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

刚住进康复医院时，大宝总做同一个梦：小女儿掉进水里，他跳下去伸出手捞，却怎么都抓不住，急得大哭起来。

惊醒之后，疼痛从右手传来，他才想起自己没了三个手指。

2015年，大宝和一个学徒工搭伴检修机器，他把手伸进下料口操作，同时让学徒把机器调慢，学徒转反了方向，机器猛地加速，把他的右手卷了进去。等他取出手，血已经染红了白色的劳保手套。大宝不敢拿掉手套，也不知道手指到底还在不在，忍着剧痛坐进救护车。等他醒来，大拇指、食指和小指已经被截肢。

手术后，他剩下的指头无法屈伸、手掌不能用力，右臂只能微微抬起。他在苏州打了10年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很少休息。轧一米钢梁能拿到三分钱，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万元，养活一家五口。

失去手指后，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人，生活难以自理，家庭没了收入。那段时间，他困在康复医院，妻子要和他离婚、父亲在老家突发脑梗、公司则不愿全额赔偿。他感觉眼球发胀发昏，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被噩梦吓醒。

日复一日地通勤、打卡、操作机器，再熟悉不过的流程，却偏偏在一瞬间失控了……

工伤

随着制造业发展、城市建设加快，工伤出现了。

据《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2020年共认定工伤112万人，这意味着每天有超过三千人在工作岗位上受伤。按照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发生后，企业先行垫付合规的医疗费用，30天内进行工伤认定。认定后，经过治疗和康复，企业或员工可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根据鉴定评级的结果确定赔偿金额。

（一位脚部受伤的工人）

制造业容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机械操作、长期加班以及缺乏安全培训等原因，导致大量工伤发生。长期以来，企业重赔偿、轻预防、轻康复，期望尽快了结所有纠纷。但对于受伤员工来说，不同程度的残疾终身伴随，重新回归社会和工作岗位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并非赔偿能够解决。

制造业发达、临近香港的珠三角地区最先接受了医疗康复的理念。2001年，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成立，2004年成为全国首家工伤康复综合试点单位。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印发加强工伤康复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但从理念、政策到实际执行，过程非常漫长。

2009年，19岁的叶忠林在东莞打工，连续长时间加班后，不小心被机器切掉中指指尖。治疗三个月之后，他被鉴定为十级工伤，那时，他完全没有听说过康复治疗。

受伤后，叶忠林离开流水线，四处辗转后来到苏州，加入星星家园社工中心，为工伤工友提供必要的帮助。2015年，他与苏州一家康复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医院二楼角落开辟了一个工作站，每周有两天在这里为工友提供心理和职业康复相关咨询。

同年，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发布，明确：“工伤职工经治疗或者康复，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或者停工留薪期满的，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及时向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并按照规定提交有关资料。”工伤康复成为劳动能力鉴定前必须的步骤：鉴定委员会认为伤者已经接受充分医疗和康复后，才能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叶忠林（中）在康复医院向工伤工友了解情况）

企业和伤者普遍都没有康复意识。在江苏，工伤治疗后是否需要进行康复，谁负责告知都没有明确落实方式。以苏州为例，根据江苏省公布的社保数据，苏州2020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数为3.1万人，目前在苏州有一家合作定点康复医院、一家职业病定点康复医院，“这家合作定点康复医院一年接诊的案例约在一两千例”，叶忠林在这家医院开展了六年多志愿服务，根据他的估算，大量工伤员工并没有进入康复环节。

康复治疗

大宝进行第一次手部手术后，听其他病友提起“康复”的说法。“我自己拿手机搜索，然后问医生这医院有没有康复科”，医生告知他们没有康复科，但是可以找个治疗师给他“掰掰手”，“按摩活动了几天，我感觉手明显好一些，和物理治疗师聊天，她说我这需要去专业的康复医院。”大宝四处打听，才搞清楚工伤康复的申请和流程。

（2017年，叶忠林在康复医院和受伤工友进行小组讨论活动）

到了医院，康复医生对大宝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安排康复项目，他可以康复两个疗程，每个疗程三个月。

康复的项目包括物理治疗、电流刺激神经以及其他手部力量和神经的锻炼。第一个疗程后，大宝仅剩的手指力量逐步恢复，手指不再蜷缩成一团。肩膀和肘关节因为事故被机器拉扯造成无法抬高举起，经过日复一日的抬手练习，也能举到肩膀高度。

肢体的好转给了大宝极大的安慰：在康复期间，他曾到上海咨询假肢，碰到一个同样是右手残疾的工友，对方没有进行康复，长期不用右手，从手臂到手指已经严重肌肉萎缩，如同干枯的树枝。

2016年，在苏州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刘超宇摔伤。他站在三米高的可移动钢架上检修空调，移动过程中不慎坠落，右脚跟骨骨折。

