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rod 和 Agnes 在危地马拉 Acatenango 火山。 （受访者供图/图）

全文共6441字，阅读大约需要16分钟

赚着一线城市的工资，在二三线城市生活。 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也不需要照看，就可以自动获得收入。 “人类最初的生存状态就是游民，这可能是人类最自然的生存状态。”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陆宇婷

责任编辑｜刘悠翔

“你儿子是做什么的？”

每次听到这个交谈间的常见问题，方勇的母亲都会回答：“我不是太清楚，在家里面打电脑。”

实际上，“在家里面打电脑”的方勇从事的是设计、制作网站的工作。他大学辍学进入跨国公司工作，第二份工作开始在美国公司远程办公，现在自己创业，有意识地成为了一个积攒“被动收入”的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译自英文digital nomad，拥有八年数字游民经验、数字游民部落创始人Jarod在自己的扫盲帖中如此定义：“这是一种被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众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借此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间的强关系，达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并尽享地理套利红利、全球移动生活的人群。”

数字游民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工作不受地理条件和时间限制，但在此前提下可以选择性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生活。同为数字游民，Jarod喜欢体验不同地区的生活，去过三十个不同的国家，而方勇则选择性地长期居住在老家云南。Jarod的定义中提及的另一重要概念“地理套利”，则指在高收入地区赚钱，去低消费地区生活，从而节约生活成本。

Jarod在自己的分享中经常强调，数字游民不是一种职业或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今社会，人们倾向于用工作来定义一个人，而往往忘记了‘工作并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这个事实。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不自觉地就做成了自我职业描述。”

生活方式设计这一概念源于提摩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es）的《一周工作四小时》，一本很多数字游民的启蒙书。该书指出，“大多人宁愿选择不开心而不是不确定”，“很多人每天的忙碌也只是懒惰的一种形式：懒于思考和未经选择地行动”，并定义了一种以时间和移动作为货币的新贵（New Rich），认为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费里斯写道：“银行存款有百万美元不是终极幻想，而是它所能带来的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走错的一步就是从未迈出第一步。”

1

不再坐班

Jarod在正式开始数字游民生活之前有过两份工作经历。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毕业后，Jarod拿到了一家国际油田服务巨头公司的offer。在这家公司，Jarod第一次接触到“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他正式入职后被派驻非洲乍得，在公司“工作四周、休息四周”的制度下打开了多国旅行的体验。

由于宏观原因，Jarod在公司职位削减中稀里糊涂失业，第二份工作进入了一家上市民营企业，这次Jarod不再是一线员工，而是在办公室做海外市场。这家公司的工作氛围与Jarod预期有所偏差，入职培训内容超过一半在讲所谓的“奉献”“真诚”“奋斗”“狼性”，正式上班后，Jarod才发现实行大小周末，隔周的周六正常上班。

培训完派驻迪拜，当地的办公室就在三室一厅的公寓里，Jarod和顶头上司住在一起，每天24小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晚上想休息的时候也可能突然被上司当面派工作。除去工作时间过长、负荷过大，还会有人经常在Jarod耳边讲大道理，教他做人。本就有诸多不爽的Jarod终于没忍住，在拿到转正通知书的时候办了离职手续。

进入无业状态后，Jarod和女朋友Agnes在东南亚玩了一个多月，并在这里遇到一批数字游民，有给酒店预订网站做土耳其语翻译的土耳其大叔，也有做网站卖水烟壶的加拿大小伙。他们让Jarod回想起第一份工作前就读过的《一周工作四小时》。《一周工作四小时》的作者提摩西·费里斯是创业经商的老板。他曾经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内容，用帕累托法则、帕金森定律等工具分析，挑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自己繁忙的工作日常简化为每周四小时的工作。

当时读这本书，Jarod并没有觉得自己也会这样做，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搜集了几十个相关的播客，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这样无拘无束。接触到真正的数字游民之后，Jarod才意识到这是可行的。他的数字游民生活就此开始：自己做内容创业，每年花一定时间在国外不同地方生活。

