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卡在遗物清点现场。 （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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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家人共用的一套茶具被找出来，妥善地放在书房的陈列柜上。它成为了一种纪念品。“我会常常想到和他一起喝茶的时候。”委托人母亲说。

在一位逝去的老先生房间里，西卡曾发现一张用过的巧克力包装纸，在背后清晰地写着“某某的遗物”，那个名字是老先生早已故去的妻子。“一张有爱的，又令人有点悲伤的纸”。

李冉父亲爱抽烟，爱用老式香皂洗手，他的衣服上混着烟草味和老式香皂味。她担心，妈妈看到衣服、闻着味道会特别难过，最后都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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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思雨

责任编辑｜何海宁

父亲是58岁时病逝的，年纪不大，一时间让李冉难以接受。那是2020年的10月，处于新冠疫情期间，丧事一切从简。大概在父亲离世后的第五天，李冉匆匆整理父亲的遗物：“我为最爱的父亲，做了他的遗物整理师”。

有一些旧照片。父亲年轻时常外出，在李冉入学、考试的重要人生节点，父亲总是缺席。待到她上大学，两人才重新走近彼此，那时的父亲已是四十多岁的模样。可照片上有的是刚参加工作时的他，有的是刚步入婚姻时的他，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气风发。

有一身西服。印象中，父亲喜欢穿Polo衫、卡其裤、夹克、运动装，可衣柜里却有一套熨帖齐整、套在防尘罩里的西服。李冉曾想过，结婚前给爸爸买身西服，挽着她走向人生下一个节点。

有一份体检单。它被压在文件的最底下，报告的结果可以说糟透了，糖尿病、严重肝硬化……父亲的健康问题缘起于2018年，其间他曾几次承诺不抽烟喝酒、定期体检。2020年上半年，他做了这份体检，却从未提起。他忍着病痛上班，假期里还为李冉做饭。李冉懊恼，为什么没有更上点心，没有更强硬地督促父亲看病就医。

有一箱未派发完的口罩。父亲在单位工作三十余年，与单位领导、同事关系融洽，是“老好人”。2020年初疫情时，单位四处找口罩等抗疫物资的时候，父亲搞到五箱口罩。那是大年初四，父亲偏要一个人去医院取，最后是李冉劝说着陪他去。“一个连自己身体都没有照顾好的人，却把口罩照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在父亲离开后的第一个父亲节，李冉在韩剧《Move to Heaven：我是遗物整理师》的豆瓣讨论区写下这些感受，心里轻快多了。她说，这是一个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看到这些东西，感觉这个人还跟我在一起，因为他的东西还在，他的照片还在，这个人还没有离开”。

在国内，遗物整理是一个远未成熟的行业，几乎无人专职从事。只是，有零星的整理师在不断尝试：他们协助逝者家属整理庞杂的物品，配合司法机关进行遗物清点工作，倡导生前整理、生前预嘱。在这个过程中，遗物整理师也在反观自己的生死观念，追问生命意义。

1

怀着敬意而非处理垃圾

西卡是一位居住在上海的90后家居整理师，三年前开始接触遗物整理。在避谈死亡的文化背景下，她大概是少见被称为“遗物整理师”的人。

她在2018年上了一次小手术台，面临失明的风险。在那个时间段，她曾密集地看书、看纪录片，迫切地想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是在那之后，她决心辞去广告业的工作，“我决定要做一份切切实实用自己双手影响到别人的工作，哪怕只能做到一点点”。

选择入局整理行业，是受到日本影视剧《我的家里空无一物》的影响，她从自己生活开始“断舍离”，思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2019年，她专程到美国学习整理，又从亲人朋友的房间试手，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整理思路。

当家居整理的口碑慢慢建立起来后，她开始琢磨着把“整理”和自己关心的“大命题”结合起来，做遗物整理。为此，她向律师、公证员求教意定监护、遗产管理的内容，参与“死亡咖啡馆”的讨论，有时还往墓地跑，拜访殡葬行业的人。

事实上那段时间她四处碰壁，通常在线上找到殡葬从业者，线下见面，“搭讪”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最长的一次是遇到一个在墓地工作的姑娘，带着她逛了一圈墓地。

转折点发生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尚未结束，人们被一种愁绪笼罩。西卡在媒体上看到逝者物品的报道，想着到武汉去，为逝者家属整理遗物。她联系了近百个武汉居民，最终三位逝者家属答应了。

这是西卡“遗物整理”想法的第一次落地。在逝者敖醒吾的遗像前，西卡默哀、鞠躬。紧接着，书房内的物品被一件一件地陈列在地板上，逝者父亲的毛笔、水写字帖，母亲收藏的卷笔刀，父亲送给儿子的文房四宝等等。当一个人用过的东西被完整地陈列出来，常令人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多。整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分别给每一件物品分类，决定去留，做好标注。

