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再回到宿舍时，眼睛累得无法读字，他闭眼、打开播客，宿舍里就充满了声音。”

当流量、字节的规律被越来越熟练地运用，把人切分成点击量、停留时长、点赞数时，播客以声音这一介质提醒我们已经被忽视太久的事实——人是完整的肉身。

“就是人在你耳边和你说话。”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发自北京、广州

编辑 / 周建平rwzkjpz@163.com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十多年里，中国人的手机使用流量仅在2017到2020年就呈现出月均从1.775G到10.3G的变化。知识付费、短视频、直播……媒介风潮一波接一波，视听快感与心神涣散同时发生，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一种不需付出的即时快乐，手机一点，随时随地采撷刺激、新鲜与快乐。

声音产品的弧线也越来越私人化，以往人们收听广播，现在用智能手机和入耳式耳机。播客这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内容生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从字正腔圆、体贴温柔的广播节目变成了更日常或更有“人味”的节目。新旧创作者们共同塑造了播客的气质，学人、媒体人、脱口秀演员、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人……

相比我们熟悉的那些抚慰人心的深夜电台、字字皆“金”的知识付费音频，播客当然是新媒体，而相比国外的播客（podcast）热潮，播客已经不算新了。它恰好出现在视觉传播已无可扩张的媒介节点、出现在疫情时期人们保持物理间隔的常态中，还出现在有越来越多历史经验之外的现象的当下——这三年里，公共场域蹦出35岁焦虑、内卷、打工人、穿衣自由等等新词，近处有疫情波动，远处有俄乌冲突——无论从表达还是接收来说，人们需要一个性价比高的场域。

当流量、字节的规律被越来越熟练地运用，把人切分成点击量、停留时长、点赞数时，播客以声音这一介质提醒我们已经被忽视太久的事实——人是完整的肉身。

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调研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播客听众约有8600万人。PodFest China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播客听众中超过85%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近九成35岁以下，多数听众来自一线城市。

陪伴感，是播客创作者和听众在过去两年里常讲到的词。我们采访了播客主播、听众、研究声音文化的学者，试图理解在播客流行的这几年里，被智识、快乐与陪伴感包裹的播客的内核。

笑声太大了

在“随机波动”主播张之琪的客厅，笑声常常太大了。

北京望京，一间有整面落地窗的客厅，自从做播客随机波动以来，这里成了节目的主要录制场地。播客备受关注的这几年，随机波动这档泛文化谈话类播客始终是最有代表性的播客节目之一，也是播客平台小宇宙订阅量第一。每当嘉宾到来，客厅里的两只小猫先熟练地躲起来，三位主播和嘉宾落座，麦克风打开，录音设备的显示屏上，声音条开始跳动。

历史学家罗新几次来做客，有一次聊疫情，正值最初武汉最艰难时，几位主播情绪上涌，哭得难为情，又笑着开解，互相勉励；美食博主田螺姑娘聊做菜，妈妈计算着她回家的时间做好饭菜；媒体人、作家梁文道做客聊007邦德，从间谍聊到服饰美学，聊到小时候妈妈为了看邦德总带他去电影院……有时在两个多小时的录制中，三个主播聊着聊着突然对上眼，笑出声。

▲2020年底，随机波动在北京举办了线下论坛“用声音重建附近性”。左起：张之琪、傅适野、冷建国  图/受访者提供

从2019年初到2022年春天，一百多期节目录制下来，窗外樱花更替了几个来回，其间播客越来越受关注，随机波动在小宇宙上的订阅量上升至28.9万，节目动辄收听量过10万，三位主播以强烈的个人风格组成了这档节目的气质。播客是英文单词“podcast”的直译，在视觉空间过载、有声书和知识付费音频课陷入红海之际，包括随机波动在内的文化类播客为知识分享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风气。

“大家是不是还是觉得，播客是一个很正式的东西？”主播张之琪疑惑地望着我，又望向主播冷建国。这天主播傅适野因小区疫情而居家隔离。这是个安静的春天的晚上，接连两天的大雪已经化开，樱花开在落地窗外。

笑，不行；抢话，不行；有口音，不行；如果情绪到了，理解主播和嘉宾，但最好也不要哭——张之琪和我讲起这些常见的播客评论，分别在大前年、前年、去年和现在。“笑声太大了”是最常见的评论，毕竟连脱口秀演员的播客都被批评笑声太大，这类评论随着一拨一拨新听众的出场而接力棒似的出现在播客评论区。“现在这种随便说话、互相抢话、不时大笑，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大家对音频节目的记忆都是字正腔圆，剪得干净，大家一板一眼讲话，这就是‘对，标准的样子’？”

按照以往的内容产品规律，不应该照着批评来修剪节目吗？

“我们特意全保留了下来。”张之琪声音愉悦而柔和。随机波动依然是三位主播自己剪辑。和她们以往在媒体写稿一样，四五天的操作周期，不留备份，一周出一期。她们会做大量的准备功课，但在节目剪辑中不会剪去那些无伤大雅的嘴瓢、重复和语气词。