创业者丸子里里唯二的坐班经历都来自大学实习。在北京航天桥附近上学的她每天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去望京上班，一旦加班，再回学校就没法洗澡了。快到夏天的时候，她曾经连续三天没洗澡，“实在是太难受了，很郁闷”。毕业前应聘工作，主管提到996，丸子里里直接表示不能接受。在她看来，这样的工作方式效率很低，繁复的部门层级关系也让她心累。

丸子里里想开启间隔年出去散心，又不敢就这么放弃求职的应届身份，一位朋友的话点醒了她：“你现在还年轻，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以后只会越来越多。”丸子里里挑了张低价机票，飞往东南亚。

间隔年期间，丸子里里经常问路上遇到的人“有什么工作可以到处出差”。得到的答案包括采购、旅游等相关职业。她还接触到一些线上办公的人，当时尚不知道数字游民概念的她只觉得这些人好爽，赚来美元在泰国花泰铢。

间隔年结束，丸子里里回国找工作，有一次她问面试官：“我能不能线上办公？”当时她应聘的是一个旅游相关的新媒体运营岗位，丸子里里认为工作内容完全可以线上交付，如果自己去巴厘岛租房子，住得愉快了工作效率也会高，公司还可以少给1000元的月薪。

“当时HR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丸子里里回忆，那还是2017年左右，远程办公尚未被广泛接受。在北京找了一段时间工作，丸子里里没能遇到工作内容和方式都合适的岗位，有点不知道“人生应该何去何从”。

为了开解丸子里里，当时的男朋友带她去听了一个心理讲座，丸子里里通过讲座辗转认识了一批创业的人，受到启发开始了自己的定制旅行创业，如带团去自己熟悉的地方旅行，并在旅游中进行尤克里里弹奏、潜水等技能的教学。

一年后，丸子里里抛下创业，自己去南美旅行，并在旅途中尝试各种通过网络交接的工作，不知不觉成为数字游民。

丸子里里带着尤克里里在秘鲁旅行。 （受访者供图/图）

2

准备好了再出发

豆瓣用户茱大莉从事广告行业，工作七年后，她也试图转向数字游民的生活。

辞职之后，茱大莉凭借此前积累的客户，负责打理某品牌的社交媒体，同时开了家环保店，组织了很多线下环保活动。然而，过了不久，茱大莉脑海中关于不坐班生活的幻想逐渐被打破。她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全像别人说的那么光鲜亮丽。

在不坐班的日子里，茱大莉因为不愿意做全职失去了一个比较大的客户，辞职之前准备的积蓄眼看要见底了。重重焦虑下，她回到职场，并开始有意识地为第二次辞职做准备。

“当时我就想着猛赚钱猛存钱，存够一年不工作也能养活自己的钱。”茱大莉告诉南方周末，“我也不可能一年都没工作。”2020年底，茱大莉钱攒够了，再次辞职，和丈夫一起正式开始数字游民的生活。她给自己做了最坏的预期：“如果客户丢了、没有收入，大不了再回去上班。”

她在云南漫游了一个月，然后去海南生活了半年左右，目前住在丈夫的家乡德国。

回过头看，茱大莉觉得要真正成为数字游民，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包括家庭背景、职业特点和自身个性。如果家庭条件不好，还需要补贴家里，或者原先的职业没办法远程办公，又或是本身厌恶不安定感，可能都不适合走这条路。包括社保、医保的续缴，也不容忽视。

资金或许是最基本的因素，丸子里里对此深有体会。

做定制旅行的第二年，丸子里里无意间看到一张国际机票，原价2600美元，因为系统暂时故障标价2600元人民币。她立马买下，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南美之旅。

到达墨西哥、交完房租之后，丸子里里身上只剩下三四千元人民币，还不够买一张回国机票，差点就去餐馆打工了。这个时候有两个朋友分别找她帮忙写公众号，每篇稿费现结。加上兼职做买手，丸子里里每个月有五千元人民币左右的固定收入。