术后他自行回家休养，三个月后，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去康复医院进行治疗。“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政府部门打的电话，就按照指示去找医生”，刘超宇自己猜测，也许是他的伤情经过康复后能够降低劳动能力鉴定评级，所以成了政府主动通知的案例。他拄着双拐住进了康复医院，经过两个疗程的康复后，他已经可以抛开拐杖，自主行走。

2017年，他被鉴定为9级伤残，按照常规经验，康复前他的状况应该被评为8级。

康复的好处显而易见。它既能促进伤者最大限度地恢复生活和工作能力，并重返社会，也能够让伤残鉴定和补偿更加客观合理。

在制造业密集的城市，工伤多涉及四肢的骨折、神经受损等。对于这类伤者，康复介入越早越能有效减轻伤残程度和防止并发症。

不同于单纯的就医行为，工伤康复涉及法定程序，需要由企业垫付费用，工伤保险统筹，而双方往往由于缺乏认知、沟通不畅或者陷入纠纷，而耽误康复时间。

2020年10月，钱秋英的手指被轧面机严重压伤。

手术后，她回到公司宿舍待了一个多月，复查时，手指严重粘连，手掌紧紧蜷缩，此时医生才说，她这种情况需要去康复。

（钱秋英的手进行了手术）

公司始终想要尽快摆脱受伤的钱秋英，一开始她要求工伤认定时，公司称：你这不属于工伤，你不是在工地工作。手术结束后，公司又要求她返岗工作，当她提出要去康复，公司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她四处打听，并要求医生出具证明，才迫使公司配合办理了手续。

2020年底，钱秋英住进了苏州的康复医院。因为害怕家人担心，一直瞒着他们，女儿每次要求视频，她都要走到医院楼外，匆匆说几句就挂断，回到病房后，又止不住流泪。

（钱秋英的手心伤痕明显）

那个春节，她是在康复医院度过的，疼痛、孤独和来自公司的冷嘲热讽让她濒临崩溃，一度觉得喘不上气，主治医生进行紧急处理后，应她的要求开了安眠药，整个康复期间，她都靠药物入睡。尽管她小心翼翼地隐藏情绪，她的抑郁还是引来了病友和叶忠林的关注。在他们的建议下，她去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医学科检查，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我以前根本想象不到，那种心慌到不能呼吸的感觉”，46岁的钱秋英把大部分人生投入到了照顾家庭，第一次离家打工就遭遇了工伤。她在苏州没有说得上话的朋友，丈夫在老家从事高压电相关工作，她害怕丈夫分心，没有告诉他。手术后，她住在公司宿舍里，洗衣服只能用左手一点点搓干净，看着自己笨拙的动作，又忍不住掉眼泪。

（钱秋英的诊断证明）

一旦肢体落下残疾，人的信心就会逐渐被生活细节磨灭。

在康复医院，治疗师会引导患者适应伤残后的生活：右手不行，就学习用左手吃饭、玩手机；单脚无法行走，就要练习拄拐。

医院安排了护工给大宝喂饭，大宝总是把人家赶走，宁愿自己用左手一点点吃，“我不想感觉自己是一个废物”。

受伤前，大宝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这也是他底气的来源。少了三个手指后，他断定以后很难找工作，没有收入，愧对父母和妻女。这种担心没等他出院就应验了，先是妻子频繁争吵，甚至提出离婚，过了不久大宝的父亲又在老家发生脑梗。出院后他返回原厂工作，工厂在补偿金额上讨价还价。因为工伤导致的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堆积成一座大山，让大宝觉得自己渺小又无能。

疫情前，叶忠林每周去康复医院进行两次探访，介绍情况类似的工友相互认识，建起工伤工友群，为他们的焦虑和压抑打开了出口。

他和大宝、刘超宇、钱秋英就是在医院认识的，成为他们的倾听者，帮他们恢复自信，了解赔偿标准，直至重返社会。

心理重建

重返社会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康复，更要经历心理重建和职业规划。

国家人社部的相关实施办法中明确指出，工伤康复包括医疗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但目前大部分地区缺乏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的有效途径。在康复医院的治疗大厅，能够看到一些针对职业操作的康复设施，拧阀门、电工操作、小推车训练等，但这对实际就业帮助并不大。

在叶忠林接触的工友中，有明显肢体残疾的几乎很难再找工作，没有明显残疾的，只有隐瞒工伤经历才能找到工作。按照国家政策，雇佣残疾人的公司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公司宁愿雇佣天生残疾的员工，也不愿意要我们这种轻微工伤的，”找工作频繁碰壁之后，大宝认清了这个现实，“他们认为我们以前出过工伤，会不会更容易出事，或者容易和公司有纠纷。”