“因为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她说。

两年前，因参加《奇葩说》而大热的学者刘擎在一次采访中面对“互联网等技术进步和媒介更新并没有带来更开放、平等、理性的言说和对话（在年轻一代身上尤其如此）”的提问时表示，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同的趋势，“我发现年轻一代的学人做的播客（比如像“随机波动”）、公众号等，水平非常高。有时候也会注意后面的评论，质量也相当高。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好好说话的人仍然很多，也存在好好说话的人。”

35岁焦虑、穿衣自由、内卷、亲密关系、学术生态、青年人的焦虑，还有最近的俄乌战争，当下人们关注的公共议题几乎被一网打尽，在这个文化访谈节目中，来做客的有梁文道、学者孙歌、艺人姜思达……主播们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和嘉宾交谈，这些交谈往往因双方的知识储备和善意而过于“丝滑”，但也有针锋相对的凌厉时刻，有听众戴耳机在路上听到也紧张得驻足，大气不出。

“我们还是不知道听众喜欢什么。”冷建国望着我想了会儿，又望向了张之琪，我毫不怀疑如果三位主播都在场，她们将击鼓传花似的望下去。

▲随机波动 张之琪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我感觉，播客没办法像以前公众号时代。总结公众号10万加一样地总结出一个公式或算法。”张之琪补充，“声音很个人也很不常规，有些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她举的例子是，一百多期节目中收听量第二是她们三个人在聊“树”，在小宇宙有将近十四万的收听量（节目有一个半小时）。这个选题是题荒时三个人拍脑门想出来的，最后定下的原因也十分“随机波动”——那天恰好是植树节。

在播客平台小宇宙上，用户数超过200万，播客节目超过一万档，随机波动位列第一，29.2万订阅量。在福建厦门，医生张洋每周在小宇宙上像摘果子一样采摘新鲜播客，许多播客是周更。他从随机波动在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的一期节目入门，之前他以为播客就是广播电台和有声书、音频课。现在，他每天都在听播客，有学人、媒体人录的“随机波动”、“忽左忽右”，脱口秀演员录的“无聊斋”、“谐星聊天会”、“不开玩笑”，还有声音纪录片式的“故事FM”。

张洋29岁，2021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临床工作。他每晚从小宇宙下载好播客节目，在上下班40分钟车程里听，1.5倍速播放，有时坐在单位班车里，他被耳机里主播们的笑声吓得一愣，但小宇宙四百多个小时听下来，他也习惯了。“可能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

只要打开手机，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在朋友圈、微博、新闻弹窗的包围里，他原本觉得听播客只为取代听歌，但过去几年，一度是他青睐的舆论场的微博已经很难开展讨论。他认为媒介最重要的是交流，但微博上沟通的性价比太低。注册到不记得第几个微博账号时，他不再在微博发言，只转发一些社会求助信息。

累了，他说。

智能手机普及的这些年里，张洋最大的感受是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比如国内大大小小的争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比如2022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威尔·史密斯的一巴掌。遇到不太明白的事情，他会期待他信任的几个播客聊聊，要是还不够，就点开梁文道的播客“八分”，戴上耳机，“听听道长怎么说。”

都市摇篮曲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梁文道，千万别客气，”梁文道笑声洋溢，“坦白讲，我听过你们聊的很多期节目，实际上是我没法聊的。”

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调整，“随机波动”和“八分”的“串台”主题定为爆米花电影007邦德系列。“我从007系列的邦德形象演变中发现一个规律，英国越是不行的时候，邦德就越雄壮威武。到克雷格出演邦德的时候，英国已经越来越没有大国的感觉了，离帝国时期越远邦德就越强调雄性气质。”与随机波动的两位主播围坐桌边，梁文道抽着雪茄分享了他的英国观察。

录制前，主播们准备好内容提纲，但只有真正进入聊天后，她们才听到另一个人眼中全然不同的世界，对梁文道来说，邦德电影就是他成长中的消费主义天堂，邦德穿的西装、喝的酒、开的车、戴的表，这些数不清的门道和故事与消费符号是男人之间的密码——“是两只公狗互相辨认彼此的气味。”梁文道大笑。

作为播客八分的主播，梁文道常去其他播客串台，2019年创办的随机波动、2016年创办的“日谈公园”、2013年创办的“大内密谈”等。串台时，梁文道一贯谦逊：“久仰久仰”“我是来向几位学习的”“我不太了解，尝试说一说”。主播们则一致表示，道长好，我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

“如果梁启超在现在，他肯定也会做播客。”2019年，作家、媒体人许知远在做客播客“忽左忽右”时说。相比传统媒体，许多人开始尝试制作内容和形式更自由的播客，门槛也更低。