“2020年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非常不稳定。哪怕有时一个月赚了三五万，下个月也可能一分钱都赚不到。”丸子里里告诉南方周末。

在外待久了，丸子里里开始被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困惑，经常思考人生和旅行的意义是什么，这样走下去是否有意义、有价值。

Jarod认为做数字游民的门槛很高，釜底抽薪式地辞职并不一定会成功。在真正开始之前，需要先完成“第零步”：拥有一笔“去你的基金”（F-word Money），一笔让自己有底气、不怕突发情况的钱。

Jarod在开始数字游民生活之前，通过第一份在跨国公司的工作攒下了一笔积蓄，而他运营数字游民部落的收入，从第三年才大致覆盖日常生活开销。

3

享受地理套利，增加被动收入

正式开始数字游民生活之后，茱大莉和丈夫计划去巴厘岛，但因为疫情，换成了云南和海南，在他们眼里，这是国内两个生活节奏比较慢、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

在海南，茱大莉和丈夫住进一套海景房，阳台比他们在上海住的整套房子还大，两套房子的租金却差不多。他们学着自己做饭，摆脱了吃外卖的习惯。茱大莉从2017年开始学瑜伽，在上海的时候，在逼仄的合租房里做瑜伽不太舒服，出去找有品质的课和有经验的老师花费又很高。搬到海南后，因为住所变大，可以在家里上瑜伽网课，又省出一笔开支。

算上衣食住行，茱大莉和丈夫的人均月生活成本降到了4500元以下，如果住的房子离海边稍微远些，每餐饭都自己做的话，人均成本可以压到3000元以下，这可以极大地享受到地理套利：赚着一线城市的工资，在二三线城市生活。在收入上，茱大莉的原则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给客户做品牌设计依旧是她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网店则作为保底的收入来源。

方勇从2009年开始就过着近似数字游民的生活，当时他在一家美国公司远程工作，拿着和美国薪资标准平齐的薪水，生活在云南，享受着地理套利却不自知。

2017年左右，方勇知道了数字游民的概念，他发现自己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是最基础的状态——达到了地理位置自由。再往前一步，是争取更多的时间自由。方勇通过自己创业做网站，实现了这一步。

2019年7月，方勇受邀参加了中国国际电视台《海客谈》（Crossover）一期以数字游民为主题的节目录制，接触到“被动收入”这个被高阶数字游民所看重的概念。

被动收入是指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也不需要照看，就可以自动获得收入。与之相对的主动收入即为劳动收入，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换取。如果说主动收入是一天最多赚24小时的钱，那么被动收入就是一天可以赚48小时甚至几百小时的钱。按照《一周工作四小时》里的说法，就是“成为新贵并不只是更巧妙地工作，而是要建立一个可以替代自己的体系”。

那次节目录制后，方勇按照被动收入的模式设计了一个网站项目，名为红板砖，向外语不好的外贸业务员出售商务邮件的英文模板以及一些技巧工具。这个网站的售前售后购买流程都是自动的，第一年投入维护网站的时间稍微多一点，后续不怎么需要维护。2021年搬家的时候，方勇停止工作了一个月，红板砖仍然持续给他带来了一些收入。现在网站已经运行了近三年，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被动收入来源。

和方勇相似，李斯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数字游民。她辞去书法老师的工作后，和丈夫合开了一家亚马逊网店。前期，两人几乎每天的时间都放在网店运营和维护上。到了第四年，他们才允许自己每周末休息。现在，李斯和丈夫生活在墨西哥，每天只工作四小时左右。

从整日忙碌到每天工作四小时还有假期，李斯依靠的也是被动收入。他们开的网店有两项业务，各占一半的比例。其中一项完全是被动收入，什么都不干也会带来收入，另一项如今也只要稍微管理。李斯开网店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追求被动收入。现在看来，她觉得自己很幸运，也一再强调被动收入的重要性。

