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潮汕华侨史》一书中，对“潮侨”有这样的描述：“潮侨群体既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又是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推动者，还是将海外潮人社会文化引入故土的推介者。”

海外潮人足迹遍布四海，他们抱团谋生存与发展，在漂泊中寻求抗击风浪的力量。

即日起，汕头市政协与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联合推出“潮侨四海”栏目，深入挖掘潮汕华侨“过番”打拼的感人故事，呈现华侨不忘故土回乡反哺的善举，以期探寻那一段段不应被遗忘的爱国爱乡赤子故事，为汕头做好“侨”的文章加油鼓劲，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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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澄海樟林古港停放着仿真红头船，无声地向世人展示着当年潮汕人远渡重洋，艰难谋生的历史。

在海外站稳了脚跟的潮人，源源不断地汇钱回家。有的是给家里建房子的，于是就有了乡间林立的中西合璧的侨宅；有的是给家乡捐资助学的，于是就有了一座座以“华侨”命名的学校；有的是回乡办实业的，于是就有了汕头第一条铁路、第一个自来水厂和第一座电厂……

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公园骑楼建筑群(蔡海松摄)

侨汇成为推动潮汕大地发展的重要源泉，侨批业与汇兑业、银庄业发展如日中天。一时间，南洋文化和西洋文化扎根于这片韩江大地，各种舶来品遍地开花，展示着八面来风的开放与包容。

私人银庄与侨批业关系密切

1935年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一书中提到，“潮梅经济命脉，悬于南洋批汇。”

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公园骑楼建筑群(蔡海松摄)

对于汕头及其腹地韩江流域来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华侨力量，而将大量侨汇输入家乡的媒介，就是侨批业。除此以外，侨汇还通过汇兑庄、银庄流入汕头，影响了城市金融业发展。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谢湜和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后欧阳琳浩，以侨批业为中心研究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变迁的路径。

银票(林惠忠先生收藏)

记者在他们所撰写的论文中了解到，在所有互为兼营的行业中，侨批业和汇兑业的关系最为密切，有些侨批局在经营中直接参与了国际金融汇兑，有些侨批局甚至本身就是汇兑庄、银庄，如陈炳春、有信、光益等。在侨批业将海外批款汇入国内发给收批人之前，常常经过货币兑换的重要环节，活跃的外汇市场，正是侨批业盈利的重要源泉。

侨批局所聚集的汕头小公园街区“四永一升平”商业中心，很大程度上是由侨批局所控制的大量侨汇，在此地流动及投资所形成的。

华侨自发为国筹款支持革命

1860年，汕头开埠后，潮汕地区银庄业蓬勃发展，催生了侨批局和侨批局同业公会。后来出现的“七兑银”“七兑银票”等虚位货币，都与之有关。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汕头开业的银庄共有12家，至1932年已增至60多家。

国难当前，潮汕银庄也自发筹集资金，由此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与人合资创办乾元银庄的澄海人郑拱如，曾担任潮安县商会会长。1927年9月23日，南昌起义军进入潮州，他以支援革命为己责，召集商会各行当负责人商议派款具体计划，由各银庄借支垫付，由商会主管财务的人员和纸行员工星夜将款押往涵碧楼，两次共筹集十万元。

银票(林惠忠先生收藏)

此外，澄海信宁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和他的同乡挚友郭子纲、黄奕等三人，合作捐资国币200元，支持延安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作为办学经费。1938年9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写了一封回批，褒奖他们的“爱国热忱”和义举。

记者了解到，该笔款项是通过“口批”的方式送达的。“增顺批局”发明了“口批”的汇款方式，汇款人到批局“口头”说定汇款金额及收款人信息，交款后由批局执事直接在泰国面受“批脚”。“批脚”到达国内之后，再到对汇的银庄，用代号与密码“口头”支取现金，把钱送达收批人手中。

【记者】沈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