尽管中国第一批播客之一“反波”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当年就拿下了国际播客大赛最佳播客奖，但直到2020年，播客在疫情中才开始流行。2018年开始，媒体人、脱口秀演员、综艺节目的大热嘉宾等纷纷入场，因为成本低到只需要一台手机，普通人也开始制作播客。接着平台涌入，垂直播客平台小宇宙拥有播客节目超过一万档，喜马拉雅、蜻蜓FM、网易云音乐等网络音频平台纷纷增加播客的入口和权重。

2018年8月开始，梁文道的八分作为单人口播的播客，开始了每周两期的更新。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八分连续一个月每天更新，那是人们居家隔离最难熬的时候。播客中，依然是人们熟悉的那个梁文道，谦逊、温和，娓娓道来，从当下事件出发，结合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去剖析和思考社会趋势、文化现象。对当时在湘西老家隔离的张洋来说，八分让他在不安里感受到被抚慰。有几位听众表示，2020年春居家隔离的那阵子，都是在梁文道声音的陪伴中度过的，他们也在那时养成了收听播客的习惯。

在八分的评论区，常有听众问，道长聊书的《一千零一夜》什么时候开呀？“但是真正聊书的时候，数据就会偏低一些。”八分的编辑、文化品牌“看理想”内容主编杨大壹说，和社会事件相关的节目收听量高很多。

▲杨大壹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一开始，节目只想做八分钟。”在北京北三环的看理想办公室，杨大壹说，团队原本希望梁文道像以往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把这一成熟的节目模式从视频转到播客。可播客有自己的媒介逻辑。“我们在选题群里讨论热门话题，分享资料和用户留言，但道长发来节目之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内容的，每次我收节目都跟开盲盒一样。”有时早上一醒来，杨大壹在群里收到梁文道凌晨四五点发来的播客音频，讲文化、聊时事，也讲漫画《进击的巨人》，这位老媒体人以三四小时的节目体量去准备内容，再录制一到一个半小时的素材，最后编辑剪辑成50-60分钟左右的节目。

从书籍、专栏到电台、电视制作、播客，梁文道在不同媒介中依然保持着恒定的表达方式。一位梁文道的多年听众表示，“我觉得长期的陪伴感和价值观的认同最重要，尤其是听时事内容有时会获得安定。虽然每当这时，道长几乎都会强调‘八分’不是时事节目，是文化节目（笑），我们也都明白这样说的不易。”而在录制时，梁文道的对话感也很重，比如“今天是礼拜五了”，他会对听众说“你累吗？我告诉你，我可累坏了，凌晨快3点了”。也会说，“我又回到北京了，在北京的酒店里头，开始准备这期节目，明天一早又要去做节目，你说我累不累？”

制作视频节目《一千零一夜》时，梁文道有时在街上偶遇观众，对方说，梁老师好，梁先生好。但在做播客阶段，大家会说道长好。睡前听八分的人很多，梁文道温和的声音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功效，相当助眠。“道长好，我是听着您的节目入睡的。”在八分的评论区，许多听众这样说，它变成了许多人的都市摇篮曲。

2018年来看理想工作之前，杨大壹曾在媒体工作，感受了一波公众号热潮，又曾去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电子书业务。“移动互联网慢慢起来了，大家开始意识到微信公众号火热，确实知道了什么叫移动互联网，什么叫用户思维。”公众号和音频平台推进着知识付费增长的那几年，网上弥漫着一股“10秒碎片时间也要榨出几个知识点牢记在心”的蓬勃。

“感觉自己上了一个互联网军校，伤了。”他说。

在“过劳时代”，10年前是“蚁族”“青椒”，十多年后是“打工人”“内卷”，互联网公司加班文化盛行早已不是新鲜事。“现在大家每天工作确实已经很累了，不想在下班坐地铁时还听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也不想跟着那么高密度地思考。”现在，他在看理想负责音频节目策划、播客开发等，他觉得收听播客没有压迫感，“没有知识付费的那种正襟危坐上课感，因为听不听的主动权在我，总不至于这98块钱（注：许多知识付费课程的定价）我可得仔细听，漏一句我就亏5毛。”

在内容媒介的涨落之中，杨大壹在小宇宙的收听时长有两千多个小时。长期倍速收听，他觉得自己思维反应也快了。“播客中没有伤心的歌，因为都是倍速播放。”

他想，人们在播客流行前听的内容大致有三类：音乐，提供情感联结；相声、评书、有声剧，提供娱乐放松；还有前几年特别火的知识付费音频课，提供知识。但播客同时具有这三类非常关键的特质，“现在优质播客的内容，不输市面上绝大部分知识付费的内容密度。”但他觉得，播客最重要还是它的底层逻辑——陪伴。

