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为什么这么“燃” ——从《人世间》等影视作品谈起

粤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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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胡一峰

一段时间以来,现实题材创作从逐渐回暖到持续升温,佳作不断,爆款频频,尤其是2022年春节期间播出的电视剧《人世间》屡次登上热搜,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他,如电影《中国医生》真实反映抗疫斗争,电视剧《破冰行动》刻画缉毒警察英雄形象,或如电影《拆弹专家2》在类型片框架内注入了满满的现实关怀,电视剧《开端》以无限流的结构创新演绎现实题材,都让人耳目一新。正是一大批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记录逝水年华,定格光荣岁月,塑造人物形象,讴歌人民英雄,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前行力量,弘扬了我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展现了文艺的审美和社会价值,标示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新气象。

现实题材为什么这么“燃”?从党的文艺理论创新到政策扶持引导,从文艺界创作理念回归到创作生态的优化,从文艺评价标准重塑到观众审美口味的嬗变,可总结的经验有许多。从以《人世间》为代表的现实题材作品的艺术特色出发,以下三个方面尤为值得重视。

在深刻反映社会变迁中塑造典型人物

文艺是人性的镜子。不论是塑造人物,还是讲述故事,都无法否定或舍弃人在文艺中的中心位置。钱谷融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便已阐明,“文艺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一撇一捺是为“人”,真实的“人”必然是互相依存的个体。现实题材创作尤重“写人”,与时代、生活关系尤为紧密,也就更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洞悉和表现人性。

以《人世间》为例,周秉昆这一人物如此真切、令人感动,除了演员的走心表演之外,也离不开作品为人物设计了丰富的社会关系。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个正直的老工人,母亲是一位善良质朴的家庭妇女。哥哥周秉义成长为领导干部、嫂子郝冬梅是高干子弟、医生,姐姐周蓉及其两任丈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人。妻子郑娟是个弃婴,出身社会底层;小舅子从小失明、长大后出家。他的“六小君子”朋友圈大多是平头百姓,人生际遇更不相同,可谓引车卖浆、三教九流。周秉昆还有曲秀贞、马守常等老干部忘年交。此外,他的生活世界的组成部件中,又有水自流、骆士宾等一度游走社会边缘地带后又成为新富阶层的人。林林总总的人物,编织而成了周秉昆的社会关系网,更绘就了一幅社会众生相。作为这张大网之中节点之一的人物,周秉昆善良的天性、待人的真诚,以及对待生活的坚韧、热忱,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和表现。同时,作为一部故事跨时半个多世纪的作品,《人世间》对社会关系的充分描写,把情节、人物紧密地粘合在一起,保持了调性的一贯和统一,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心理代入和情感共鸣。

而这张社会关系大网的背后,又隐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各方面制度体制的转型、社会文化的嬗变。从剧集开篇周家面临哪个孩子去下乡的抉择,到周秉昆去了酱油厂工作,再到在经济体制改革浪潮中开饭庄、办书店,特别是“六小君子”的分分合合,周秉昆人生中的起起落落、沟沟坎坎,就像水滴折射太阳那般,映射出时代的风云变换。周秉昆和他的家人、朋友,和观众一样,都活在这流变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并为其所塑造。他们既接受制度和文化的规约,又以个体的力量参与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并承受由此而来的结果。该剧服、化、道极为精良,营造出浓郁的年代感,获得了许多点赞。而在我看来,真实的岁月感,更来自剧中人物和剧中历史的高度一致。当《人世间》把这一切展现给我们,作为观众的我们和剧中人,便有了沟通的话语和默契,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周秉昆的人生抉择。荧屏上的故事原来就发生在荧屏下的观众身边,“周秉昆”就活在观众生活里,甚至就是观众本人。我们因看剧而生的欢笑、泪水、惆怅,固然源于周秉昆,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在深层解析生活肌理中讲述动人故事

动人的故事从来都源于艺术对现实的求解。在合格的创作者看来,社会生活是个“方程式”,多样生动的“已知”尽情敞开,任凭艺术的慧心攫取,又蕴藏着更多的复杂“未知”留待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创作是一道“应用题”,在阅读生活、解析现实中交出答卷,引导观众从熟识的生活中产生恍然大悟之感。

