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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些个人内在偏好对实际犯罪行为的预测能力非常强，特别是风险容忍程度、缺乏耐心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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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

责任编辑｜朱力远

在法治社会，侵犯公私利益，违反法律，很显然要受到惩罚。但是，依然会有一些人犯罪。从理论上推理，相比那些处在类似情境中的人，实施犯罪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可能反映了他们内在的一些独特的行为偏好。比如，他们可能觉得犯罪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很多，或者，犯罪的成本对他们而言很低。

最近，丹麦的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尝试验证了什么样的人更容易犯罪。他们发现，一些个人内在偏好对实际犯罪行为的预测能力非常强，特别是风险容忍程度、缺乏耐心等特点。风险容忍程度更高的人意味着他们喜欢冒险。研究发现，对风险容忍程度最高的人，相比那些对风险最厌恶的人，犯罪倾向可以高出近10个百分点。对于这些人，即使增加惩罚的力度和追责的确定性，他们也是最没有什么反应的。因而，指望靠震慑来预防犯罪，对这部分人来说，不是那么有效。这一研究2022年1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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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冒险是把双刃剑

除了风险容忍程度外，缺乏耐心对犯罪倾向的预测力也很高。这些发现是结合了行为实验和犯罪记录得出的。其中，行为实验模拟了投资和收益中如何应对风险和等待时间等问题。共有16种做选择的情景来测试参与者的行为偏好。比如，一个选择场景是这样的，参与者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在八周内直接得到250丹麦克朗（大约相当于40美元），或者选择把全部或部分钱先存起来，然后在16周后以2.4%的利率连本带息一并拿到手。其他情境还包括拿全部或部分钱去买彩票，以博取在24小时内获得更高收益或遭遇较大损失。这些实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个人对冒风险的容忍程度和耐心等待收益的情况。

钱是直接通过移动支付分发到手机上的，很方便，而实验的参与者均为当地十八九岁的青年。共有超过1.3万人收到邀请参与，最终有39%的人接受了邀请，参与了这个行为实验。研究人员还统计了他们的年龄、性别、学习成绩等信息，调查了他们的利他性和自我控制能力等，获得了这些青年多方面的个人情况。随后，还调取了官方犯罪记录，获得了他们在15岁至20岁之间的犯罪情况。这些罪行都是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交通违规等只需缴纳小额罚款的犯罪行为未被包含在内。只要有一次记录即认定为犯罪，经过比对发现，受邀男性的犯罪比例是女性的6倍以上。

分析结果显示，风险容忍程度和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很显著，几乎是线性的关联，风险容忍度每提升10个百分位，犯罪的倾向就会提高1个百分点。其实，爱冒险本身不一定是负面的，2019年，哈佛商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曾在当地的一个创新创业中心调查和实验后发现，风险容忍度高是企业家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相比之下，从事创新的普通员工对风险的容忍度要低得多，而非创始人的其他企业领导对风险的容忍程度介于二者之间。最不喜欢冒险的是不从事创新工作的普通员工。这些内在特质与相应职务的需求有很大关系，企业家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面临着更系统的创新任务和全新挑战，不确定的风险因素更多，需要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较高的风险容忍能力。然而，一旦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更高的风险容忍程度也会成为把人推往犯罪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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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折扣的诱惑

与爱冒险一道，哈佛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还发现，企业家有更强的自我效能和对成就的渴望，对最终实现目标的信心更足。而最新研究中，缺乏耐心是预测犯罪的另一个因素。对于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一些人选择通过冒险的方式更快得到，从而走上犯罪道路。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折扣的现象，它指的是人们对一个客体的价值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折扣，同样的东西，现在就得到跟未来得到，对人内心的冲击存在差别。一个迫切想得到的好东西，比如物质奖励，如果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其对人的吸引力很可能会不同程度地衰减。同样，一个惩罚，如果过一段时间才会实施，那这种未来预期的不好遭遇对人当下的影响就会变小。对于犯罪来说，眼前的利益总是比惩罚来得早一些。而有证据显示，更高的时间折扣对犯罪的预测力更强。特别是在经济犯罪中，早点把利益握在自己手上，避免价值随后打折，对一些人而言很重要。

在冒险和缺乏耐心之外，最新研究通过对参与者成绩的分析，还验证了认知能力对犯罪的预测力。关于智力与犯罪的关系，社会科学家其实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证实智力可以预测犯罪。2015年，芬兰的研究人员对当地80后男性的一项研究就表明，智力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线性的，低智商水平对应着更高可能的犯罪，而且即便变换智商和犯罪的测量方式，这个关系是一贯的。最新研究中对丹麦青年的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成绩的分布每上升10个百分位，犯罪倾向就会下降1.7个百分点。作为最强的预测因子，最新研究特别关注的风险容忍度、缺乏耐心，预测力虽然也很高，但也只达到成绩或智力预测效果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这些预测效果是在尽可能控制了变量的基础上得出的，反映出相关因素在预测犯罪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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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代际传递

然而，这仍然还不足以得出因果关系。毕竟，个体的差异是很大的，遭遇也有所不同，一个人在选择犯罪的过程中，相关的促发因素还有很多，可能会影响相关内在偏向等因素。从既往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来看，早在上个世纪初，已经有研究人员通过同卵异卵双胞胎和收养关系将视角放入家庭这个场域，此后对犯罪者家庭关系的调查也发现很明显的犯罪代际传递的现象，即上一代犯罪对下一代犯罪具有一定预测效果。美国1950年代的对比研究就发现，调查500个少年犯的家庭后，66%的人都有一个犯罪的父亲，而作为对比，调查500个表现良好的学生的家庭，父亲犯罪率只有32%。从家庭关系出发，学者们很早就呼吁关注亲子关系，以及虐待、忽视儿童的社会影响。

而最新研究在跨越半个多世纪后，在丹麦的青年中也发现了犯罪的代际传递现象。当然，就个人特点而言，风险容忍度和缺乏耐心仍然是两个已知的较为显著的预测因素，对犯罪行为再进行细分的话，这些内在行为偏好，对财产、经济类犯罪的预测力更显著，对暴力、性侵、吸毒等犯罪的预测力不那么显著。相反，自控能力对暴力、性侵这些激情犯罪的预测力更显著，对财产类犯罪预测力更弱。这也意味着，对理解和预防办公室等情境里的财产犯罪而言，风险容忍程度、缺乏耐心等涉及个人内在选择的行为倾向值得特别关注。至于暴力、性侵等激情犯罪的预防，提高人们的自控能力，避免走极端，或许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