听播客之前听什么

长久以来，杨大壹都是一个不错的倾听者。

上世纪90年代，独生子杨大壹是听着广播长大的。父母上班，小孩一个人在家，打开收音机，屋里就充满了声音。全家都爱听广播，因为洗澡时把收音机带进浴室，水汽把收音机熏坏了好几个。互联网还远，“地球村”很热，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大千世界，早晚新闻和路况直播，白天相声、评书、有声剧和采访，晚上音乐和广播剧，深夜情感节目、接听听众来电，童年在收音机中一天天过去了。

读高中和大学时，杨大壹刚好赶上国内第一波和第二波播客热。2005年，大学生飞猪和电台主持人平客创办专注时政评论的播客“反波”，2004年音乐人何淼和陈沂创办音乐播客“糖蒜广播”，但要从网站下载音频来听，收听门槛让播客长期都以小众形态存在。到2012年前后的第二波中文播客热时，国内的蜻蜓FM、荔枝FM和喜马拉雅FM等等上百个电台服务平台先后诞生，听友杨大壹的收听设备也从收音机转到电脑，再转到了智能手机。

“那一波播客的主播里北京人居多，主持节目就像隔壁的北京大姐大哥聊天，特逗，我听起来特别亲切，因为我也没有哥哥姐姐，他们比我的人生往前多迈了个五六年，就在我人生的下一阶段。”高中时，他听主播们分享大学的事儿，到了大学，他听主播们聊工作，从最早的“糖蒜广播”开始，他接着听聊游戏的“机核”（2010）、内容如其名的“糖蒜女子脱口秀”（2012）、聊天访谈的“日谈公园”（2016）。

“那一波让我意识到，是不是我也能试试。”杨大壹说。

2019年，杨大壹和朋友超哥、星光开始在业余时间做一档类似读书聊天会的播客“文化有限”，一周聊一本书，约一小时，从文本聊到社会、个人经历，穿插着谈笑。他们有期聊《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是一本讲述东北下岗潮的非虚构作品。那恰好也是主播的父母们的青春年代，他们请父母来读书中一些最具时代特征的段落。他们分享感受，谈前几年的东北文学热填补了一个时代的背景声，又聊东北社会中的“很社会”到底是什么。

“不想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杨大壹像脱口秀演员抠字眼一样地对待播客的内容提纲，在播客简介中，他们写道，“在这个可以把‘知识’做成产品售卖的时代，很多人说通过几个视频、几条音频、几篇文章，就能让人认知升级、人格跃迁。和他们相比，文化有限除了能给你解解闷儿以外，百无一用。”当倾听者开始表达时，这是倾听者也是表达者的立场。

2018年以来，一批新播客出现。录制、收听门槛的降低和个人表达意愿的强烈，使得一批质量与气质兼具的播客诞生，这一批由媒体人、学人创造的播客从名字都能看出态度：“忽左忽右”、“剩余价值”、“不合时宜”。传媒机构也增加了播客内容，如单向空间的“螺丝在拧紧”、《智族GQ》的“GQ Talk”、看理想的“看理想电台”、中信出版社的“跳岛FM”等。随着播客流行，主播也在成长，越来越多人用播客这种媒介形式记录和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生活，在这个时期，由于缺乏稳定的变现模式，全职做播客的人还比较少。

2018年，福建福州，黄立斌还在读硕士三年级，他喜欢在睡前听喜马拉雅FM的“科学有声音”节目，后来他在喜马拉雅发现了一个叫忽左忽右的播客。文化记者程衍梁和电视台编辑杨一在这年成立数字音频公司JustPod和播客忽左忽右，请作家、学者和记者聊北宋、聊民国，也聊新闻、聊阿富汗战争、聊俄乌冲突，“不是像采访那样只抛出问题，他能达到一种对谈的效果，我尤其感觉程衍梁的个人知识和准备特别足，倍速播放让他有种讲起来滔滔不绝的感觉，更增加了讲述的魅力。”黄立斌觉得听起来非常流畅、舒适。

▲2021年6月12日，北京，播客主播参加线下沙龙，与听众交流创作经历及感受。左起：杨一、若含、孟常、王磬  图/视觉中国

“播客要抓住一个人的话，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确实需要花时间去听，如果听几个播客没有好的体验，就会放弃掉了。”黄立斌最开始听的播客是跳岛FM、忽左忽右等，他喜欢关于文学创作和人文历史类的对谈播客，节目时长在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他去不同的音频平台找喜欢的播客听。

在2020年3月垂直播客平台小宇宙诞生前，中文播客散落在各个平台。早已形成完整闭环商业模式的音乐、有声书和知识付费，才是各大平台的重点推荐，小众的播客难免被边缘化。小宇宙集中放大了播客群体的影响力，“推荐特别多，一下看到很多新鲜的播客内容。”对听众黄立斌来说，不用再那么辛苦地流窜在各个网站找。

29岁的黄立斌现在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读博的状态是天天图书馆。每一天他有三四个小时听播客，但每周和朋友的聊天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个小时。来回路上和吃饭时间他就在听播客，耳机里总是很热闹。每天早上9点进图书馆面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大量阅读文献、写作，晚上9点再回到宿舍时，眼睛累得无法读字，他闭眼、打开播客，宿舍里就充满了声音。

