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嵌入网格化治理的路径研究——以广州市黄埔区“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为例

南方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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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妮】

【摘要】“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县级融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广州市黄埔区探索建立“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成立多部门、跨街镇共同参与矩阵式融媒网格员队伍,建立长效化协同治理机制。“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区融媒体中心多元聚合、智能分发、信息枢纽、沟通协调等职能,在提高基层服务智能化水平,促进政府社区信息双向交流,基层问题属地化解决,推动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等方面取得实效。

【关键词】县级融媒 社会治理 网格化


网格化是以物理距离为标准,将基层管理区域或管理对象划分为最小管理单位的基层治理模式。网格化的提出初期是为了解决基层治安管理、综合治理等问题,是一种基层管理方法。中央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之后,我国“网格化管理”逐渐过渡到“网格化治理”,其参与主体日趋多元,治理目的趋于综合,治理手段向智能化、大数据转变。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随着县级融媒建成面向基层的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其已经成为基层治国理政的新平台。[1]县级融媒嵌入基层治理的实践案例日趋丰富,其中不少是与一线实践紧密结合的基层首创,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现实多样性和实践创新力,从而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

“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县级融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从2020年起,广州市黄埔区融媒体中心首创“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成立覆盖全区党政部门、17个街道(镇)、200多个社区和170家重点企业的“融媒网格员”队伍,以融媒客户端等智能化媒介为治理平台,推动构建“服务深入网格,阵地建在网格,思想筑牢网格”的协同治理新格局。

一、县级融媒嵌入网格化治理的可行性

网格化管理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起步期以治安防控和社会维稳为主要目标,现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其代表案例包括北京东城区万米网格管理法等。[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服务为方向。根据中央精神,基层“网格化管理”逐步切换到“网格化治理”。概念转换的背后是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网格化治理包含从管控思维到服务思维的理念转变,从基层维稳到优质服务供给的目标转变,从单一单向到互动多维的运行逻辑转变。[3]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其内涵还经历了治理主体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治理绩效从单向优化到多维度优化的转变。其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网格化治理不再是治安维稳等掌握执法权行政权部门的治理工具,而成为政府部门、街镇属地、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第三方机构多元化协同治理的平台。其中,媒体作为第三方机构的代表,在基层网格化治理中参与的深度日益提高。从单向优化到多维度优化的治理绩效转变,是指过去网格化管理作用在被管理的一方,即基层社区和社区居民;切换到网格化治理之后,治理效能体现为需求侧(居民、社区、企业等)问题的妥善解决、风险的有效处置,以及供给侧(政府部门)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其定位从一开始就是“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作为基层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担负着传媒协同治理的职能。[4]综合国内研究,县级融媒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是依托媒介平台搭建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做好政务资源整合和政务服务转化;二是推动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三是搭建大数据平台,推动智慧城区、智慧乡镇建设;四是发挥舆情预警和舆情监测职能,防范和化解基层矛盾;五是发挥媒体监督职能,推动基层问题属地化解决;六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培育基层双向沟通、同频共振良好局面。

“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县级融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相关实践案例和研究成果少。从县级融媒运行机制角度出发,融媒体中心的职责使命是“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而网格化治理需要依托新信息技术治理,实现精细化服务,这是社会治理与基层融媒体的对接点,也是基层融媒体运行的可能和可行之处。县级融媒嵌入网格化治理的三个轨迹包括:平衡异质意见,打通社会隔阂;汇聚社情民意,精细公共服务;激发公众参与,调动社会力量。[5]

在基层社会治理推进过程中,网格化治理经历了从“网格”到“网络”的发展过程,而且带有治理特质的网格化治理已经是一种新的带有平台化特点的治理形态。[6]这为媒体嵌入网格化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行性路径,智媒时代,媒体已转型为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开放式平台,这与新时代网格化治理的需求和趋势不谋而合。

