上粤语，以求表述得更精准。

“我自己的话从8岁开始跟着余旋文老师学吹笛箫，他当时是市歌舞团的笛子老师。后来我跟过很多老师，但对外基本都只提启蒙老师。因为在我们粤语里面，‘启蒙老师系最辛苦嘅’（启蒙老师是最辛苦的），其他老师从启蒙老师手上接过学生，再调教就容易多了。再者我跟了很多老师，说漏了一个都不好。”谈到幼年学吹奏的经历，他力求表述妥帖。

要学制箫，得先会吹箫，这是前提条件。不会吹，就无法辨别音色、音准等，吹奏时气息不训练到稳定，那么做出来的箫，音不一定准。作为星海音乐学院乐器工程系的客席教授，郭大强很清楚这点。

郭大强并没有放开去招收专门学制箫笛的学生。在他眼里，“箫笛制作”这项手艺，以前“一脉相承”，是因为资讯不发达，找生活艰难，人们学会了一门手艺，只想传给后代，希望后代有口饭吃。至于现在，时代早已改变，人只要勤奋努力，很多工作都可以做，不一定要靠这个辛苦活来维生。

但他不担心“郭氏粤声”“南箫王”这些牌子到了下一代会没落。这些年，他一直在留意寻找合适的传承人。“前几年有看准一个人，他心好，淳朴，热爱帮人，不是那种为了一点小利去骗人的人，这是我看重的。”叹口气，郭大强继续道，“可惜他兴趣不在这里。现在也在慢慢找，暂时还没遇到缘分合适的。”

制作箫笛，掌握了方法后，剩下的就是大量实践。郭大强认为每个人做出来的都差不多，“手板眼见功夫”，区别只在人与人的思想高度。

“做人很重要。比如说你看中了这个竹料，我们约好价格给你做，过阵子别人来看到这个竹料做出来的箫，要出多一倍的价钱买，很多人是给他的，但是我不。你就是给我10万块钱我也不。这关乎到我的诚信问题。找传承人，首先要看做人。”

“没有考虑传给自己的孩子吗？听说他学的是西方乐器簧管。”

“对，现在他没有去学制箫。我觉得‘传承’是什么？一定不要去说得太高大上，你的工作我的工作，大家的工作，干活而已。包括我传给下一代的也是工作。我们老广东人称呼工作，叫‘搵饭食’（找口饭吃）。提‘传承’，不能脱离生活。不过现在做哪一行都能够去糊口，没有以前那么窄的路子了。有人在吹箫、在用‘郭大强’的箫，就有传承在。我不担心它会失传。”

2012年，郭大强决定进行箫笛演奏的教学，继而在2015年组建“郭家班”，带着朋友和学生出去做公益推广、慈善演出、慰问老人，竭力推广岭南箫笛文化。

直到现在，开的演奏教学班也是半公益性质，课时费全给郭家班的老师团队，郭大强表示分毫不取。“只能说是给他们的车马费。”他特地用粤语念“车马费”这三个字，“车”念成象棋里“车马炮”的“jū”音。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第一个现在我自己还可以（过好）生活，第二个是情怀，第三个是责任。制作箫笛能坚持到今时今日，最后这两个才是重点。我不想在我手上把老祖宗给我的东西丢掉，肯定要传承下去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不会为了那些荣誉、补贴，去招很多学生学徒。”

话锋一转，他又解释，“有些人问我（制箫）我都很愿意说。以前每年的9月、10月份，都有各地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找到我，电话打过来，问收不收徒弟，我说我们不是做大生意，不收徒弟，我可以提供吃的给你，但是住要成本，我负担不起的，工资我也负担不起。我不建议你大老远过来当学徒，那是害了你，但是你过来我都教。”

务实的老广，也有务虚的一面。

这两年，很少有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找上门来学制箫了。

“原因你知道的。”郭大强没有过多解释。

“另外，现在当学徒跟我爸那会儿感觉不一样了。那个时代，学三五年没工资的，你每天做完活，自己回家吃饭。师傅不会包你什么，学到东西是你的事，你自己有本事就学，学好了也自谋出路。但现在谁没口饭吃？只不过赚钱多少而已，很多人都不是生存问题了，是生活问题。”

“2020年到现在，你的箫笛销路有影响吗？”

郭大强沉吟了一会，说道，“跟2019年比，相差真的很大，平均只有2019年的三分之一。”又马上补充道，“但它不仅是行业的问题，它是国际性的。而且这个影响不单是对收入，随之而来的各种观念、日常生活、习惯、审美等等，都会改变。我以前是开车出门，现在都改成坐公交了。”

被问到艰难的时候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他很平静，“那倒没有。我是面向全国的。大家虽然艰难，但都要生活，必须要维持下去，千方百计都要维持下去。我们这行，也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