“其实读博挺孤独的。”黄立斌在电话里说。

在小宇宙，黄立斌的累计收听时间是1450个小时，早起听“谐星聊天会”和“无聊斋”提神，更完整的时间段听“忽左忽右”、“随机波动”、“展开讲讲”、“东亚观察局”……听播客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搬着一个小板凳在旁边听他们讲当下最热的话题。“我一直觉得自己跟社会有点脱节，从本科到博士一直都在校园里，读博只关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每天对着大量文献史料。”他说，播客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一种个人讲述的视角。两年多来，他也听到主播们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有人出国、有人换工作，他觉得受到鼓励，“好像都努力地让自己保持进步。”

2019年来南京大学读博士时，黄立斌抱着出国交流一年的期待，但遇上疫情，出国项目没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学校很多时间都在封校。“好像离这个世界特别远。”他喜欢讲述个人经历的播客，听“天才捕手”，人们讲各行各业的工作；听“壮游者”，人们讲世界各地的旅行。“感觉这个世界好大，很多是我有生之年也去不了的地方，在他们的讲述当中，我就特别向往。”

有一期壮游者的节目，一位嘉宾在从阿根廷开往南极的轮船上当导游，嘉宾说，船上有很多退休的人，在去南极的海洋上，轮船会经过特别大的风浪，有时发生90度翻转，在床上睡觉的人滚到地上，每个人都晕船，“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在那一艘船上，去往同一个目的地的景象。描述的南极特别美，到南极登陆之后，所有行动不能破坏当地的生态，当地挖一些通道好让企鹅走得更顺利，我们不能挡住企鹅的‘高速公路’。”在宿舍里，他和我复述嘉宾的话，如果到了南极，不能主动摸企鹅，而企鹅靠在你脚边睡着了，也不能动。

“我是不是太依赖播客了？”他说完，在电话里自问。

读博三年很焦虑，发论文的压力、能否顺利毕业的压力、毕业后能不能找到教职的压力，黄立斌有时感到生活步步迫近，必须按下“30岁还一事无成”的念头。而这种焦虑感是不能和同学聊的，因为往往越聊越焦虑。很多时候，他觉得生活汇总在他身上的焦虑，在小宇宙上得到了一定的疏导，他听了不少聊年龄焦虑和学术生态的播客，年长他几岁的主播们分享着对时间的感受，他像是和信任的、亦师亦友的人经历了一场场深谈，“我感觉心里一直以来的那种感觉被说出来了，那种不知哪里落脚的忧虑感，觉得被理解，更像一种疏解。”

“如果这种陪伴感这样被需要，那一定是我们的社会缺少了什么。”杨大壹说，文化有限在小宇宙从2020年初到2022年4月，订阅数从2万增加到22万。

互联网不是平的，这是杨大壹这些年的最大感受。在前互联网时代，他和很多人一样，期待有个互联网世界就平了，人人可以平等交流。“但当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时候，世界的乌烟瘴气直接移植到了互联网，年轻人会主动寻求一种新的共同认同，就像最早的博客一样，播客提供了一个新的互联网分化出的乌托邦。”这是一个人们可以深度表达和倾听的声音平台，他说，播客提供的这种安全感和彼此的认同感，在这个时代非常稀缺。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

2021年春天，在北京海淀一个餐厅的包厢，随机波动的录制现场，准备好的播客提纲从第一个问题就开始被嘉宾刘擎打破。沙发上坐着刘擎和对谈的三位随机波动主播，主播冷建国已经坐得越缩越远。

“今天和你们探讨和请教特别有意思，我一生中有两次承诺的文章，人家也很期待，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没有写出来……这个是特别希望跟你们年轻人讨论的。”收音话筒离刘擎一米远，58岁的刘擎的表达有点磕磕绊绊，他努力想表达得清楚，反复衡量一个词的恰当用法，这位每年都写上一年度的西方思想评述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声音里相当疑惑。

这可能是随机波动中最反客为主的嘉宾，他沿着一个问题不断追问、不断抛出新问题，和主播们在反性骚扰运动、政治正确、Black Lives Matter和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的对谈中，努力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反复调整语言，认真听，认真回应，几次打断以解释自己上一句话的原义。

这两年来，刘擎在公众层面都以儒雅、温厚的解惑者形象出现。讲述成功学的“企业家偶像”浪潮已过，学者们几乎变成新的时代偶像的一部分，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理解不了的加班文化、内卷和35岁焦虑时，期待着学者们答疑解惑。在辩论节目《奇葩说》“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要不要回”的辩题中，面对企业家提出“福报论”的社会现实，在场的经济学红人表示“接受现实”。

“这样的现实是不对的，”嘉宾刘擎重申常识，人不能只有效率，不能只被当作成本收益计算的符号，“人是一个作为目的的存在，而不只是任何发展的工具。”