二、“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黄埔区融媒体中心于2019年8月28日正式挂牌,目前已建成包含报、刊、网、端、微、屏等30多个媒体平台的融媒立体矩阵。截至目前,黄埔融媒旗下新媒体均跻身全省区县级头部。其中,“到黄埔去”APP下载量突破50万,“广州黄埔发布”微信公众号粉丝量突破30万、跻身全省区县级政务新媒体前十,官方抖音号粉丝突破96万、2021年全年传播量突破7亿人次,海外平台“yes!Huangpu”获得全国区县级海外传播平台优秀奖,“广州高新区发布”公众号在国家级高新区政务新媒体考核中名列全国第二。黄埔融媒日均播发原创稿件超过100条,覆盖用户超过500万。黄埔融媒智能化媒体平台的建成,以及上述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四力”建设成果,为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年初,广州市黄埔区探索建立“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从团队建设、平台聚集、功能优化、数据支撑等方面推进相关工作。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多元化、协同化、智能化、长效化的社区网格化治理新范式。

(一)主体多元化,是“融媒网格化”协同治理的基础

黄埔“融媒网格员”队伍覆盖全区党政部门、17个街道(镇)、200多个社区和170家重点企业。“融媒网格员”摆脱管理思维下以物理距离间隔最小管理单元的思维,采取“条块结合”的矩阵式方式构建。全区主要职能部门、各街道(镇)、较大的社区、负有社会管理职责的事业单位均设专人纳入“融媒网格员”。此外,还注重吸纳区内企业、公办机构(如学校医院)、社会组织等多元化力量加入。

“融媒网格员”队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将治理触角深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推动治理下沉到“最后一公里”,为协同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黄埔“融媒网格员”的矩阵式结构,优化了传统网格治理模块分割造成的基层治理碎片化问题,更有利于提升治理效能、凝聚基层共识(如图1)。“融媒网格员”参与主体多元化正是县级融媒发挥其基层社会连接器作用的体现。

图1:融媒网格与传统网格结构的异同  南方+ 南方传媒研究 制图

图1:融媒网格与传统网格结构的异同

(二)职能协同化,是“融媒网格化”发挥效能的关键

黄埔区“融媒网格员”的职责包括:一是分发通知,利用“到黄埔去”APP准时定点下发社区通知;二是舆情汇集,掌握舆情动向、及时反馈和处置;三是新闻通讯,担任所在条线的融媒通讯员,及时提供社区新闻线索、撰写通讯稿件,运营“到黄埔去”APP的社区频道;四是协调处置,根据区融媒体中心收集的社区民意,协调职能部门和辖区政府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多职能部门、跨街镇区划共同参与,赋予了“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较强的协同性。而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效应,正是黄埔区“融媒网格化”发挥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据统计,仅2021年,黄埔区通过“融媒网格化”机制共协同各部门切实解决基层问题超过300个。

(三)平台智能化,是“融媒网格化”工作格局的支撑

黄埔区“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聚合与运营所在区域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并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民资源,在形成强大的用户黏性的同时,为县域内群众提供信息交互空间和社会沟通平台,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能力。

黄埔区“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以“到黄埔去”APP为主阵地,该APP是黄埔区融媒体中心打造的“新闻+政务+服务+社交”智能移动客户端。“到黄埔去”APP开发的“社区”版块是客户端活跃度最高的版块,黄埔“融媒网格化”各成员单位可以在该版块自主发布便民通知、温馨提醒、活动策划,可以与辖区居民线上互动,相关帖子通过LBS技术智能推送给辖区群众。市民可以在达人、活动、吐槽等版块自主发帖,秀美好生活、评城市管理。对于居民反馈的负面意见,区融媒体中心专人与“融媒网格”各组成单位对接、转办并反馈办理成果。“到黄埔去”APP连接黄埔融媒云,对各部门、各街道舆情数据进行汇总,为党政部门及时掌握舆情、辅助决策提供参考。

(四)机制长效化,是“融媒网格化”形成模式的保障

改革创新只有落实到体制机制上,才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而形成治理范式。黄埔区融媒体中心在推进“融媒网格化”协同治理创新时,采取了更为柔性灵活的策略,不是通过由上至下的“红头文件”推动,而是与各网格单位搭建工作平台、形成协同治理机制。这种柔性灵活的协同治理机制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媒体融合机制。区融媒体中心和网格单位定期沟通,双向报送重点信息,商议确定阶段性的信息发布重点。

二是决策会商机制。运用区融媒体中心大数据平台,孵化专项治理指数如黄埔平安指数、黄埔文旅指数、黄埔人才指数等,为各职能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三是人才培养机制。每季度组织“融媒网格员”前往区融媒体中心,参加跟班学习。

