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必须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对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正在深刻改变经济体系的供给侧。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更明显，并对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具有共享、整合与协同的作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函数的性质和结构。  

因此，数据要素势必深度推动经济体系实现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另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产品与服务形式正在深刻调整经济体系的需求侧。与传统产品与服务相比，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因此，人们对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推动经济体系需求侧的结构性调整。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驱动下，产业发展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产业规模巨大，产业根基深厚，在推动数产融合方面具有扎实的产业优势。  

在广州现有产业体系中，一方面，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其传统产业的规模大，比重高，亟需拓展新的增量空间、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攀升新的价值环节。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使得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尤其是广州的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等特色产业集群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定制之都”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数字产业是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领头雁，日益成为广州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战略引擎。当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广州规模以上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三成。华为、阿里、腾讯、百度、网易、京东、小米等众多头部数字企业快速集聚，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态势初步形成。  

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广州产业发展实际，下一步广州推动数字经济引领型城市建设，需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制高点的首要支撑。要全面梳理数字经济关键“卡脖子”技术，充分发挥广州数字技术科教资源集聚优势，联合港澳知名高校布局数字经济重大科学设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力争在数字技术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性技术成果。要充分发挥市场对数字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人才链实现深度融合。  

第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优势是市场力量优化资源配置的集中体现。要以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作为广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推动各区数字经济集聚区建设，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创新生态系统。数字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在珠三角，数字产品制造业优势主要集中在深圳、东莞，而广州主要在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具有较好的产业集聚优势。要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和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广州深圳数字产业实现双城联动，共同打造成为世界级数字产业创新集群，提升数字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  

第三，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释放出巨大的数字化、智能化需求。一方面广州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巨大。要结合广州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商贸、金融、会展、专业服务、文化创意等重点服务业实现融合发展。要以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为核心，以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家居等行业转型为重点，研究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服务好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尤其是佛山、珠海、中山、江门、肇庆等珠江西岸城市传统产业规模大、份额重，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应该依托自身在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方面的产业优势，面向湾区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打造成为湾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中心。  

第四，加强数字要素市场建设与安全监管。要借助《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推动数字经济市场建设与治理体系完善发展。重点是要围绕数据链全生命周期推动数字要素市场建设，在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政府要大力推动公共数据整合应用和数字经济应用场景释放，推动公共数据分级分类脱敏开放与安全监管，探索穗港澳数据跨境开放共享、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  

第五，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激励机制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只是产品和流程的数字化，更重要的是随着产品和流程的数字化，企业的投资方向、组织结构、价值形成、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组织惯性、企业文化等均将随之而来的发生深刻变革。因此，数字化是企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区域产业体系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如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其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应本着激励相容和分类施策的原则做好机制设计和政策安排。  

（作者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