在这期随机波动的节目中，刘擎展现了他对这几年国际性别运动及国内相关讨论与现象的困惑，他希望得到回答或解释。

“跟风说话是很容易的，但他没有投机，他是带着想搞清楚一些问题的目的来上这个节目的，作为一位年长的男性知识分子，可能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知识体系没办法解释他现在看到的这些性别议题和相关现象，他想听一下年轻女孩怎么理解这些。他很担心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进步的光谱，慢慢到21世纪一个落后的光谱上。”张之琪说，在双方艰难推进和互相尝试理解之后，这个对话最终被推到了沟通和互相了解。

▲随机波动 冷建国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这期名为《进步者还是保守派？一次与刘擎的双向提问与各自反思》的节目，成了随机波动收听量最高的节目，评论区讨论热烈。播客有时收到“太同温层、老好人”的评论，“但听众真正听到交锋好像又不适应，很多人会有一种选边站的焦虑，其实我们在现场没有这种焦虑，每个人都从这个源头开始，每个人都放进去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对话你也不知道将走向何方，都抱着探讨的心在不断推进。”冷建国说。比起她在媒体的文字报道，播客中人的情绪起伏、情感变化也会展现在音量和声调的变化里。她认为，播客的谈话节目，不是为了得出某一个最终结论，而是展示一场探讨和抵达的完整过程。

最开始录播客时，冷建国担心，在节目里说错话怎么办，以后对节目里说过的话后悔了怎么办。“但节目越录越多，越意识到当下的认知总是不全面的，它不一定是错的，但它一定是不完备的。”

在随机波动的三种声音中，冷建国的声音听起来最平静、理性。但在所有节目里，她印象最深的是情感浓度高的节目。在和大鹏对谈的节目中，她预料到自己会共情，当大鹏讲到回东北老家拍摄电影《吉祥如意》的过程，讲起老家的村里，讲起姥姥入院、离世、入土，在东北长大的她哭到失控。“因为你无法预设会到这个程度，因为耗费了大量的情感在里面，而且录制结束有一点走不出来。结束之后，我会需要缓一缓。”

三位主播最初做播客，是因为前同事程衍梁做“忽左忽右”后的建议。三位主播都是文化记者，每周开完选题会，大家也会聚在一起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冷建国有多年文化报道的经验，张之琪和傅适野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研究生毕业，2019年开始，她们的播客“剩余价值”最开始像学术“军备竞赛”，各自准备几页纸的资料，以批判性的社科视角、以媒体的灵敏触觉，抽丝剥茧般地分析人们身边的事物，也互相打断、大声谈笑。

▲随机波动 傅适野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最初听随机波动时，黄立斌对节目的社会学批判观察和女性讲述的自身体验，有种颠覆性的感受。

从剩余价值到随机波动的节目，黄立斌从硕士阶段听到博士快毕业。虽然他至今分不清建国和适野的声音，但知道建国喜欢爬山，会在节目中不断约不爱运动的之琪爬山。一期期节目听下来，他觉得三位主播对婚育和一些现象的观点在发生变化。整个节目的立场也在变化，以往节目都从批判视角展开讨论，但在2021年，她们在几期节目中都谈到，“重建”的问题不能止于对现象的批判，“打破之后，该如何重建？”

播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黄立斌在图书馆读过一些性别议题的书，而听播客里主播和嘉宾们一期期不同话题的分享，在累计一百多个小时的倾听和感受中，这些理解变得非常具体。他反思自己的一些想法，常想到自己妈妈的相似经历，也跟女友分享和交流，“我和对象聊她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事，把播客聊过的话题跟她再聊一遍，这个过程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成长。”

每个播客都像一个小型社群，在播客里讲话，张之琪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们和听众都是认识很久的人，不会因为讲错一句话就对你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尽管订阅量接近30万，但随机波动没有设置听友群。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有了受众就建立、发展社群并变现成收入似乎成了常识。她们反而设置了随机信箱，一封封地看大家的来信。每一期节目的发布都像一场小型田野调查，在制作乳腺癌选题时，主播们原本觉得是离自己比较远的事情，但关于乳腺癌的节目播出后，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听众给她们写信，讲自己的故事。她们有时也会选择一些主题的来信，制作成音频节目。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听众画像，但自从有了随机信箱这个栏目后，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有小孩，有初中生、高中生，有比我妈妈年纪还大的女性，有爸爸，他们分布在各个地方，从他们特别诚挚的来信里，我反而消解了某个固定的印象。”张之琪说，开阔的感觉挺好。

做播客这几年，在与不同的人和议题的碰撞中，张之琪认识到自己的更多局限和面向，也更接受现实的混沌和思维的有限。成长中，她一直很平顺，家人理解尊重，自己成绩也好。张之琪在清华大学读哲学系本科时，基本上是思维的游戏。“那个东西提纯，对现实有强大解释力，福柯跟你讲话可能超过世界上100个人同时跟你讲话的力量，这个美感和吸引力是觉得一个人的理论可以完全覆盖现实，在混沌中提纯出一种内心的安稳。”