（2016年，叶忠林在康复医院组织工友了解劳动法等相关知识。）

十几岁出门打工，大宝没有休息的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他负责接送孩子、做饭、做家务。带着女儿逛超市时，他总是把手揣在口袋里，女儿说，快拿出来吧，这样像个小偷。更让他沮丧的是，没有收入，也不敢随便花钱了。

拿到一次性赔偿，大宝高兴不起来。这笔钱不够衣食无忧，更不能供养三个孩子和生病的父亲。他天天在手机上看招聘信息，但不敢去应聘，直到他刷到一条招人给活动充人数的信息，他给残手戴上手套去试了试。

“两小时的活动，给四十块钱，去那坐着就行了，没人问我。那是我受伤后第一次赚到钱，当场结，我去超市给女儿买了一提砂糖橘。”

（大宝用受伤的手拎着砂糖橘，下班后准备回家）

大宝后来做过很多工作，大多是一天120元工资的日结工。有两次，他差一点得到正式工作。在一家废品回收站，他负责搬运压实的废品塑料，五六十斤一筐，他搬得很快，人家看重他能干活，还涨了工资。

但干完第一个月，这家废品回收站被迫关闭，大宝再次失业。

日结工主要是做临时保安，在商业街看门、协助城管工作等等，几乎不需要动手，他也从不把手拿出来。有一次他给一家公司连做了好几天临时保安，公司的保安队长建议他正式入职，他面露难色：“我实话跟你说，我手受了伤，你们公司不会要我的。”对方先是说不介意，要看看他的手，当大宝露出右手，对方愣住了，便说要和领导沟通，第二天就不让大宝去上班了。

右跟骨骨折的刘超宇恢复得不错，离开康复医院后，他在家休养、和公司协商赔偿的同时，开始思考未来工作的问题。

中专毕业后，他从老家河南去广州打工，在皮革厂时认识了同在广州的妻子，22岁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现在孩子都在老家河南，由父母管照。2011年，30出头的他和妻子一起搬来苏州，为了养家，两人都必须工作。

他想起来以前看到过免费技术培训的传单，就跑到苏州的人才中心询问，报名参加了电工培训和叉车操作课程。政府的职业培训是免费的，外地户籍符合条件可以在通过考试后退回学费。他一周去上三次课，每次四个小时，一开始对理论很陌生，进入实操后，刘超宇很快就掌握了。

（2016年底，刘超宇参加了工伤工友小组讨论，探讨就业方向等问题）

尽管拿到了电工证和叉车证，刘超宇仍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工作。他不能久站，也不能干重活，没有电工经验，大多数工厂只愿意让他做普工。

他找到一家工厂，管得不算严，不用久站，拿普工的工资，但做机器维修相关工作。他边做边学，碰到问题请教厂里的工程师，掌握了大部分机器电路维修的方法。

上班那段时间，他白天靠着止痛药工作，晚上回家贴膏药、泡热水，妻子学了按摩手法，帮他放松。工作四年后，今年4月刘超宇跳槽到一家外资工厂，顺利通过面试成了一名技术工，工资比受伤前高。

（康复医院大楼外，叶忠林在和工伤工友聊天）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刘超宇强迫自己高强度康复，最终扔掉了双拐，又学习技术重返工厂，修复被工伤破坏的生活。

刘超宇再就业后，叶忠林时常请他和其他工友交流学习经验、分享工作经历等，但收效甚微。“每个人经历和受伤程度不同，我的幸运在于恢复得好，还有家人的支持，但不能以我的经历去强求别人”，受伤前，刘超宇没想过学习的事，光是每天上班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现在他打算学习自动化编程，适应厂里机器升级自动化的趋势。

（钱秋英下班准备回家，手上的伤痕已经不易被发现）

钱秋英结束康复后，找了一份在快餐店做面点的工作。凌晨四点工作到下午三点，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只是轻伤，可以轻快地捏好一只小汤包，一天下来，手掌隐隐作痛。她仍在和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准备拿到赔偿后返回老家。

工伤让大宝成了惊弓之鸟。洗碗时摔破一两个，也要愣上半天，连过马路也提心吊胆：“也想过买个电瓶车去跑外卖，又怕出事，觉得很危险。”

他感觉身体大不如前，时常莫名心慌，上楼梯时喘不过气。“现在想想以前的工作我就害怕，天天和机器打交道，一天十二个小时，夏天倒一杯水放在旁边，到下班都没有喝一口。”

他不懂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没有想过寻求心理上的帮助，只是一天不空地去做日结：“能挣一点是一点，孩子们要上学，能上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供完了，她们也不能怪我了。再以后的事情，我不敢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超宇、大宝、钱秋英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1]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202107/W020210728376021444478.pdf

编辑：吴家翔、叶正兴

文字：江锦 | 摄影：谢匡时

校对：武宜和 | 排版：李永敏

运营：韩宁宁 | 统筹：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