最后，一家人共用的一套茶具被找出来，妥善地放在书房的陈列柜上。它成为了一种纪念品。“我会常常想到和他一起喝茶的时候。”委托人母亲说。

这次整理的过程被媒体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来，打动了许多人。西卡也把遗物整理写进了自己的业务介绍，“怀着敬意而非处理垃圾的态度，将物品分类装箱，标注说明，清理并还原一个新的房间”。

尽管如此，遗物整理依旧是整理行业里的一个小分支，是一项少见的业务。“专职做遗物整理的还是很罕见的。”留存道整理师王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只在一次家居整理的案子当中偶然遇到过。“留存道”是整理行业的头部企业，在全国各地设有培训公司，但在遗物整理方面并无特别的培训。

另一家“艺恩整理”公司曾在2019年召开“关怀整理的研讨会”，其中特别探讨了生前整理及遗物整理的概念。整理师清洪曾参与那次研讨会，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却没有真实地遇到“遗物整理”的需求。

有时候在家居整理中遇到一些遗物，客户常见的态度是不愿意展开这一段。“其实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生死的这个态度，还是会带有回避的。”清洪说，整理公司本身还要生存，自然也比较少开辟这块业务。

2

有着妈妈味道的衣服

遗物整理在国内并没有成熟的方案参考，各个整理师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摸索。

西卡强调，自己从事的遗物整理与影视剧中的呈现相距甚远。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由韩国作家金玺别的散文集改编，作者本人从2007年成立专门的遗物清扫公司，主要以打扫死亡现场为主。“它更多地在叙述地面怎么扫干净，如何消毒、清理，最后要把墙纸也撕掉”。

同样的，2011年日本曾出版“遗物整理人”的畅销书，西卡特意在网站上找新闻报道中的人及作者，发现他们也偏向特殊清扫工作。至于物品，大部分会被扔掉，不需要分类。

“我的重点在物品上，从家居到生命都是围绕着物品进行，我认为我的工作是通过物品去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卡说。

到武汉整理遗物时，西卡被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打动，报道里说他感染新冠后，还随身带着曲谱进了病房。西卡猜想他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待她真的走进老人的家里，才发现老人会萨克斯、大号、小号等好多乐器，老人的梦想是在小区里组建一支乐队。

在另一位逝去的老先生房间里，西卡曾发现一张用过的巧克力包装纸，其中一面标注着巧克力的生产说明，在纸张的背后，清晰地写着“某某的遗物”，那个名字是老先生早已故去的妻子。“一张有爱的，又令人有点悲伤的纸”，西卡发现，老先生保留了许多妻子的遗物，同样做了标注，这张大概是他妻子生前很喜欢吃的巧克力品牌包装。

“遗物不是随意丢弃的垃圾，其实是一个人精神、意愿的集中体现。”西卡说，整理遗物也是与逝者的一次对话。

整理师王薇有着类似的感受。委托人宝儿通过中间人辗转找到王薇，起初只是说要帮忙整理衣柜，接触以后，这个活泼的90后女孩才低沉着声音说：“是妈妈的衣服，妈妈生病离世了。”

宝儿的家里种了不少花草绿植，收藏了各类石头，厨房里则摆放着不同样式的陶罐。这些都展现出物品主人的性情，生活应该是丰富的。但直到整理衣物时，王薇才发现宝儿母亲的另一面。

房间里除了偏运动休闲的常服以外，还有许多警察的制服。她原是一名公安刑警，有不少获奖证书、勋章。此外，宝儿母亲生前还收藏了不少旗袍，“硬朗的着装下还有着一颗爱美的心”。

宝儿母亲的衣柜有些特别，大部分是采用榫卯结构的中式衣柜，轻易无法改动柜体构造。但王薇觉得，这么多精致的旗袍藏在百纳箱里太可惜，于是他们抬起衣柜的一块暗格盖板，改造出一处长衣区，放上一套警服以及选出来的几件旗袍。获奖证书和勋章则摆放在书柜展示区。

整理结束时，宝儿刚加班回家。王薇记得，她看到母亲的衣服时，眼眶就红了。她说，以后可以打开柜门看到有妈妈味道的衣服了。

李冉也对父亲衣服上的味道印象深刻。他爱抽烟，爱用老式香皂洗手，于是他的衣服上混着烟草味和老式香皂味。在他待得最久的办公室，他常穿的羽绒服上，这种味道格外浓重。她担心妈妈看到衣服、闻着味道会特别难过，最后都扔掉了。

经过整理后，宝儿母亲的部分旗袍及常用制服挂在长衣区。 （受访者供图/图）

3

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在武汉为新冠逝者整理遗物后，西卡没有接到更多遗物整理的案子。直到2021年7月，上海的一家公证处联系西卡进行“遗物清点”工作。

所谓的“遗物清点”工作，主要是基于民法典中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基本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等。现实中的遗产管理人，比如律师、公证人员、居委会等，并不具备快速清点的技能，于是便委托西卡这样的整理师，对逝者遗物清点、记录遗物清单。