“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回到现实的复杂和混沌，人要重新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感觉，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感觉，你需要克服的是你不能解释一个事情，这个世界有很多新出现的现象，很多事情福柯也解释不了。”她坐在客厅，我像听她讲了一期播客。

在随机波动，张之琪和傅适野是全职在做播客，冷建国还在媒体任职。随着行业发展，很多播客开始做矩阵，她们也有投资找来，但拒绝了。目前一些有收入的生产依然是品牌的内容定制，内容还是自己定，比如服装品牌COS、奢侈品牌Gucci。她们仍把这个播客当内容创作，这样的内容门槛与要求听众投入的程度，节目必然只能是小众的，“很快会有其他播客的订阅量超过我们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客厅，张之琪笃定地对我说。

在最近的上海疫情中，随机信箱再次开放，向听众征集他们的隔离故事，十几天里来信不断，目前随机波动公众号的“隔离信箱”更新到了第十期，她们还在小宇宙发布了两期读信的音频节目。这两年里，随机波动的主播即使戴着口罩外出，也因为声音被认出几次。有的听众讲起自己听随机波动时的具体场景，说不了几句就开始哭，张之琪也条件反射红眼睛，“好像和她一起度过了很难熬的日子，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和她共度了什么。”

声音的游戏，在空间与时间里

2021年初，一位听众给播客“故事FM”的创始人寇爱哲写了封邮件，希望以低价让他把工作室租到自己的地产。2022年3月下旬，北京大兴，寇爱哲带我参观这个曾是《非诚勿扰》《超级演说家》录制场地的隔壁录音间及办公室时，他语气迫切，“等我把这些平台搭建好，过阵子我就可以回归内容了。”像在对自己说。

▲寇爱哲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2007年，寇爱哲最早听播客是为了琢磨英文发音，受 BBC 的声音节目“The Documentary （纪录片）”影响很深。现在，苹果播客平台的数据显示，故事FM有约20%的海外地区听众，“还有不少学中文的老外听众，因为他们想听一些真实普通的中国人怎么说话，而不是刻在录音磁带里的中国人说汉语。”

声音很好玩，寇爱哲说，从音质本身、从混响带来的远近不同的空间感，在叙事层面还有像小说的闪回，音频也可以玩结构，让听众感受到有定位感，但音频叙事经验要非常强。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原倍速播放的人，“Radio is like a cinema in your mind（广播像一场你脑中的电影院）。”

2021年故事FM收到融资之后，寇爱哲从内容者变成创业者，忙于搭建商业模式、组建团队。比起谈话和个人口播节目，故事FM更像一个声音纪录片的故事平台，普通人在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长半个多小时，主播以旁白出现，内容主体是被采访者的讲述，辅以背景音效。节目一周更新三期，寇爱哲说，“叙事性播客的叙事方法绝对不止个人口述，它有很多种玩法，可能我之所以要赶快回归内容，也是要多做出一些更多表现形式的节目，让大家看到。”

2021年郑州水灾时，故事FM做了相关的节目，2022年4月做了关于上海疫情的播客节目。有一期新概念作文大赛选手的群像报道，非常像一篇文字特稿，几位选手不同侧重的讲述，穿插主播口述的背景讲解，甚至有过度的背景乐——做节目时，他难以预料到共情会发生在哪里。有几位媒体同行听完说，感到一种时代潮水退下的落寞。

2017年，芝加哥电台的This American Life（美国生活）制作关于堵车的节目时，找到故事FM的主播寇爱哲帮忙，最后在中国选了一位2008年冰灾时堵在高速公路的货车司机，这位司机运的是香蕉，与隔壁运方便面的货车司机互相交换食物，在高速公路上共度了好些天，“从堵车非常小的一个切口，他们就找出了横跨时空不同国家的堵车故事。”七年的外媒工作经历，让寇爱哲熟悉这样的观察视角，一个有代表性又精彩的故事，有人情冷暖，又能把一个复杂的领域解释得很清楚。

“这种故事选题太有魅力了，中国完全不缺任何角度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做这类故事的好的时代。”他说。目前公司全职有19人，编辑部有13人。在故事FM，新制作人有三个月的培训期，制作人的采访技巧、对叙事逻辑和框架的把控要足够强，声音对叙事的要求比文字更严苛。寇爱哲做过调研，一些美国从业者总结规律：保持每半分钟就有一个能吸引注意力的点，听众才能完整地听完。“我们有内部试听会，故事逻辑出现问题，或不够精彩的，整期节目就不能上线。”他说。

“美国市场引爆就是2014年出圈的‘Serial（连载）’，但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破圈引爆整个市场的节目出现，所以大家都在观望。”寇爱哲说。

