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留存的文献资料有限，很长一段时间，关于遵义会议酝酿过程、召开时间、组织变动情况等，都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示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这份珍贵的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酝酿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手稿于1985年1月，在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第一次向社会公布。后来党史上很多关于遵义会议的细节都是从这份手稿里获悉的。手稿弥补了原有遵义会议文献的不足，是弥足珍贵的重要档案史料。

手稿是用钢笔书写在20.95cm× 14.7cm的活页纸上，从右到左竖写，左侧有两个装订孔，全文4600余字。手稿原保存在苏联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里，1957年1月被接收回国后，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没有署名，被接收回来后，虽经多方调查核实，仍然无法确定手稿作者。1982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调查人员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经陈云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在收入《陈云文选》时文章标题被确定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长征开始时，陈云是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遵义会议。大约在1935年2月中旬到3月上旬，军委纵队从云南威信到贵州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为了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写下了这份提纲。红军过泸定桥后，陈云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长征队伍，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情况。这份手稿也应在那时被带到了莫斯科。

手稿明确记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手稿为会议时间的确定提供了帮助，“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手稿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

手稿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战略。关于会议对军事指挥错误的批评，手稿记载：“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遵义会议所作的组织调整，手稿明确记载，“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手稿还明确记载：“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供稿）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莫群 林琳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张蓓蕾 郭芳