Jarod做数字游民之初，选择的便是能产生复利的内容创业。做到现在，他之前做的很多内容都能产生一定的被动收入。几年后，Jarod的数字游民部落开始了知识星球的付费分享，文章里有时也会带上能够产生被动收入的推广内容。收入稳定增加，大约从第三年开始，可以负担他的日常开销。Jarod的妻子Agnes也开始做自己的个人网站以及YouTube频道，往更多复利、被动收入的方向推进。

方勇(右一)参加中国国际电视台《海客谈》栏目数字游民专题访谈，节目录制后与其他嘉宾合影。 （受访者供图/图）

4

虽有困难，自由无价

“很多人以为数字游民就是每周工作4小时，但要真正达到每周工作4小时，哪怕每天工作4小时，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可能前期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还不一定有人给你付工资。”Jarod认为自己现在的相对稳定都源自最初几年的埋头努力。

茱大莉几乎每天都没闲着，在确定与客户的工作交接时间后，她将吃喝玩乐的时间穿插其中——上午与客户沟通，下午出去玩，晚上高效工作。这样的工作状态极其考验一个人的自律性，无人监督的环境下很容易陷入整天无所事事的状态。

茱大莉的父母辈比较难理解和接受数字游民的概念，所以她到现在也没有正式告诉家里人自己成为数字游民：“如果家长们不认同，甚至会对你造成很大压力的话，就没必要把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带给他们。”

Jarod从小比较独立自主，开始数字游民生活之后，他比较在意的就是妈妈的态度。起初，妈妈以为Jarod辞职是因为工作累了，需要休息一阵子。后来，她知道Jarod选择了数字游民这样一种不上班的生活方式，并没有阻挠，认为孩子过得开心就好。但她始终不理解儿子在做什么，担忧到处旅游、写东西是否真能有收入。她虽然没有明说让Jarod找工作，但还是会把诸如公务员考试的推送链接转发给他。

后来，Jarod凭借数字游民部落的收入支撑起了自己的日常开销，而且生活上一直自由快乐，他妈妈也就停止了推送的搬运。近年来短视频兴起，Jarod尝试用这个妈妈懂得的事物跟她解释：拍这些视频的人也不是义务劳动，创作者是能赚钱的。

异国游民生活并不都是轻松有趣的，疫情下的迁徙就是个难点。2020年底，在美国的李斯和丈夫想换一个国家生活。当时李斯的护照过期了，辗转了近五个月才拿到新护照。签证的问题随之而来。疫情之下，很多国家的边境没有开放，而且很多国家给的旅行签证时间都比较短，因此可供李斯选择的目的地并不多，权宜之下，她和丈夫最终去了墨西哥。

2020年初，突发的疫情把Jarod和妻子困在了哥伦比亚。Jarod所在的城市麦德林从2020年3月23日开始禁飞，禁飞之前绝大多数主流国家已经封锁边境，无论是回中国还是去妻子Agnes的娘家波兰都没有直飞路线，要途经多个疫情国家，而且两个目的地都不在旅行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如果感染新冠没有任何保险赔付。纠结权衡下，两人留在哥伦比亚，不但经历了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还在异国他乡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这些遭遇没有动摇Jarod做数字游民的信念，毕竟即便在疫情之下，拉丁美洲也有很多探索的乐趣。Jarod和Agnes可以选择在旅游淡季去一些城市景点，曾经“包场”整个海滩。每到一个新地方，Jarod最喜欢在当地街头转悠，默默观察别人吃得最多的是什么，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挖到宝藏美食。

结束一年的南美旅程回国后，丸子里里没有放弃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虽然还要为生计苦恼，但是体验过不受拘束的自由后，丸子里里宁愿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也不再考虑进入企业做朝九晚五的打工人。疫情暴发两年来，丸子里里大多时间生活在云南、新疆等地，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她2022年的计划是去欧洲读书，她相信，这完全不会影响自己的电商收入。

在Jarod眼里，做数字游民虽然门槛很高，但非常值得追求。他提到美国移动电话先驱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的名言：“人类最初的生存状态就是游民，这可能是人类最自然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