在这个案子里，逝者是87岁的漆畹生先生，没有儿女，生前通过“遗赠抚养协议”将自己的房产留给照顾他的护工。公证员执行遗产继承手续时，需要做遗物清点工作，于是找到西卡协助。

在整理现场，西卡快速地翻开物品，报出物品的名称、数量，由一旁的助手迅速在电脑中录入。西卡的助手汪悦记得，清点初期他们还注意填写每本书籍的书名、出版社，以方便遗产管理人在后期评估这些物品的价值。后来时间紧张，老先生的书籍也太多，只好放弃记录出版社这类过细的细节。近12个小时清点工作后，他们整理出一份56页的遗物清单（详见《63封家书背后：父亲离世，孤独症儿子被送敬老院10年无人探望》）。

令西卡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是个有心人，他已将自己的书籍做了大致的分类，一捆一捆地整理好，用纸片做了标注。

有形的物件如此，无形的关系也如此。漆畹生为自己的身后事做了严谨的法律安排。汪悦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律师，她对此颇为感叹，“他甚至考虑到了自己去世后，如何保证护工阿姨顺利领到每月的费用，为此，他设立了两个监护人，监督遗产继承的执行”。

“其实随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西卡认为，除了遗产管理人这个概念以外，民法典还涉及遗产执行人、社会监护人等数个概念，是一套新的遗产继承与管理的制度。它会衍生出一些新的职业，比如社会监护组织、遗物整理人。

西卡的整理服务是按小时收费，目前遗物整理收费要比日常家居整理收费高。她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遗物整理成本更高，由于牵涉到逝者的遗物，需要花更长时间和家属沟通，清点记录也需要时间和人力；另一方面是做遗物整理的人才更稀少，收费自然贵。

做遗物整理之后，西卡做日常家居整理的业务受到影响。“他们（客户）会说很理解西卡做的事情，但找她整理（家居方面的）就是哪里很别扭。”汪悦对这样矛盾的想法有些不解。

但有一回，她和西卡以遗物整理师的身份到北京录制节目。录制结束以后，一些节目嘉宾围上来要西卡的联系方式，说是想找她做常规的家居整理。汪悦于是安慰西卡：你看有人因为遗物整理而疏远你，也有人因为遗物整理而靠近你。

4

生前整理：向死而生

随着对遗物整理研究的深入，西卡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死观念。

她编写了一本名为《生前整理笔记》的小册子，其中的内容涵盖个人信息、资产、医疗、遗嘱、身后事五大板块。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理念。在日本有个词，叫“终活”，大意是为人生的终点做的各项准备活动，很多人会自发地开始做“断舍离”，整理物品，整理信息。

这样的生前整理看似简单，主要是基础的信息填写，比如银行卡账号、保险单号、日常生活缴费记录、饮食习惯、兴趣爱好，以及过往的医疗记录等。还有一部分则引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我的五个愿望》，主要是表达自己的医疗意愿，比如在什么情况下要或不要哪些医疗服务。

西卡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试着填写这本册子，填完以后全身疲惫。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也很深入，比如紧急联系人一栏，“就像借钱一样，你要考虑关系的远近，财力能否负担，可能的紧急情况等等”，它是人际关系的考验。

另一位整理师李莹有着更形象的说法：“生前整理，我觉得就是你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吧。”她这样理解，“生前整理在一个人成年以后就能进行，不是指生了病之后，临终才做的整理。它是自我整理的很小很小的一个分支，其实是整理你对生死的态度，然后附加整理你有形的这些物品”。

李莹整理了部分医疗信息、财产密码，“但我始终想到的是我活着的时候，清单里面的后半部分我是没有做的，可能我也会觉得还缺少一点勇气吧，或者是还没有想好在未来的一些安排”。

李莹参与的生前整理讨论会上，整理师们一起做了一个练习——写出自己的百年陈词，“好多人写着写着，就把自己的百年陈词念出来，会哭，情绪波动很大”。

在西卡看来，当下谈论死亡的确是忌讳的，但又不是完全不可能。她在许多整理咨询中发现，一些年老的人想开了，会主动谈起身故后的安排，倒是儿女会阻止这些讨论：“您说这些干吗，怪晦气的”“您身体还好着呢”。西卡理解儿女身上可能背负着道德枷锁，“会觉得我要是坐下来跟我妈妈聊，是不是有点咒我妈死的感觉”。

起初，西卡家人也很抗拒她总把死亡挂在嘴边，“你一个小姑娘整天说死啊死的”。她签署器官捐赠协议后，一度不敢告诉父母。但她没有放弃分享自己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观念逐步松动。

而她的一个朋友做了器官捐赠登记后告诉她，“今天我跟我妈说这个事，她竟然没有反对，反而很支持”，这甚至增加了他们母子之间的互相了解。

李莹有个10岁的儿子，生活中也会问及与生命、死亡相关的问题。李莹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她慢慢开始不再闪躲。“我自己也在练习，但我会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问他的感受是什么，妈妈的想法是什么，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文中李冉、西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