在市场繁荣成熟的英文播客行业，头部节目大多是机构化制作的播客，无论是播客制作公司还是《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媒体。在寇爱哲看来，“美国生活”在美国有足够好的生态体系让它存活得特别好，这档1995年创办的节目原本是芝加哥电台的节目，在播客形式出现后变成独立品牌。节目最主要的营收方式就是卖给数百家地方电台，节目一小时时长，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广播电台的市场。“中国没有这样的生态，所以中国的播客真的是各显神通，自己想办法活下来。”

“我今年真的必须尽力恢复到节目生产当中。去年因为将近20人需要养活，第一步是保证团队安稳的收入环境，需要先把（商业）架构搭起来。”他说，2021年，故事FM有90%的商业模式都是为品牌定制节目，往往一期、最长三期。现在，团队开始为某个品牌定制一档播客节目持续更新，从2021年起做了很多版权IP方面的尝试，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受影视剧的欢迎，已经签了一个电影项目，最快预计在2024年上映，还有几个短剧的项目都在跟平台谈。

创业之后，他发现有太多纷繁复杂的事需要操心，最喜欢的还是做内容的时候。一开始业余做播客，也是因为喜欢。他习惯先整理文字结构，再去剪音频。整理文字时，他就坐在录音室，戴着降噪耳机，对着电脑屏幕整理讲述者的文字内容，“这时候真的是最纯粹的时刻，整理文字的过程是我非常享受的，感觉真的是整个世界都跟我没有关系，只有这个讲述者的命运跟我有关系，世界上所有事我都不关心，我只关心你。”

在听觉文化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敦的观察中，从公放的收音机录音机、随身听到手机、耳机，人们对听觉产品的需求弧线变得越来越私人化。据工信部数据，中国人的手机使用流量仅在2017到2020年就呈现出月均从1.775G到10.3G的变化，“各种搞笑的、图片的、文字的、声音的节目直接送到用户这里来，用户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直接消费。我们与别人的交流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我们不去付出，但是希望获得别人给我们的东西。”

“播客和听觉节目的奥秘在于肉身性。在声音打开的这一瞬间，身临其境是一种彻底的真实，是同一时间的共在，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奥秘。”王敦说，音频消费产品都附着于这种真实性之上，通过声音，播客能让人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在场，“哪怕是高德地图中林志玲的导航语音包，它绝对比不上一个活人的声音，活人的声音可以有缺陷、有情绪变化，不可预测，但它是活的。”

“人们常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思维被视觉符号不停地刺激，不断在头脑中产生繁复的符号性关联，视觉的符号化带来的问题是思维劫持。视觉牵动理性进行审视和评判，但声音无法客观，因为它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所以它比较慢，比较迂回。”王敦说。相比图片以及感官和符号元素复杂的视频，“单凭声音的话，我们要在时间当中一点点走才能了解对方的意图，相当于一条河流，不可能从源头就看到这条河往什么地方流。”

一棵树

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鸟啼远远地传来。在北京望京的落地窗前，张之琪客厅上的收音器是三个麦，打开设备，显示屏上的声音条开始跳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

2021年3月，随机波动更新了一期关于树的节目——《理解一棵树：人类与荒野之间，存在与阐释之间》。“又到了我们题荒的时候，于是我们在网上征集，很多人建议我们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最后我们选了……”傅适野声音一本正经。“你能不能实话实说？”张之琪笑着打断，“实话就是我们决定聊这个题的那天，刚好是植树节。”

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里，她们聊的内容当然不只是一棵树。从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到作家刘亮程笔下的村庄，从东北的林区衰落到俄勒冈的森林再造，最动人的，还是冷建国分享的她生活中的树。每年春天，她都会在手机翻看前几年同期给小区周围的树拍的照片，看长势也看物候。当她发现有两排行道树遭了虫害，并且越来越严重时，给所在区的绿化局打了求助电话，街道绿化队的人马上回电“问诊”，次日便来人给树喷药除虫，过几天还有人回访，问树有没有好一点。节目播到这里，37分23秒，一条评论出现，“被建国关注的树也太幸福了。”

在福建厦门，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张洋听到了树的节目——他忽然好奇自己周围是什么树，在低纬度的南方，厦门总是有很多果树。

“理解一棵树”上线时，在江苏南京的黄立斌正准备毕业论文，他是在踩单车去历史档案馆查资料的路上听的这期节目，不由看了看路边的梧桐。

校园生活快要结束，黄立斌将在6月博士毕业，他准备在论文致谢中写上“播客”的名字，“如果没有这些播客的陪伴，我的毕业论文真的写不出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以后听播客的时间将大大减少，也要学着为人处世了。他说着播客这几年给他的鼓励和陪伴，感激收获的一切。而那共度的一千多个小时里，他也曾聆听、感受、体谅。恰好在同一条时间的河流，他曾驻足，去看了同一棵树。

（张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