2021年的动画片《雄狮少年》讲述了三个留守儿童的故事,在看似轻松的动画形式下,表达了深沉而细腻的人间真情。这部作品曾因人物造型设计遭遇舆论风潮,或有可改进之处,但作为一部有感情有思想的作品,《雄狮少年》关注现实却没有公式化图解现实,致敬民间舞狮却没有流于对传统艺术的一味煽情,贯穿励志主题却没有受限于咸鱼翻身的陈旧套路,让我们看到了艺术思维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对打拼者、追梦者的情义,把留守少年的老话题转化为了感动人心的新故事。

茅盾曾这样说:“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小说如此,一切文艺创作亦如是。当今时代,生活是无比丰富的,但也是碎片化的。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人际即时交流、时空无缝对接,更增加了看清生活肌理的难度。而社会热议话题、舆论热点是现实冲突矛盾的集中反映,给了创作者在生活土壤中开凿艺术深井的入口。事实上,那些让人叫好的现实题材作品大都精准地抓住民心所系之点、朝野关切之事。电影《我不是药神》关注身患绝症者的自救,电影《少年的你》反思校园暴力与青春成长,电视剧《扫黑风暴》表现扫黑除恶的卓绝斗争,这些作品的题材很多来自真实的重要事件、人物,有些还是焦点话题。创作者敢写敢歌正能量,敢怒敢批丑恶事,寓理于事,抒情塑人,引导观众把握生活本质、社会主流,在剧中事、戏中人的鼓舞下,向往光明,看到希望。

在深度介入社会现实中书写“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在字面意思上,指的是国家至关重要的事;在我国的制度意涵中,尤指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生活幸福的大事要事;在文艺题材的意义上,它又可以理解为历史进程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提炼。作为现实题材的“国之大者”,既包括国家大事,也包括百姓琐事,既可以是个体、社会在重大关头的抉择和作为,也可以是平凡岁月里的坚守和坚韧的追求。文艺源于现实,却不是复刻现实。能否精准聚焦“国之大者”,体现了文艺介入社会现实的深度,也决定着现实题材创作的成败。创作出现实题材大作品,关键在于从“国之大者”的角度挖掘题材内涵,并以恰当的艺术手法回应题材。在近年来的现实题材佳作中,《中国医生》和《中国机长》等影片致力于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应对重大社会事件处理的体制逻辑,通过塑造中国英雄形象,把中国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视剧《人世间》宣传海报)

2021年的影片《中国医生》通过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战“疫”故事,全景式展现武汉疫情一线的抗疫斗争。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以张定宇院长为原型的张竞予院长,重症监护室主任文婷,以及广东援助武汉的陶峻医生等主角的英雄之举,更看到了奋战在疫情中心的武汉医务人员和各省市援鄂医疗队的人物群像。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社会力量在全国层面迅速集结。集合在金银潭医院的白衣战士们,即便观念略有差异,工作偶有摩擦,但仍然信念与共,携手阻击疫情,各尽全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影片的结尾,武汉解封,疫情中出生的宝宝健康成长,小脸上带着微笑,岁月重归静好。

无独有偶,2019年,同样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袁泉等主演的《中国机长》,虽以英雄机长事迹为故事中心,也着力表现了社会方方面面应对大灾大难的表现:空军终止训练,民航部门迅速关闭其他航线,这都为机长处置险情提供条件。飞机备降成功后,空军马上恢复训练,航线回归正常,而机长更主动把飞机驶离跑道,以便其他飞机起飞。

(《中国机长》剧照)

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具有一种标志性意义,因为影片塑造了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但没有掉入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式大片套路,而是刻画出了心系“国之大者”的英雄形象。这样的英雄是中国人的也是中国式的,是中国精神的人格表现也是中华文化的当代结晶,他们身上闪耀着以顾大局、重集体为底色的利他精神,散发出独特的文化气质。我们之所以被他们感动,既感动于他们的个人壮举,更由于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力量。这是一种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让人内心踏实,眼中的光更亮,脚下的步更稳。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现实题材更是反映民生、关乎民情的创作主阵地。民有所呼,艺有所应;民心所向,创作所归,是现实题材创作的应有之意,也是铸就精品力作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理应以更深邃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更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以高质量的作品登顶时代的文艺高峰。

图源:网络

作者简介:胡一峰,博士、副研究员,现供职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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