四是工作考核机制。将每月舆情数据、指数数据、综合运行情况进行汇总,其工作情况按照自愿原则纳入各网格成员单位内部工作考核,形成联动态势。

三、“融媒网格化”效能发挥的要素和制约

黄埔区的“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归结为一种传媒化的协同治理模式,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要素是区融媒体中心的多元聚合、智能分发、信息枢纽、沟通协调等职能。

首先,县级融媒作为基层开放共享的主流舆论阵地,天然成为聚合基层各级各部门、社会团体组织、居民的平台,具有多元聚合的属性,这种属性与构建协同性的新型治理网格是高度匹配的。

其次,县级融媒作为智慧化综合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媒体科技搭建服务前端和数据后台,将网上诉求表达和线下网格服务黏合起来,赋予“融媒网格化”更强的服务属性,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在基层的创新实践。

再次,县级融媒作为上通下达的社区信息枢纽,主动搭建各方信息沟通、意见表达的平台,及时掌握舆情,深刻理解信息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并提供决策参考,这既是基层媒体发挥第三方机构协同治理效能的创新实践,也是“融媒网格化”从治理工具向治理平台迈进的关键一招。

最后,县级融媒的主管部门是当地县委(区委)宣传部,作为党委部门的宣传部在“融媒网格化”协同治理中发挥着沟通协调职能,对各具体职能部门、基层属地部门具有一定的监督力和约束力,这是“融媒网格化”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要素。

应该看到,黄埔区“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存在其制约和不足。“融媒网格化”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其协同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县级融媒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但缺乏行政权力的赋能和背书,是一种软约束而非硬约束。其优势在于灵活机动,可根据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随时调整;劣势在于协作松散、难以考核,其长效机制仍需观察。

四、“融媒网格化”治理效能评估

基于对黄埔区的“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主体多元化、职能协同化、平台智能化、机制融媒化特点的认识,其治理效能评估体系应从网格单位数量、协同化程度、平台智能化程度、媒体融合指数等四大方面进行构建。

在主体多元化方面,黄埔区“融媒网格化”成员单位从2020年初的107家,上升到目前的580家,全区党委政府部门、街镇、大型社区、事业单位均参与其中,全区170多家重点企业加入。

在职能协同化方面,2021年是黄埔区的“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效能发挥爆发式增长的一年,全年共协同各部门切实解决基层问题超过300个。其中涉及社区安全隐患问题42个,城市更新问题23个,城市管理问题88个,社区服务问题107个,市容环境问题56个。

在平台智能化方面,“到黄埔去”APP从2020年初下载量3万上升到目前的50万,支撑APP“黄埔融媒云”功能不断完善,建设并嵌入黄埔区“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搬到移动端,引进党群服务、志愿者服务、垃圾分类等20多项移动服务,以及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区文广旅局的黄埔平安指数、黄埔文旅指数、黄埔人才指数等。

在机制长效化方面,由黄埔区委宣传部牵头,区融媒体中心与区组织人才、政法系统、国资国企等系统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融媒长效机制。根据协议,区融媒中心与共建单位定期会商、通报信息、孵化产品、培育指数,合作效果纳入考核。2021年,区融媒体中心与各单位共签订合作协议12个,形成“黄埔融媒矩阵”,进一步强化了“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2021年,黄埔融媒获得《小康》论坛“中国县级融媒协同治理创新奖”。

五、展望

黄埔区的“融媒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仍在探索过程中,相关经验做法仍需不断完善,完善的重点应聚焦在三方面,一是以社会治理为导向继续完善融媒平台的数据化、智能化、互动化功能;二是以目标考核为导向完善“融媒网格化”治理成效的量化考评指标体系;三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融媒网格化”治理长效机制。在模式创新过程中,应着重观察研究基层治理理念、模式的变化,选取行政、技术、社会、传播等多视角,观察“融媒网格化”深层次动因及其绩效,为新闻传播、社会治理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案例资源和借鉴。


(作者系广州市黄埔区委宣传部新闻总监)


参考文献

[1][4]邹军、荆高宏.社会治理视域中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意义、路径及进路[J].传媒观察,2019(10):30-36.

[2]刘伟、王柏秀.学界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01):157-168.

[3]姜晓萍、焦艳.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J].理论探讨,2015(06):139-143.

[5]周珣“.融”入网格化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行机制[J].新闻知识,2020(05):33-39.

[6]田毅鹏.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J].学术月刊,2021(3):125-132.


本文刊发于《南方传媒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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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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